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相同的本性，对秩序的热爱，对条理美、艺术美和创造美的重视，常足以使人们喜欢那些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当爱国者为各种社会政治的改良鞠躬尽瘁时，他的行动并不总是由对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的幸福所怀有的单纯的同情所引起的。一个热心公益的人赞助修公路，通常也不是出于对邮递员和车夫的同情。爱国者们为改良社会面貌和政治领域而鞠躬尽瘁的行为，也未必出自对受惠者的单纯同情。同样道理，立法机关通过奖金或其他政策鼓励麻线或呢子生产，也谈不上是同情穿麻布或者呢子服装的人，更不是同情纺织品制造者或者经销商的善举。政策的进步、贸易与工业的发展——这些高尚的、安邦定国的大计，总会让我们兴奋，而所有对它们有好处的事情也相应地使我们感到欣慰。因为它们是我们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国家机器协调又迅疾运转的动力。如果这个体制存在着各种障碍难以正常运行，那我们自然也无法安宁，而如果看到这个如此重要的体制正在日益完善，则我们必定也会欣慰不已。那些规章制度之所以得到我们尊重和景仰，原因就在于它能使生活在它之下的人们过得幸福和安康，这也是它们唯一的用处所在。有时或是出于某种对制度的认同，或是出于某种对艺术及发明的热衷，我们好像不看重目的而更看重手段，并且希望使我们的同胞更加幸福。这应该是为了把良好的、规范化的制度推向完美，而不是关注民生疾苦。有些人天生热心于公务，在其他方面就显得不那么慈悲为怀了。这些自相矛盾的方面很容易在每个人身上发现。就像俄罗斯古代那个鼎鼎有名的立法者，谁能比他更没人情味而又热心公益呢？还有，慈悲为怀的不列颠国王詹姆士一世对民族的利益与荣耀毫不关心。有人生来就不思进取，你如果告诉他，阔人们过的是如此安逸舒适的生活，不受日晒雨淋，不用挨冻受饿，不用劳苦穷困，他往往听不进去，丝毫不会产生作用。如果要成功说服他，你就得给他认真描述阔人的豪宅里厅堂如何宽敞，陈设怎样豪华；甚至得逐一讲明各种陈设的用处，说明所有侍从的数量、级别和不同的分工。只有这些才能对他产生影响，可这其实也不过能使他衣食无忧而已。同理，如果你打算通过空谈经邦济世之乐，或者描绘理想臣民的快乐生活而劝说一个自私的家伙去关心公益事业，必定会徒劳而返。你想要说服他，就要向他认真说明伟大的社会政治体制带来了以上种种好处；社会各个部分间的依赖互助关系；如何可以把这种制度成功引进自己的国家，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运转得平稳而高效。大概没有人会听了这个而无动于衷的，最起码他会暂时振作起来。因此，各种政治研究——如果它们是正确的、合理的和具有实用性的话——都是最有用的思辨工作。甚至其中最没有说服力和拙劣的研究，也不是全然没有效用的。它们至少有助于激发人们热心公益的精神，并鼓励他们去寻找增进社会幸福的办法。
论效用性表现赋予人的品质和行为的美，以及这一种美在何种程度上被看成原初的赞同原则
效用性是人的品格与行为之美的源泉，而这种美的概念则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发自内心的赞同。与艺术品或者国家机器一样，个人和社会的幸福也受到人的品格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具有审慎、公平、顽强、朴素的品格，那么他自己和别人都会感到满意。反之，莽撞、懒惰、懦弱以及贪杯好色不仅会使自己一事无成，别人也受连累。相比之下，前者的心灵具有所有那些属于为了达到最令人愉快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最完美的机器的美；后者的心灵具有所有那些最粗劣笨拙的装置的缺陷。哪一种政府机构能像智慧和美德的普及那样有助于促进人类的幸福呢？所有的政府只是某种对缺少智慧和美德的不完美的补救。因此，尽管美因其效用而可能属于国民政府，但它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属于智慧和美德。相反，哪一种国内政策能够具有像人的罪恶那样大的毁灭性和破坏性呢？拙劣的政府的悲惨结果只是由于它不足以防止人类的邪恶所引起的危害。
