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在门前玩儿。他向前走，两只手伸到后面来牵住我的两只手，算是拉黄包车。我一摇一摆跟着他。他嘴里叫唤：“黄包车来了，黄包车来了。”
忽然一辆脚踏车从里门口闪进来。我并不特意去看，可是知道骑在车上的准是住在我们西首的那个日本孩子。不过一眨眼的工夫，脚踏车已经到了我们身边。为要让开我们这一辆“黄包车”，那日本孩子把车柄向左旋转。不知道怎么样，他旋转得不得法，车身却向右翻转来。他赶忙跳下车来，这就撞到了我们的“小黄包车夫”。
“哇……”弟弟哭了。他的胸脯贴在地上，两只手支撑着，两只脚一上一下地乱动。
我有点儿动怒。用两只手托着弟弟的胳臂，把他扶起来。啊，刺眼的鲜红!他的张开的嘴唇涂着一腔血。
“对不起，对不起，”日本孩子用中国话表示歉意，同时把脚踏车靠在他自己门前的墙上。回转身来，看着鲜红的血，他也慌了，满脸胀红，直到颈根。他想了一想，说：“我去拿冷开水，冷开水。”就达达达跑进他家里去。
一会儿冷开水拿来了，还有消毒棉花。他蹲下身子，用棉花蘸了冷开水，在弟弟的嘴唇内外轻轻地擦。弟弟还是“哇……”地哭，豆粒大的泪珠一颗颗滚下来。这时候我好像医生的一个助手，把弟弟的后脑勺托住，使他的面部仰起一点儿，同时安慰他：“不要哭了，一点点痛算得什么呢?”
“还好，还好，”日本孩子把弟弟嘴唇上的血擦去之后。放心地说。的确还好，只上唇和下唇的粘膜各有三四分宽的一处破碎，鲜红的血还在渗出来。
妈妈听见声音跑出来了。她问明了原因，又知道弟弟并没受到旁的损伤，就拍着弟弟的身躯说：“你再张大了嘴哭，血要出不止哩。不要哭吧，我们进去看图画书去。图画书上有高背心的骆驼，长脖子的鹿，很好玩的。”
弟弟听见图画书，渐渐停止了哭，一只手擦着眼睛，一只手牵着妈妈往家里走。
日本孩子挺直了身子，又诚恳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时候我的怒气已经消散了。我回答他说：“你不必放在心上。你也并不是有意的。”
“当然并不是有意，不过你弟弟吃这个小苦头，总是我累他的。”他说着不纯熟的中国话，态度像一个在先生面前悔过的学生。
第二天傍晚，他到我们家里来看我弟弟。带来四个嫩绿色的饼，算是送给我们的礼物。
弟弟的嘴唇已经结好了，留着两个殷红的瘢，他看嫩绿色的饼很可爱，就取一个在手里。
日本孩子说：“这是日本的东西，皮子和馅儿都是豆做的。味道还清美。你们尝尝看。”
我请他自己也吃一个。味道的确不错，比起我们的月饼来，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真够得上“清美”两个字。
从此之后，我和他遇见了常常随便谈话。我才知道他是生在上海的，在一家日本书店里当学徒。他父亲在一家日本的什么铺子里做伙计，到上海来将近二十年了。
他告诉我日本的种种风俗：门首放着斜劈的青竹竿是什么意思，屋顶上矗起鱼形的布袋子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住在日本的他们的亲友的苦况：做伙计的找不到职业，种田的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东西。
我也把我家的情形告诉他。因而说起“一二八”那一回打仗把我家什么都毁了，光剩几个人没死。像小鸟做窝一样，今天衔一根柴，明天衔一棵草，我们把家从新建立起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真像一个家，有了箱子没有橱，有了棉的没有夹的。
“我们也一样!”他激动地说。“那时候我家住在宝山路旁边，炮弹把我家什么都毁了。比起你们来，我们这场灾祸尤其没有名目。你们算是为国牺牲，我们算什么呢!”
