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四郡酒泉、武戚、张掖、敦煌就是这样发展而成的。西汉为了加强边防，保护丝路交通的畅达，除了在河西走廊列四郡，移民实边，设立屯田，修缮驿亭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修筑长城。
公元前ω年，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都护衙门是汉朝驻西域军队的总指挥部，也拥有控制和调节西域各国的广泛的政治权力。公元前48年汉朝在车师（今吐鲁番）地区设置戍己校尉，管理电田和防务，隶属于西域都护。有了这样可靠的保障，汉朝与西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首帮、豆、麻、瓜、蒜、桃等陆续被引往东土；西域的马、骆驼也源源西来；汉朝的丝绸、铁器以及铸铁、凿井技术传到了西域。
西汉王朝在西域的励精图治，利用和平和战争的双重手段，确保了中西交通的畅达。丝绸之路此时全线开通，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步人新的发展阶段。
（三）班超出使，丝路复通
东汉王朝继续发展与中亚、西亚、南亚和东邻国家的友好往来。西汉时期开通的连接汉朝与这些地区的陆路、海路的通道，仍然是当时双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西汉未年，新莽政权时，匈奴又一次使丝绸之路的交通中断。这样东汉王朝同中亚、西亚地区的直接交往就曾一度隔绝。东汉建立之初，政事甫定，无暇西顾，光武帝不得己拒绝了西域各国重建西域都护的请求。“击匈奴，通西域”成为汉代政权稳固后亟待提到议事日程上解决的问题。明帝时东汉发动了对匈奴的征讨。公元73年，班超随统帅窦固出击北匈奴，不久奉命率吏士三十六人赴西域。他攻杀了匈奴派驻部善的人员，有了后世流传的“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的故事。此后又废亲附匈奴的疏勒王，巩固了汉对西域的统治。汉章帝初年，北匈奴在西域反扑，班超在疏勒等地坚守。从公元87年到公元94年，班超陆续平定了莎车、龟兹、焉番，并击退了大月氏的入侵，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在班超任西域都护的十年中，东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稳固，五十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
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西行一直到达条支海边，那时中国的丝绸已输入大秦，安息为了转运丝绸，不愿东汉与大秦直接交往，所以正当甘英准备渡海西行，安息人极言渡海之难，劝说甘英放弃西行。甘英望洋却步，中途而返。直到166年，大秦派使臣由海路来到汉朝，才使东汉
与大秦建立了联系。甘英通大秦的足迹延伸至波斯湾，甘英是此前中国向西行最远者，成为历史上探辟欧亚交通的第一人。
班超回京后，由于新任西域都护治理的失误，公元105年，西域又叛。此后，匈奴又复收属诸国，丝绸之路又一次被隔断。班超之子班勇向朝廷建议，必须恢复对西域的经营和治理，这才是安边长治久安之策。汉安帝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经营西域。班勇在西域的成功经营，消灭了北匈奴的残留势力，结束了汉与匈奴的战争，巩固了东汉对西域的有效管理，丝绸之路又一次畅通，从而带来了商业和文化交流的繁荣，早在西汉后期，发祥于天堂的佛教就已传人中国。到东汉初期，佛教更加流行。汉朝在洛阳修建寺院，供来自印度的僧人传教和翻译佛经，佛教在汉朝的传播更为广泛，而这完全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畅达。
（四）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和路线在西汉时就已基本形成格局。丝绸之路横亘亚欧大陆，即是东西走向，又南北交错，是一条线路相互连接的通衙大道。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洛阳），西到罗马，全长万余里。丝绸之路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段，主要有：
1．丝路东段
丝路东段，东起长安（洛阳），西至敦煌所辖的阳关和玉门关。东段又分为陇右道和河西道两部分。
陇右道是从西汉首都长安（东汉京都洛阳），到甘肃中部地区黄河岸边诸地。河西道是河西走廊，它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东起乌硝岭，西至敦煌。
武威是丝路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古称姑癫，它地扼河西走廊的东口，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商业贸易重镇。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后，武威得到迅速发展。今天武威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这里出土的铜奔马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自张掖西行至酒泉郡，这里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镇，在今天酒泉市重修的鼓楼上的题字，我们便可以得知酒泉当时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地位“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从酒泉西行至敦煌，敦煌是汉代西北地区军事、政治和商业贸易的重镇。从敦煌
向西，便是玉门关和阳关。
2．丝路中段
丝路中段从敦煌出玉门关、阳关至葱岭。由于地理自然条件的缘故，这段线路又分为北道、南道、新北道。沿天山南麓和塔里木河西行的通道为北
道，东起阳关，西至部善；沿昆仑山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西行的道路为南道，东起玉门关，西至疏勒；新北道是西汉末年开辟，东汉形成的一条通道，东起玉门关，西至乌孙。
3．丝路西段
丝路西段是指葱岭以西经中亚、西亚直至欧洲的道路和南至巴基斯坦、印度的道路。
三、政权割据与丝绸之路的曲折发展
中国历史的脚步进入公元3世纪20年代至公元6世纪80年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林立，黄河流域处于大动乱和民族大融合之际，丝绸之路在长达360年的历史纷乱中曲折发展。同时，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特征。
魏晋时期，西域诸国直接与魏晋王朝开展经济交流，东晋十六国时，西域诸国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割据政权保持着经济往来，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
又与南北两个王朝有着贸易往来。