各种品质看起来从它们的益处或不便之处得到的美和丑，往往以某种方式来打动那些用抽象的和哲学的眼光来考虑人类行动的人。当一个哲学家考察为什么人道为人所赞同而残酷遭到谴责时，对他来说并不总是以一种非常确切的方式来形成任何这种有关人道和残酷的特别行为的看法，而通常是满足于这些品质的一般名称向他提示的那种模糊和不确定的思想。可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一种行为的优劣才会显而易见。同样，只有面临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才能明确意识到自己和行为者的感觉是否一致。当感受一致时，我们会对他产生感激，反之则憎恶。正如我们抽象地思考美德与邪恶时，不同品质引发的那些不同的情感就模糊不清了。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对美德带给人的欣慰或罪恶带给人的灾难留有最深刻的印象，远远超过了对其他品质的印记。
效用性使人产生快乐这一道理最早是由某位别出心裁的论者阐述的。他认为我们直觉产生的这种效用性的美是全部美德的本源。除了对自己或别人都有意义的内心品质之外，没有再可以称为美德的东西了。同理，邪恶的定义也是如此。我觉得对于个人或社会的效用性来说，本性似乎决定了我们的好恶，这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这种想法并不是我们思考问题的首要原因。我认为效用性或危害性决定了美与丑的本质，而这种情感只是由于对美与丑的知觉而得到强化，完全不同于知觉。
首先，对于美德的赞赏似乎不可能同我们赞赏某幢使用方便且设计良好的建筑物时所具有的情感相同；或者说，我们称赞一个人的理由不可能与称赞一个橱屉的理由完全相同。
其次，我们将发现任何内心气质的效用性很少成为我们赞同的最初根据；赞同的情感总是包含有某种合宜性的感觉，这种感觉和对效用的直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在被认为是美德的所有品质中见到这种情况。根据这种分类，那些品质因为对我们自己有用而在一开始就受到重视，也因为对他人有用而受到尊重。
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品质是高明的品质。只有靠它们，我们才能高瞻远瞩，预见利害。其次是控制自身情绪的品质，靠它们我们才能忍受暂时的痛苦，或放弃暂时的快乐。而审慎的美德则正是由以上这两点构成的，而且对任何人来说，它们都是最有用的一种美德。
高明的智慧之所以为人称道，不仅是因为其有利，更因为它的正义、恰当和精确。就像艰深而晦涩的数学乃至高等数学领域，大家所以觉得它伟大，并非认为它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只因它最能体现人类智慧的伟大。大众和个人未必懂得科学的具体作用——虽然这一点要证明也不太容易。这种品质是很难坚持的，特别是面对那些对新事物既无知又自命不凡的人的责难时。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有时会对自身一时的欲望进行压制，以便其在其他场合能得到更充分的满足。也正因此，这种自我控制力在效用性和恰当性方面受到我们的称许。而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得益于基本能保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对于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来说，一周乃至一年以后的快乐毫不逊色于眼前的欲望诱惑，因而如果我们为了眼前的一时之欢而牺牲将来，在他看来简直是荒谬而不可理喻的。而如果我们能通盘考虑，为了将来更大的快乐而牺牲眼下的一时之欢，则会因为这种自律性而得到旁观者由衷的钦佩。十年后预期的快乐或许与眼前的快乐相比微不足道得多，可对前者的追求能带来尊敬与钦佩，而对后者的追求则往往导致我们身败名裂。通常，我们会赞许那种为了获得遥远但巨大的利益而牺牲安逸、辛苦劳作的人。就像俭朴、勤劳和毅力虽然都只是为了获得财富，可仍然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许。有时，赞许之情甚至会上升为尊敬和仰慕，这也推动着那位行动者继续前进。这是一种人类感情上难得的共鸣——特别是从人性的种种弱点来看。
前面我们探讨了人道及公平的特征，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对这些品质的赞许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事人和旁观者情感的共鸣。实际上，在对他人最有用的品质中，除了人道和公平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