“你们当然也是为国牺牲口罗。”我顺口这样说。
“这是你挖苦我了。他们胡闹，他们喜欢强盗行为，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呢!”他的声音有点儿发抖，他的眼睛里含着愤怒。
我抱歉地说：“请你原谅吧，我不应该这样说的。总之，你们的牺牲和我们的牺牲，都得上在那批喜欢干强盗行为的人的账上。”
“这样说才对了，”他点点头。接着他又恨恨地说：“日本人中间有那批人，是日本人的羞耻!我是一个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我真实地觉得对不起你。”他说着，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心里着实有点儿感动，可是我回答他说：“你觉得对不起我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总得锻炼自己的力量，用力量对付那批人，使你再不用觉得对不起我。”
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些，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们也得锻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我们东首那家人家搬走了。过了三天，就有新搬来的。搬来的东西有矮矮的紫檀几，铺地用的厚席，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家。随即看见我们的新邻居只有夫妻两个，没有小孩。男的浓眉毛，高颧骨，连鬓短髭须。女的很瘦弱，涂了满脸的粉，一副可怜样子。
后来就难得看见那男的。只是女的出去买东西，提了水桶冲洗门前的一段水门汀地。据西邻的日本孩子告诉我，他打听明白了，那男的是什么会社里的高级职员。
一天夜间，我睡熟了，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砰!砰!砰!”好像木匠在拆板壁，抡起斧头死命地敲。我张开眼睛看，妈妈起来了，衣服没有扣整齐，手里抱着缩做一团的弟弟。爸爸的声音在亭子间里，带着怒气问：“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回答是“砰!砰!砰!”还有叽哩咕噜的许多话，听不清什么，可是辨得出那是骂人的调子。
我赶忙穿衣服，下了床，向亭子间跑去。虽然妈妈阻止我说：“不知道是什么蛮横的人，你不用去看。”可是我并没有听从她。
我从亭子间的窗口望下去，看见一个人像理发匠捶背似地在敲我家的后门，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路灯的光照着他的脸，浓眉毛，高颧骨，正是我们东首的新邻居。他的脚步有点儿站不稳，敲了一阵，身躯摇了几摇，就向前直撞，不得不伸起两条胳臂来支撑住。
“半夜三更，你来敲人家的门，做什么?”爸爸提高了嗓子问，完全改变了平时的声调。
又是一阵“砰!砰!砰!”大概他的手觉得痛了，换了脚踢。门框震动，波及亭子问的墙，好像就要坍下去似的。他的嘴里沸水壶一般翻滚着日本话，我们听不懂。
这时候里里的人听见声音出来了，男男女女聚了二十几个，中间有几个日本人，西邻那孩子的父亲也在里头。他走过来同浓眉毛搭话。浓眉毛这才摊手摊脚地回答他，一会儿指指我们，一会儿向空中举起他的拳头。
西邻那孩子的父亲听明白之后，他用中国话告诉我们，说那人来敲门，为的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孩子骂了他家“东洋乌龟”，特地来找大人论理的。
