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只希望刘炎林能对奶奶好一点，她毕竟那么疼他。
小马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秘密移送事件。
“幸好我不是青洲人。”他说，但是想到了我的情况，“呃，你现在是青洲媳妇了是吧。”
“是啊，我们老刘的老家在这里，和他结婚了，那我当然是青洲人。可是原先的家在上海，我现在是双城生活。”我说。
小马有些尴尬，他握拳咳嗽了两声，“我没旁的意思哈哈。”
“这有什么，”我笑着说，“小马你知道这么多年了，我婆婆他们依然跟别人介绍就叫我蒋王的人。”不是上海，不是青洲，他们依然觉得我只是个来自小村子里的人。
小马裂开嘴笑笑，“那你不开心？”
我耸耸肩膀，无所谓，“其实有时候会，我在上海付出了青春，我甚至比上海人还要上海范儿，后来来青洲，主要是他们影响着我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这里的人了。”
“那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马上就十五年了，而我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
“你们的婚礼是西式的豪华婚礼吗？”
我不惊哈哈笑出来，“不是的，很简单的，就在上海办了酒席，那里的老城区有婆家的房子，简单的西式婚礼，然后回青洲也家里人吃了酒席。”
那天的情景在我记忆中被翻新，崛起。刘炎林和他父亲刘生麟还有母亲姚丽华没什么太多的交流怎么怎弄，上海那边的人根本不想去翻老一套，我不介意新式旧式，反正那天很幸福就够了。那天的太阳很好，婆婆亲手为我挑的婚纱，乳白色的抹胸长裙，胸口有复杂的绣花，刘炎林穿着灰白色的男士礼服，简直帅呆了。婚宴实在刘炎林家里办的，他们家别墅有个小院子，加上隔壁就是父亲刘生麟的姑姑刘海英家，他们的儿子刘生郡，我们称呼他表叔，是个洋气的男人，他为我们主持了整个婚礼。细节我很满意，香槟美酒玫瑰花，梦想中的一切都在那里，我就在那里。刘生郡用他的上海普通话为我们主持了全部，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的每个词都叫我忍俊不禁，我笑了，刘生宏刘娟都笑了，只是有点不自然。我母亲穿着绛紫色的裙子，她一直提醒我不能出错，但我看得出来，她那双洋溢着泪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在告诉我要幸福。我父亲坐在那里和各种人喝着酒，僵硬的祝酒动作僵硬的笑。我眯着眼喝掉一半的咖啡，这一切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你想你的家嘛？”小马问。
“不想，但其实我有点想我姐。一点也不想蒋王的生活，一点也不。”我反复着告诉他也告诉我自己。
一个年轻的服务员给我们填咖啡，他看了一眼小马火红的头发，抿嘴忍住没笑出来。他注意到了桌上一堆的照相机和镜头。
“欢迎你们来青洲旅游哇！”他看了小马的眼睛一眼，“想拍青洲的美景？”
“我们不是游客，但确实想拍几张好照片，关于安吉街上的围场的。”小马用他憋足的青洲方言说道，夹杂着普通话的口音，慢慢说着。
服务员撅嘴想着，“没人问过那个围场，问运河或者西湖的人比较多，那个围场的位置都不知道。”
“我们是记者，”我说，“为一家杂志社工作的记者。”
“南京大屠杀的某次纪念日，有几个大学生在河边上飘过平安灯的，有时候有一些老年人来这里找些回忆。”服务员尽自己所能想到的回忆告诉我们。
我突然想到一个念头，“你知不知道这里的街坊有什么老年人知道那次的围场圈押？我们找他问问。”我问道，手里咖啡也丢下了。我们已经和几个生还者面谈过了，他们大多数自己把经历写成了书，但是我们想能不能找到目击者，目击整个事件的老青洲人。”这话才说我就觉得自己愚不可及，这个服务员不过二十几岁的小年纪，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么老的事情，一九三七年他爸妈还在哪飘着呢。
“真有，我认识一个老年人。”他出乎意料的回答我们了。
我张着嘴希望来了，“你们沿着这条街走，在一条老巷子里穿过去，一个大铁门里有家有名棋牌室，那隔壁有个小店卖报纸，店长也是棋牌室家的老板，他也许有什么知道的，他们家老太太还在世，她一直住在这里的。”
“是嘛！谢谢谢谢！”小马替我连连给他握手，给他二十块小费还告诉他的店长他是个服务绝对到位的服务生，店长呵呵笑个不停！
几乎没费什么功夫我们就找到了老太太，她坐在暗暗的背景里，整个身体像是被框在那一切老旧的物品里的一副年经久远的画，狭窄的老屋子里挤满了黑黢黢油拉拉的家具，闻一鼻子，尽是螨虫的腐烂味和一股深埋已久的药渣味，这些混在一起大概俗称老人味。我承认我是对气味敏感了些。她浑浊黏糊糊的眼睛看着我和小马。
“她一定有一百岁了吧。”我轻轻说道。她笑起来嘴深深的别进去，连牙都看不到了，像个婴孩一样。和她相比夏伊何奶奶就是个小姑娘。