魏晋时期，敦煌是丝路交通的咽喉要道，西域诸国前往中原的商旅云集此地。东晋十六国时期，建立在西北部的前秦和割据黄河以西地区的“五凉”政权，与西域保持着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敦煌已成为中西商贾和商货的集散地，是“华戎所交”的中心。河西走廊各地都设有商市进行贸易活动，一些较大的城市中的市场有时都无法满足交易者的需求，于是有的城市便设立多个市场，如酒泉便有“东市”和“西市”。
北魏建国后，就派使前往西域。中亚各国的贡使、商人常聚集在平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将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洛阳更成为各国商人的基萃之地，“天下难得之物，威悉在此”，设有多个国际贸易市场。由于北魏国力的强盛，确保了通向西域的道路，对西域诸国行使着有效地管辖，保持着紧密的政治经济交往。来往于西域和洛阳之间的使团络绎不绝，不断地将西域诸国的商品带到洛阳销售，又不断地将在洛阳采购的丝绸等商品带回西域，丝路交通十分繁贮。
当然，依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丝绸之路虽然是十分繁荣的中西通道，但也是极为艰苦的旅程。路途遥远，气候多变，地形复杂，南朝时往返于丝路之间时间长达数月。但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商业利润，众多的商贾也就置生死于度外，在丝路上来往不息。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商业交往，中西文明
由此互通有无，中华文明也才有了在历史上独特的影响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进入鼎盛期。佛教是经西域向东传播，丝路沿线上便出现众多的佛教石窟，这是丝路交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结晶。这些石窟中著名的有：克孜尔石窟、吐鲁番石窟、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须弥山石窟、泾川南石窟、麦积山石窟、庆阳北石窟和龙门石窟。佛法东传的同时，中国的僧人也西行求法，例如东晋的高僧法显便赴天空留学。
四、丝绸之路走向繁荣
隋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的统一，通达的政治统治，开明的民族政策，豁达的文化胸襟，使得隋唐帝国成为当时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也在大一统的朝代进入全盛时期。唐朝中在吸收大量外来文化的同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也远播各国，促进其他国家的繁荣和进步，
唐朝的西部疆域超过了汉朝，统治更加稳固，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诗人张籍在《凉州词》中描写了丝路交通贸易的繁盛，诗中写道“边城暮雨燕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应驮白练到安西。”
高宗至玄宗时期，从事国际商贸的昭武九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中介使命。昭武九姓是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泛称，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姓。粟特人素以经商闻名，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当时的碎叶、浦昌海（罗布泊）、西州、伊州、敦煌、肃州（酒泉）、凉州（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有昭武九姓的聚落。他们不仅在经济交流而且在文化交流中都起到重要作用中他们的袄教、摩尼教以及中亚音乐舞蹈与历法传人中原，同时中原丝绸、造纸术传人西方。隋朝的七部乐中的安国乐，唐朝的十部乐中的安国乐、康国乐，石国的胡腾舞、拓技舞，康国、米国、史国的胡旋舞，都是经由他们之手传入中原。
唐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也是唐代国际性商业贸易的两大都会。长安城规模宏大，气势宏伟，交通发达，商贾云集。东西两市，人流不息，热闹非凡。东都洛阳，货物倍至，百商咸集。
隋唐时期丝路交通更为畅达。隋初，吐谷浑和突厥游牧于西北地区，占据丝路要道。隋文帝通过和亲，使突厥附于隋朝。隋炀帝即位，西巡河西走廊，与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会于张掖。炀帝的行城和观风行殿令当地人民叹为观止。610年，炀帝又在洛阳为来自西域的使者和商人开设了盛大的百
戏场。演出人员多达万余人，声闻数十里，从正月十五日开始，连续演出长达十五天。到唐太宗时，西北各族又推举唐太宗为“天可汗”，为天下共主，647年，唐太宗开辟“参天可汗道”，草原丝绸之路也随之全线开通。
五、丝绸之路的转折
两宋时期，中国的政治仍呈现出多中心的局面，丝路交流也处于曲折发展阶段。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多中心状态的形成，其势力间的相互消长，直接影响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宋、金、西夏沿丝绸之路黄河一线展开争夺，丝路交通一度受到阻隔。到南宋时，由于北方的沦陷，海运兴起，对外交往必须通过海道，因此泉州、广州、明州迅速发展，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形成了通往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渐渐失去了东方西方丝绸贸易主要渠道的历史地位。丝路的这种转折也对以后中西交往、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
北宋京都东京开封是北宋时期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水陆交通枢纽。两宋时期同西域的交往，主要是以北宋和辽为主。西夏和吐蕃是丝路沿线的地区，因此他们同宋和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交通的畅达。
汉唐以前，中原与西域的经济往来基本上以贡赐和互市贸易为主，两宋以后，茶马贸易日趋成为经济往来的主要方式。唐代茶叶巳传人吐蕃，此后经草原丝绸之路传人回鹊。回鹊每年用马匹来交换大量的茶叶、丝绸和其他产品，除了部分自己消费外，其余的则转运到西域、中亚以至西方各地进行销售。
六、欧亚交通与丝绸之路
元代时丝绸之路的发展伴随着蒙古汗国疆域的扩大和元帝国统一全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西域统治的确立，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的联系，对丝路的畅通和延伸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古老的驿运制度同西方的道路运输进行交流和结合，中国和西方的使节、商人、探险家、旅行家东来西往，络绎不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所留下的《马可·波罗游记》便生动的反映了当时丝路交通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