这个话真把我气得要死。孩子，我们家里只有两个。弟弟年纪小，独个儿不会出门。那末骂他家的就是我了。我为什么要骂他家呢?讨一点儿嘴上便宜，学那种孱头的行径，我是向来不干的。我就对爸爸说，我决不说谎，我没有骂过他家。
爸爸托西邻那孩子的父亲告诉那人，凭正直的中国人的名义答复他，我们没有骂过他家。
那人显出不相信的态度，脸红红地说了许多话，接着又回身敲我家的后门。几个日本人商量了一会儿，走近来把他扶住，大概向他说些劝慰的话，同时推推挽挽地送他进他家的后门。
人散了。各家的门咿呀地关上。只听隔墙的楼梯蹬得腾腾地响，打着骂人调子的日本话滔滔不绝。
我们受了这一场诬赖，心里都感觉不痛快，重行睡到床上，一时睡不熟。忽听“拍!拍!”两下，是手掌打着皮肉的声音，随即有呜呜咽咽的女子的哭声。“拍!拍!”又是更重的两下，哭声突然尖锐起来，拖下去转作震荡的调子，可以想见那个满脸白粉的女人正在打滚呢。
我听，听，听，哭声渐渐模糊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去，西邻那孩子正骑着脚踏车出门，看见了我就下车来和我一同走。他告诉我，父亲方才对他讲昨夜的事，原来那人喝醉了酒，先前不知道受的什么气，酒下肚就找人家生事。他又说里里的几个日本人都派那人不是，没凭没据，怎么能随便诬赖人家，半夜里乱敲人家的门。
我听说那人喝醉了酒，心里倒宽了不少，胡作胡为都不由他的意思，我们又何必怪他。我接着说：“他醉得很可以了，昨夜回到家里，还打他的妻子呢。”
“他气到那样地步，想来真有人骂了他了。你是不干这种没意思的事的，我相信你。可是有些人却在那里干。我在路上经过，耳朵边也常常听到‘日本小鬼’的骂声。”
“这不能怪他们，中国人和日本人感情太坏了。”
“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每听到一回骂声，我不恨那骂我的人，却另外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走到里口。他就跨上脚踏车到他的店，我到我的学校。
这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看见有一个巡官三个警察坐在客堂里。那麻脸的巡官看见了我，把头歪一歪，问道：“骂人的就是你吗?”
“骂什么人?”我不明白。
巡官努着嘴向东墙示意，说：“隔壁的日本人。”
妈妈替我回答说：“我们没有骂过他家，刚才已经对你说过了。”
“不行啊。你们没有骂过他家，他到领事馆去可说你们骂过他家，领事馆就向我们说话来了。”
我听说，把宽恕那人的心情完全打消了，他硬要咬定我们，真是无赖的行径。我恨恨地说：“他自己喝醉了酒，诬赖人家，半夜三更乱敲人家的门，他应该受扰乱公安的处分!”
“他应该受处分?他要求我们处分你们呢!告诉你，小弟弟，现在是什么日子，你要搞清楚。对日本人应该客客气气，上头有命令，我们要同他们和睦。总不要嘴里不干不净，也不要暗里扔一块小砖头，射一片细竹片。闹出事情来就是交涉，交涉!你这小身体担当得起吗?”
巡官的态度倒并不凶，他像学校里的先生，我是在他面前受训诫的学生。可是那训诫我实在受不了，仿佛有许多尖刺，从后脑勺沿着背脊一直刺下去似的。我避开了那个麻脸，我自顾自解开我的书包。
这当儿，爸爸回来了。巡官把那一套话重说了一遍，又说现在没有别的，无非警告我们的意思，以后可千万要当心。
爸爸的脸色很不好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以前我们没有骂过他家，以后也决不会无事无端骂他家，请你放心好了!”
于是他们四个去了。可是我们吃过晚饭以后，又有两个警察被派了来。先在我家客堂里坐坐，据说要在这里看守个通夜，一个前门，一个后门。爸爸说：“我们这里并没有事，做什么要看守呢?”