慷慨、关心公务与正义一样都是建立于恰当性这一相同的基础之上。表面上看，慷慨和人道拥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却并不具有同一性，即不会出现在同一人身上。若人道属于女人，慷慨则属于男人。女人的特征是温柔体贴，而非慷慨大度，要让她们做出大手笔的捐献是最不容易的，这一点民法典的立法者早就发现了。通常，人道感情产生于旁观者对当事人的强烈同情之心，从而使他们休戚与共。因而，即使最人道的行为也不必否定自我、克制自我或者追求恰当的努力，只需与强烈的同情心相联系即可。而慷慨则不同，没有人生来就慷慨大度，愿意为上司或朋友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虽然有人即使在一个职位上干得很舒服，却因为有能力比自己更强的人存在而自动让贤；也有人为救助别人的生命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他们这样做却并非出自人道，亦或真的大公无私，而只是从他人而不是自己的角度出发，以别人的眼光看问题。因为对于别人来说，好人的这种出手相援肯定比只靠自己好得多，而助人者自己恐怕不会这么想。所以人们在为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时，一般是从旁观者的身份来考虑取舍的。例如，一个士兵为了保护上级而牺牲了，假设他自己本来没做错什么而长官牺牲了，他不会有太多的想法的，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可是当他的目的是得到客观的旁观者的理解和赞许时，他就会觉得，对于每个战士来说（除了他自己），上级的生命要比自己的宝贵得多。因而认为，当为了保护上级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时，任何一个公正的旁观者都会对他的行为表示肯定的。
对公共事物的关心也是如此。假如一个军官为了使君主的领土得到微不足道的扩张而送命，并不意味着这个军官觉得自己的生命不比新领土有价值。对他个人来说，即使为祖国征服对方整个国家，也不如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他在对比这两者时，用的是他为之战斗的整个民族的目光和心态。众所周知，对于民族来说，战争的胜利远远高于一个人的生命。当他这么想时就会觉得，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他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值得。由此可见，英雄主义最普遍的体现就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恰当感而对个人自然感情的成功抑制。例如，许多可敬的英国公民平时若只从个人角度看问题，会觉得米诺卡民族的覆灭还不如一个几尼的损失更令人揪心。可一旦保卫那座要塞成为他们的责任，他们则会为之万死不辞。还有因为阴谋推翻罗马刚刚确立的自由而把自己的孩子们处决了的布鲁图斯一世。他要是只考虑自己的心情，似乎有些因小失大，因为相对于他最宝贵的儿子们的性命，罗马有可能受到的损失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布鲁图斯并非以一个父亲而是以一个罗马公民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儿子们，从而大义灭亲。而对于一个罗马公民来说，他的儿子们的性命哪怕与帝国最微小的利益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与其说我们的钦佩之情出自这些行为的效用性，不如说是出自其不寻常的，因而是伟大、高尚的恰当性。毋庸置疑，当我们考察这种效用性时，它又赋予了这些行动以一种全新的美，从而使其进一步得到我们的赞美。但这种美并非显而易见，而要经过严密的思考才能体会到。
可以看到，就赞同的情感来自美的效用这种观念而言，它和其他人的情感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可能的话，一个人同社会没有任何联系也会长大成人，他自己的行动仍然会因其所具有的不同倾向而使他感到适意或不愉快。他可以在谨慎、节制和良好的行动中觉察到这种美，而在相反的行为中感受到丑恶；他可以以我们在前一场合用以看待一架设计良好的机器的那种满足，或者以我们在后一场合用以看待一个非常笨拙粗陋的发明的那种厌恶和不满，来看待他自己的性格和品质。不过，由于这些概念非常精细、微妙，只与人们的爱好相关，而所谓爱好又正是建立在这些概念的恰当与否之上，所以它们不会被一个处于孤独痛苦中的人察觉。因为在融入社会之前，他无法把二者联系起来，也不会为了这方面的缺陷而惭愧，抑或因相反的情况而得意奋发，更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惩戒或得到奖赏。所有这些情感意味着一些别人的想法，他是感觉到这些情感的人的天生的裁决者；并且只有通过对他的行为的仲裁人的决断抱有同感，他才能够想象出自我欣赏的喜悦或自我谴责的羞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