她的儿子从隔壁的棋牌室刚出来，连带着一身的烟味热的我捂住鼻子，他知道我们的情况后，热情的从棋牌室给我们倒了两杯绿茶，又将我们引入老太太的屋子里。
她坐在窗边一张发了银色的藤椅里，看着我们进来并向她说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她对我们一点陌生的感觉都没有，倒是笑嘻嘻的。
“你们是报纸上的记者啊？”她颤抖抖的说着，文辞倒是辩的清楚，她的眼睛也明显能看出在打量我们。
“我们是青洲市的日报记者，她是青洲人。”小马向她说我。
“你们对安吉圈押场的事情好奇？”她倒是很清楚的思路。
我的本职，赶紧掏出了笔和一本笔记本，平摊在膝盖上准备记录。
“老太太，您好记得关于圈押场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吗？”我问道，“你给我们讲讲呗，哪怕一丁点儿也成。”我讨喜的向她笑。
她咳嗽了两声，格格笑了出来，老人味更加重了。
她捂着一张米黄的手绢，身体弓向我，“小姑娘，你以为我记不得了？还是以为我已经忘掉了？”
“呃，这事情毕竟过去这么久了。”我摆下微笑。
“你有多大了？”她问道。
“三十七。”我说。
“我都快九十八了！”她炫耀着说，还把出手势，能看见最里面烂的黑黄色的牙床，“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三十三岁，比你现在小几岁吧。”她暇起眼睛，黯淡无光的眼睛看向窗外，看向寂静的街，她停了一下，“我什么都记得，什么也不敢忘。”
“我记得那年秋天的下晚，我们全家都早早在睡梦中了，但睡得不深就被吵醒了，外面都是稀稀拉拉的赶路声音，就在我们院子外面，而且越来越挤，我站在门口，甚至有人看到我。他们被压在车上，前面是汽车，后面是马车，板车，常常的队伍，很多很多人。我当时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想问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我这辈子也没见过那样多的了，他们要干什么去？然后我看见那些人从车上下来，被挤出来的还有许多小孩，那么多小孩的脸，我想忘却是这辈子也忘不掉的。”
我几乎绕起来刷刷的草书，小马的快门慢慢按出精确的表情。
“一会儿的样子，我穿好了外套，带着我的孩子子们尾随他们看看究竟，我们都好奇发生了什么事情，左右隔壁的邻居也出来了，还有大户里的门房。后来我们在讨论中明白了，他们都是家里有人上前线当兵的人，都是军人家属，我们知道了他们在抓这些人。”
“那您知道他们预备对这些人怎么样吗？”我问道。
她摇摇头，苍老的脸色明暗不齐。
“不知道，”她说道，“我们什么都不清楚。当时怎么会知道？直到日本鬼子回老家了我们才知道。当时我们以为警察要送他们去哪里劳动，还以为是他们的孩子犯了军队的错，我们根本没想到会发生么么惨烈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人说‘都是咱们的警察，怎么可能会伤害他们。’所以我们一点点猜疑都没有。第二天当时的青州市中心，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当时报纸啊，小道消息啊，什么都没有说，之前没人听到的风声，我们也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后来看到那些孩子，我才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她突然停住不讲话了。
“那些孩子怎么了？”我凑上去问。
“几天之后，那些孩子还有女人，分批被运走了。”她接着说，“我们都躲在人家店铺里，看着她们一家一家从铁丝网里出来，男人看不到，女人们衣裳破烂的像是被糟蹋过了一样，衣领拉开一大块，裤子脚都扯到了大腿上，伤痕累累的样子让人止不住哭。最主要，是那些孩子，至今我一闭上眼都是那些脏兮兮的孩子，每个人都哭哭涕涕的，要不就蹲在边上吐，他们脸上烧红，眼睛里六神无主的，像是痴呆了。”老太太捂着自己的胸口，“我们都吓坏了，我们都能不能想象到他们在那个围场里经历了什么，那些孩子脸色枯黄，嘴唇上却是冻得发紫的干皮。我们做娘的都揪心死了，也很气，为什么这么对他们。我们约好了扔一点吃的给他们，可怜可怜。但是那些警察把我们赶走了。”
她似乎咽了什么东西，总也咽不下去，这次停话停了许久，她按着自己的胸口，捂着那块手帕，抖索着眼睫毛，好像许多不舍，许多无奈，彷佛一切又回到了那个时候。小马拍下了她的这个表情，缓缓放下相机，我们就这么静静的看着她，等着她。我一点也不确定她会不会再开口。我的脑海里还在想着她说的那些衣衫褴褛的女人和哭得脏兮兮的孩子，她们跟在队伍里，低着头过去了，黑压压的一群人中，有人抬起头，无辜的看着我，看着我，没有叫喊，没有打闹，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