“只怕你们闯事呀，”一个太监脸的警察说。
“我们没有闯过事，做什么要防我们闯事呢?”爸爸的声音又像昨夜对那敲门人说话时候一样了。
另一个警察按一按他那红鼻子，向东墙努着嘴说：“你要知道，他们不好缠呢。你们没有闯过事，我们也清楚。有我们在这里看守，你们也省得受冤枉。我们原是来保护你们的。”
“这样说起来，我应该感谢你们呢。——对不起，我家要关门了，请你们到外边去吧。”爸爸带着冷笑送客。
太监脸的警察从前门出去。红鼻子的警察从后门出去。他们都显出一副不高兴的脸色。是爸爸的话使他们难受呢，还是不情愿担任一夜的露天看守，我可不知道了。
我们睡到床上，只听皮鞋底的铁钉一步一步打着水门汀地发响。
下一天早上，派来两个警察调班。到了下午，太监脸和红鼻子又来上班了，他们把我家的客堂作为休息所，坐下来抽一支香烟，讨一杯茶喝，还杂七夹八谈些关于他们私生活的事情。我们问他们：“这看守的差使什么时候才完了呢?”他们扮一个鬼脸，说：“不知道呀。”
再下一天早上，我又遇见西邻那孩子。他告诉我说：“东首那家伙经人家派他不是，脸上下不过去，他就坚持他的醉话，报告了领事馆。真是活见鬼，你看，警察守了两夜了。而且，他去领事馆不止一趟，听说昨天又去了。”
“那末今天或许又有什么新花样发生了，”我预感地说。
我的预感果然应验了。下午放学回家，看见一个什么员带着四个警察坐在那里等我爸爸。妈妈对我说，他们一家一家都去关照过了，因为我家情形特殊，非等爸爸回来当面关照不可。
妈妈又说：“有些人家在怨我们呢。他们不问事情的底细，只说我们闯事，累他们住得不平安。”
我听了感到异样的不舒服，只好对妈妈苦笑。
爸爸回来之后，那什么员像训斥属员一样满不在乎地说：“据说昨天又有人在骂你家隔壁那位邻居了。”
“他说是我吗?我的女人吗?我的孩子吗?”
“倒没有说，总之又有人在骂他就是了。”
“那我可不知道。也用不着叫我知道。”
“我对你说，对待日本人总要有礼貌，客客气气，和和睦睦，才是道理。你是读书人，应该看见了上头的命令。在你们这地方，尤其要当心，因为日本人住得多。一家不安分，闹出事情来，大家都吃亏，不是耍的。”
“请教你，你这个话为什么要向我说呢?”
“不只向你说，一家一家都说过了。因为事情是由你们家里起的，所以特地当面对你说。”
“由我们家里起的?”爸爸的脸色发青了。
“吓，他昨天还在说呢，先是你家的孩子骂了他家，”那什么员转过他那肥脸对着我，点点头说，“恐怕就是这个孩子吧。”
我正在想，把那个肥脸重重地打它几下倒是痛快的事情，爸爸忽然顿一顿脚，用力地说：“他还在说，好，我同他决斗去!”
那什么员一把拉住爸爸的衣袖，肥脸上现出慌张的神色，说：“你能不能轻一点儿说?决斗，哪里可以瞎来来的?万一伤了人家一个指头，弄得兴兵动众，你就是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
“不然，我只有让他，”爸爸坚决地说，“你们放心吧，明天我一准搬家!”
那什么员的脸色果然像放了心的样子，可是他拍拍爸爸的背心说：“搬家，那又何必呢?你要是搬了，倒像怕了他似的，见得我们中国人太没用了。”
“明天一准搬家!”爸爸头也不回，好像对他自己说的。“免得做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写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妈妈顺着说：“我也赞成明天搬家。这样噜噜苏苏缠不清，叫人麻烦死了!”
睡了一夜，爸爸一清早就跑出去。我不到学校，帮助妈妈理东西。一会儿爸爸回来了，说租定了朋友人家一间楼面，同时把搬运夫也雇了来。
下午，前门那个太监脸的警察调班来了，看见搬运夫正把末了儿一车的东西拉走，他做一个很难看的笑脸对爸爸说：“到底你们读书人，懂道理，识相。让了他们就是了，何必同他们争什么意气。我们也好松一松肩膀，我想，明天该不用来上班了。”
爸爸没有理睬他。
我走出那所住了将近四年的房子，特地走到西邻的门首去站一会儿。黑漆的两扇门关着。那孩子还没回来呢。我竟不能向他告一声别。
1936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