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刘联军乘胜水陆并进，一直追到南郡（今湖北江陵境内）。曹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张辽、乐进守襄阳，自率残余部队逃回北方。赤壁之战至此以孙权、刘备方面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此战是我国历史上火攻的典型战例。弱小的孙、刘联军面对屡战屡胜、兵锋甚锐的曹操大军，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针对曹操骄傲轻敌、舍长用短的特点，利用地理、天时方面的有利条件，果断采取“以火佐攻”的作战方针，乘敌之隙，一举胜之。
在作战中，孙、刘联军将孙子《火攻篇》中所倡导的基本原则贯彻得淋漓尽致。他们充分做好了实施火攻的准备，即准备了充足的火攻器材和用于突击的蒙冲等物，这就是所谓的“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他们也做到了“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即充分利用东南风大起的机会，及时地放火焚烧曹军的联合战船。孙子说：“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周瑜、刘备等人在实施火攻袭击成功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率领主力船队横渡长江，乘敌混乱不堪之际，奋勇攻击曹军。从而扩大了战果。
水攻与火攻不同的是，它受地形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但水的隔绝性和破坏性比火更强——所谓“金城汤池”，就是强调了护城河的重要作用，它发挥的是水的隔绝性，所以最早用水是用来“水防”。从更大视角上看，古时南北分治所凭借的“长江天堑”，就像是北方的长城一样，可作为南方政权的护城河。后来随着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发展，水攻的战例越来越多。秦灭魏国之战，就是用黄河水淹没了魏国的都城大梁；曹操攻取邺城、下邳也用水灌法；日本丰臣秀吉袭取名城高松，也是用水淹法。正因为水的巨大溶解性、渗透力和冲击力，所以它可以降服坚固的城垣和坚强的敌阵。
战史上还有很多“趁敌半渡而击之”的著名战例，也是最大地利用了水的隔绝能力。敌人正在渡河，人人自顾，乃是其战列最混乱、战斗力最微弱、防御最薄弱的时候，这时发动攻击，并佐之以上游放水，只要引起敌军的慌乱（慌乱在人群中是有传染性的，典型的如淝水之战），就最有可能将其击败。
所以善用自然因素的名将，最厉害的手段就是使敌人“赴汤蹈火”，与“无中生有”的巨大对手对抗。
水攻发展到现代，分化为气象攻击和生态攻击。前者古已有之，三国时魏国大将曹真率军攻打蜀汉，蜀汉丞相诸葛亮熟知气象规律，所以未作防范，魏军开战在即遭遇大雨袭击，道路全部冲毁、士卒多病，不得不回军作罢。后者主要是轰炸敌国水坝、炸毁堤岸、污染生态水源、封锁安全航线等等。
水攻往往会引起军事、经济、民生设施的极大破坏，并引发瘟疫流行，所以在进攻状态下应该尽力借助这个因素。而防御状态下必须防备敌人的水攻企图，也就是说，对本国国内的水坝、堤岸、泻湖和桥梁等容易遭到重点攻击的水上目标要积极保护起来，一旦这些目标遭到敌人的轰炸或者破坏，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我国南方河流众多，北方的黄河沿线安全也得靠堤坝维持，所以对河、湖的维护和修缮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水的流动性也可以加以利用，秦国和晋国作战时，就曾经在河水中投放毒药，而使得下游的晋军得病而失去了战斗能力。
关羽水淹七军便是典型的水攻战例。
刘备攻取汉中以后，蜀汉荆州大将关羽，配合汉中攻击态势，向曹魏大本营许都发动全面进攻。魏征南将军曹仁抵抗不力，被围困在樊城。曹操急忙派于禁、庞德率领从北方各州调集的精锐部队，号称七军，前往救援。于禁、庞德一向不服关羽，庞德甚至抬棺出战。全军气势逼人，耀武扬威，鸣锣击鼓，来樊城寻求与关羽决战。
军至樊城外围，关羽有被内外夹击的危险，但他反客为主，不与魏军决战，而是静等魏军变化。不久，魏军士气浮躁，上下抱怨，于、庞将帅间产生龃龉，开始对关羽疏于防范。于禁想通过截断粮道迫使关羽退兵，庞德只想决战，结果两人议论未休，丧失战机。
关羽从刘备新野分军开始，一直指挥水陆联合部队，对水攻战法和本区地形比较熟悉。他见魏军背山下寨、辎重屯于山谷，加上秋汛将至，便制订了水淹魏军的计划，开始修造战船。
果然，八月骤雨降临，连下数日。洪讯一到，关羽让部下打开襄江水口，一时四面八方大水骤至，于、庞反应不及，将士淹死、冲走无数，生还者也只好退居土山上，被荆州兵分而歼灭，于禁投降，庞德被蜀兵活捉，誓死不降，最后被杀。余下兵众上无统领，也无辎重粮草，只好投降。这一战关羽以极小代价，歼灭了魏国七州精兵，威震华夏。曹操惊闻败绩，甚至想以迁都的形式躲避关羽的兵锋。
水淹七军，关羽完美地借助了水的隔绝性和破坏性，将双方的力量对比扭转过来。
黩武不知守成者必亡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
一般来说，自恃武力而求战者多半会逃不脱败亡的命运。
