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骊姬（图5-10）这个人物，大家可能不陌生。她是骊戎（古代少数民族名。西戎的一支，姬姓，在今陕西省临潼县的骊山）之君的女儿，很有姿色，晋献公消灭骊戎后把她俘虏回国，不顾众臣的反对，非要纳她为妃。不久，骊姬生了儿子奚奇，更得献公宠爱。那时候的规矩是“母以子贵”，只有把儿子扶上太子的宝座，自己当上第一夫人，才能取得荣耀而尊贵的身份。为达到这个目的，骊姬绞尽脑汁，谋划了一系列阴谋诡计，就这样，这个女人把晋国折腾得底朝天。她想尽一切办法，把太子申生、二公子重耳、三公子夷吾分而治之，让他们远离国都，后又多次给献公吹枕边风，导致申生被迫自杀，重耳、夷吾被迫逃亡国外，流离失所。骊姬谗害太子申生，以及晋诸公子争立等情节，曲折动人，富于传奇色彩，这是作者有意吸收一些民间传闻，在事实的基础上做了较多装饰，又加以适当的想象和虚构，构造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实际上，骊姬夜半而泣进谗言和优施为骊姬说里克（“晋语一”）等情节，绝非第三者能知道的，而对当时情景的细致描绘，显然是作者合情合理的猜测，虚构的章节画龙点睛，成功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这正是《国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值得为之喝彩的地方。可见，《国语》虽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词，但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而是把故事穿插其中，通过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当时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刻画了一些性格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国语》包括二百四十三则长长短短的故事，每个故事中都各含有或繁或简的情节，其中也有一些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另外，“吴语”和“越语”曲折恣放，富于文采，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情文并茂。这些生动的文笔，不仅出自史官的记载，而且吸收了宫廷说唱和民间传说的内容。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国语》的艺术成就虽然没法与同时代的《左传》相提并论，但比起《尚书》和《春秋》的简略记载，确实有了不小的进步。
另外，《国语》中的语言平实自然，明白流畅，用语也不乏精彩之处。它与《尚书》的“佶屈聱牙”大不相同，也有别于《春秋》的凝练含蓄和《左传》的委婉典美。它用词并不生涩，句式比较接近口语，特别是虚词的大量出现，显得通俗自然，富于生活气息。书中侧重记载那些与治乱兴衰有关的言论，并在其中寄寓历史教训。为了使道理易于接受，讲话的人往往广泛运用譬喻，侃侃而谈。如《晋语八》“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郤邵子富而无德，“侍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摇曳多姿，娓娓道来，含蓄委婉中略带讽劝，章法自然而流畅。后来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就深得此文的精髓。
《国语》中还有些人物对话写得风趣生动，情态可掬。如“晋语四”《谋遣重耳》，记晋公子重耳流亡到齐国，贪恋安乐而不想重振兴国大业，于是姜与子犯将他灌醉，放到车上把他带离齐国。重耳酒醒后，“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指子犯）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重耳的暴怒，子犯的幽默，都让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并且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两人追赶的活灵活现的场景。相比之下，《左传》的有关记载倒显得过于简略，逊色不少。又如《晋语九》“董叔将娶于范氏”一节，也幽默而富于讽刺，称得上文章中的绝妙佳品。
另外，《国语》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记言时，往往先用简略概括的语言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形成首尾完整的故事，然后通过简要的叙述，再现历史人物的形象，绝对是以事引言的语言汇编。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一节，先写了这样一段话：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短短数十字，就把背景介绍得清楚明白，事情的起因也交代得一目了然，厉王的一怒一喜，生动表现了他的残暴与愚蠢，他仗势压民，使得老百姓不敢言语，像周太庙之金人一样三缄其口，这段话把厉王自以为是而又自鸣得意的情态表露得淋漓尽致。文章结尾，又补充交代说：“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作者意在揭示弭谤的恶果，以寄寓教训。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文章结构。《国语》中这些篇章，达到了记言与记事的完美结合。
从以上这几点来看，《国语》的文学价值，我们是否定不了的。但也应当承认，它没有《左传》的平实严谨、言简意赅、叙事婉曲的突出优点，也没有《战国策》那种纵横捭阖、妙趣横生、设喻言理的高明技巧，在刻画人物方面，更不能和《史记》同日而语，但它仍然有着它自己的特色，生动之处也不是乏善可陈。比如“师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其中包含着逻辑严密的推理和判断；“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百姓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缉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这里面的用词准确，排比对称，也是可以竖起大拇指的。所以说，《国语》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旧传《国语》与《左传》均为春秋时左丘明作，其实《国语》主要来源于各国史官的记述，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一地。它大概是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由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将各国史料加工润色，编纂成书的。它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史事，始创国别史这种体例，以记言为主，所以称为《国语》。全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包括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前453）约五百年的历史。
由于史料来源不一，《国语》内容也很庞杂。有些内容与《左传》重合，而史实中的细节，又有的与《左传》不同，可见它们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完全相同。《左传》记载周王室的事迹很简略，《国语》则记有穆、恭、厉、幽、宣、襄、定、灵、景、敬等王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宝贵资料。《左传》对齐桓公成霸业的历史记载简略，《国语》的“齐语”则专记管仲相齐的业绩，对后人详细了解齐桓公霸业形成之经过大有裨益。《左传》对越灭吴的记载略而不详，《国语》的“越语”则用很大的篇幅，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灭吴的历史。《左传》记事，偏重于事件之原委，而《国语》则很注重各国贵族的言论。二者可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总之，《国语》作为“春秋外传”，确实可补“春秋内传”——《左传》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将《国语》列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国语》多记教诲之语。虽然同其他史书的目的一样，都是惩恶扬善，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筛选。它所记录的，大都是能够从中引出某种经验教训的言谈和事件，并且教训要从史事中自然引出，所以无论文章长短，它的记言叙事，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因果等交代得清楚明白、井然有序。这是散文艺术的一大进步，标志着史家之文的新发展。