一觉醒来，已快中午。
打开电脑，收到暖暖的回信。
信上写：凉凉。
你还活着就好。我很好，也活着。
快去吃饭吧。
暖暖在北京。
我洗了把脸，下楼去觅食。
街景是熟悉的，人们讲话的腔调也熟悉，我果然回到家了。
在北京连续八天听了太多捲舌音，老觉得声音在空中不再是直线传递，而是化成一圈一圈像漩涡似的钻进耳里。
我的耳朵快多长一个涡了。
下意识摸了摸耳朵，说：之前让您受累了。
吃饱饭后，又看了一次徐驰寄来的相片档。
视线依然在暖暖的影像前驻足良久。
看完后眼睛有些酸，擦了擦不知是因为眼酸或是难过而有些湿润的眼角。
关上电脑，躺在床上。
再度睁开眼睛时，天已经黑了。
不管是白天或黑夜，我重复觅食、开电脑、看相片、发呆、躺下的过程。
感觉三魂七魄中少了一魂两魄，人变得有些恍惚。
就这么度过第一个完全看不到暖暖的日子。
之后连续两天，我仍然无法脱离北京状态，脑子里有些错乱。
觉得实在无法静下心时，便写E-mail给暖暖。
两天内写了七封E-mail，暖暖也回了我七封。
信的内容都是具体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感觉。
我不会写：台湾的风，在没有你的黑夜里，依然无情地颳着。
暖暖也不会写：失去你的身影，北京的太阳也无法照亮我的心房。
我们都只是告诉对方：正努力活着，做该做的事。
偶尔也起了打手机给暖暖的念头。
现在手机普遍，可随时随地找到人；但也因随时随地，对方人在哪里、做什么事，你完全没概念。
比方说，我在北京第三天时，接到一通大学同学打来的电话。
“现在有空吗？”他说。
“有啊。”我说。
“出来看场电影吧。”“可是我人在北京耶。”“…………”所以我总是克制住想打手机给暖暖的欲望。
一方面是因为电话费可能会很贵；另一方面是觉得没什么特别奇怪的事值得打电话。
如果我在路上捡到很多钱或是突然中了乐透，那么两方面都可满足；既有钱且这种事非常罕见。
但我一直没捡到钱，乐透也没买。
第四天醒来时就好多了，起码想起自己还得找工作、寄履历。
打开电脑后，收到一封陌生的E-mail，岳峰姑娘寄来的。
我跟岳峰的互动不多，算不上很熟，临走前她也没跟我要E-mail。
为什么写信给我呢？
看了看信件标题：想麻烦你一件事。麻烦我什么事？做她的男朋友吗？
只怪我再怎么样也称得上是风度翩翩，岳峰会陷进去算是情有可原。
唉，我真是造孽啊。
打开了信，信里头写：从暖暖那儿知道你的E-mail，请告诉我，你学弟的E-mail，王克要的。
岳峰。
ps. 顺道问你一声好。
有没有搞错？
寄信给我竟然只在ps里问好，而且还是顺道。
我连回都不想回，直接把这封信转寄给学弟。
然后我收拾起被岳峰姑娘戏弄的心，开始整理履历表。
除了早已准备好的学经历及专长的表格外，我又写了简单的自传。
自传用手写，写在从北大买回来的信纸上。
在这电脑发达的时代，算得上是特别吧。或许可因此多吸引些目光。
我一共找了五家公司，自传写了五份。
写完后，连同表格，分别装进五个北大信封里，然后下楼寄信。
三天后，我接到通知我面试的电话。
隔天我便盛装坐火车北上去面试。
果然一见面他就问我：“为什么用北大的信封信纸？”“我是北大校友。”我说，“北大这所学校的朋友，我在那待过半天。”他愣了一下，然后说：“我念硕士班时做过一个研究：喜欢讲老梗冷笑话的人，上班特别认真。
因为这种人没有异性缘、人际关系也不好，工作便成了唯一的寄託。”我不知道这代表好或是不好？心里颇为忐忑。
“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过了一会，他说。
“越快越好。”我说。
“那就下星期一开始。”“没问题。”我找到工作了，没什么特别兴奋的反应，好像只是完成一件该做的事。
后来又陆续接到两通电话，我都以找到工作为由回绝了。
反正对我这种专业的社会新鲜人而言，工作性质都是类似的。
我找好了新房子，准备北上就业。
收拾好一切，该打包的打包、该装箱的装箱、该留下的留下。
暖暖送的笔筒安稳地躺在随身的背袋里。
昨天已约好了搬家公司，他们一个小时后会到。
电脑最后才装箱，因为我打算再写一封E-mail给暖暖。
我信上写：暖暖。
我找到工作了。
我得搬家，搬到新竹。（台湾只有新竹，没有旧竹）
安顿好了，会把新的地址告诉你。
凉凉在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