其实真正因为将帅一怒就发动战争导致失败的，除了普法战争中的拿破仑二世在俾斯麦的挑拨下仓促开战以外，其他都不甚典型，况且钻研兵法谋略的人，情商也不会低到那个程度。大多数的“怒”、“愠”其实都出自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而产生的错误判断，认为本方可以一战毕功因而轻易投入重兵，发动会战。所以这就像前篇里所说的不知己不知彼那样，每战必殆。
元首和将帅必须对自己的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说情商要比较高，意志力比较坚定。人类的天性就是乐于展示自己、乐于炫耀、好大喜功，所以最容易得意忘形。在军队中，作战会刺激每一个人的雄性激素过量分泌，所以这时他们往往会成为自己心魔的俘虏。日本的一个心理医生曾经作过一个实验，他先让一些人进行书面自我介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找到这些人，给他们适量使用了睾丸素等雄性激素后，再次要求他们进行书面自我介绍。结果发现，两次自我介绍的内容、语气大不一样。这些人第二次都对自己的优点进行了放大，而对缺点则有意掩盖，或者无视，目标和理想则更远大，对未来更加乐观等等，甚至连字体都龙飞凤舞，遒劲有力！这说明人的意志力和判断力是多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怫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就是说，一个英雄或者枭雄在成功以前，必定因为环境命运等因素，被迫接受各方面的锤炼，以增益其意志力和判断力，最终成为有量有度的铁腕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德军在东线即对俄作战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为尽快打败英、法军队，其主攻方向转回到西线，决心首先攻克法军坚守的战略要地凡尔登。然而，事与愿违，德军不仅没有攻下凡尔登，而且惨遭失败，以致使同盟国实力大为减弱，战场局势迅速向有利于协约国方面转化。由于这次交战破坏之惨烈，伤亡之巨大，因而军事历史学家称之为“绞肉机”之役。
正所谓盛极而衰、过犹不及，军事上取胜以后，不能迅速消化战果，对内封赏将士，对外修好邻国，那么军队的战斗力就会因丧失战斗意识而下降，同时强邻也会产生嫉恨，本国就处于危险局面了。战史上除了曹操占领荆州后又自取赤壁之败，更远的还有齐湣王迷信武力，四处攻伐，在位十七年，攻破秦国、燕国，控制楚国，灭掉强劲的宋国，可说是战功赫赫，可最后却因为连年征战国力大损，被燕、秦、赵、韩、魏五国联军围攻，导致身丧国破的结局。
再说一些著名的事例和人：亚历山大是死在远征印度的征途上，死后他的帝国立即分崩离析；成吉思汗的后裔自称“黄金家族”，在蒙古帝国存在的时间里一直向外征伐不休，终于导致国破家亡；拿破仑征伐四方而不休，最后在俄国丧失全部精锐，法兰西第一帝国从此霸业中衰；前苏联不顾国力，一味在全世界范围扩张，终于导致自我解体……至于希特勒等战争狂人就更不用提起。
再看看眼前的例子：时下一些私营企业家、IT人士，依靠机遇和方方面面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身家达到一定数字以后，就开始目中无人地自我膨胀，盲目扩张，举债扩张，动辄将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他们最终的结果不是破产，就是下台。在西方版本的经营管理学里，似乎并没有“守成”这个词。其实对事业、对人生而言，谨慎地守成是必要的，“守”不是消极地守，而是为了给下一步的发展铸就根基。
关于守成，在唐初曾发生过这样一场争论，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认为创业难于守成，而魏征则认为守成难于创业，二人各持己见，争得不可开交。李世民从容解围，说房卿与朕共打天下，百死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征与朕共治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故知守成之难。这场争论发生在创业之后、治国守成之初，正是应当谨慎守成的年代，李世民深知何重何轻，所以对魏征不曾明言的忧虑总结得很具体，他也下决心采取行动，戒骄奢、消祸乱，一生勤于听政，勇于纳谏，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少有的长达二十多年的贞观之治。
守成可以保持原有的胜利不失，没有守成之心，一切将最终成梦幻泡影，只是一场笑话。
本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实施方法以及火攻后的应变措施等问题。孙子认为以火助攻，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作战样式。孙子主张火攻与兵攻相结合，明确提出“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即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情变化，及时地指挥军队发起攻击，以扩大战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