其思想内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重民”、“尚礼”、“崇德”等方面，基本上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倾向。虽然《国语》许多地方仍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周语上”记邵公谏厉王弭谤，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非常重视民意。《国语》中的“鲁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含有儒家的思想；“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然而，《国语》毕竟是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把不同国家的史事汇编而成的，各篇作品的写定时间亦有早晚，有的篇章可能是保留春秋时代的史料，有的则可能出自战国人之手，所以文章风格不统一，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颇重文辞，较为典雅，风格近于《左传》；“晋语”多记谋略，事胜于辞而不乏幽默风趣之笔；“楚语”讲究修饰，文章亦较有气势；“吴语”、“越语”文字流畅，文笔别具一格，精彩动人。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国语》的编纂者没有也不可能对历史现象的原因作出深刻的解释。但比起寓褒贬于字里行间的“春秋笔法”，比起仅为使“乱臣贼子惧”的修史目的，无疑是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它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思想日趋深化的反映，也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杰出思想的历史源头之一。
不足之处是《国语》以记言为主，在内容上不足以反映一国历史，在编纂上也显得单调，不够完整。但《国语》首创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战国策》便是分国编排的，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虽是纪传体，但也是分国编写的，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史记》的“世家”，《晋书》的“载记”，明显受到国别史这种体例的启发，都可以看出《国语》的巨大影响。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国的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这种事迹有机结合可成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国语》仅仅是材料的汇编，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所以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要稍逊一筹。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纪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等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的原始资料来源不同，所以其文风也不很统一，通过文风我们可以感觉到多姿多彩的各地民风。《国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以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的《国语补音》本，宋庠字公序），还有清代洪亮吉的《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的《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点校本，广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注释简明，比较容易阅读。
三、《战国策》：以人带事的洋洋大篇
1.《战国策》是本什么样的书
战国时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专门研究外交策略，研究如何掌握君主心理，如何运用自己雄辩的口才和纵横捭阖的手段，来使一些国家联合，孤立和打击与之敌对的国家，他们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纵横家。为了提高论辩技术，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读书，不断地搜集材料，来丰富自己的学识。有的时候也自己虚拟某个事例，然后演练模拟，以便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自己的荣华富贵。这样，在当时或稍后一段时期，这些纵横家们驰骋于各诸侯国之间，为之出谋划策，进行合纵连横的活动，有人因此而显赫一时。他们的言行便被记录下来，故事也被编纂流传，供人学习揣摩。《战国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从它所具有的“纵横”色彩来看，它不是一人一时所写成的，但作者可能就是战国末或秦汉之际的纵横家们。
其实，《战国策》（图5-11）最初没有固定的名字，还曾经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别名。到西汉时期，宫廷的密室中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珍贵的史料却错乱残破不全，有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就只剩下了“肖”，像这样的错误屡见不鲜，阅读起来很困难。朝廷便将编校整理这些史料的任务交给了当时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光禄大夫刘向（图5-12）。刘向奉诏校书，看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版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不全。他便以国别划分，去其重复，把有关的资料分别编入诸侯国中，按照时间排定次序。由于这些材料大多记述战国时游说士人的策谋和言论，所以，刘向将其定名为《战国策》。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共收入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战国策》在流传中散失了一些，到北宋中期已经散失了十一篇，后来曾巩访查搜集，重新补足了三十三篇。今天的《战国策》，按照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定次序，共三十三篇，共四百六十章。上继春秋，下至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时间从前490年到前221年，包括了二百七十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它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所以《战国策》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司马迁就把其中很多的记载写入了《史记》。
《战国策》是一部贯串纵横家思想的战国史料汇编，集历史资料与纵横家言于一书。《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类，历代史志及《四库全书》也都将之归于史部。但宋代晁公武把它归入子部“纵横家”。这正说明了该书亦史亦文的性质。《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一部分是短篇的说辞，写作时间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很有史料价值；另一部分是长篇说辞，作者写作时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已经模糊，内容上有了推测虚构的痕迹。这两类说辞大致可以作为最充分的印证。它的虚构修饰成分较多，在史料基础上又作了文学加工，带有鲜明的创作色彩，取得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出色成就。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书中的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国宫廷中，挺剑威逼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更何况故事的细节作者还刻画得惟妙惟肖呢。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