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再谈中国散文的发展道路。遥远的商周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为其肇端，属初步形成期，就业已约略镌刻了先民们最早的情感波澜与心灵渴求。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是哲理散文的黄金时期，诸子勃兴，涌现出主张各异的众多思想流派，却也造就着缤纷灿丽的不同风格面貌，遂一并凝结成为中国的文化—文学原典，垂范百代。秦至西汉，是中国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成熟时期，气势恢弘昂扬、词句华艳夸饰的大赋代表了那一代文学的光辉。另一现象是，从秦及汉魏，于逐渐苏醒而趋强化的自觉意识的推动下，形成了刻意讲求对偶、用典、音调、辞藻而兼纳对称和谐之美和诗歌韵律的骈文；殆到六朝，骈文已独霸文坛，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文章纯美价值取向与艺术风尚。
中唐和北宋中期是中国散文的鼎盛阶段。它以“八大家”为标志，其间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以复古为革新在先，鼓吹彻底颠覆骈文，恢复先秦散文明白畅达的传统，振兴儒道；欧阳修、苏轼等则承继光扬于后，更具社会优势也取得更广泛的成就，从此散行文字的“古文”便确定了它再未被动摇的主流地位。明清两代的中国散文仍在变创中继续前行。晚明的“童心”、“真趣”说促发了形式自由、手法多样的小品文风行，它确也最适宜性灵意趣的表露和自我个性的张扬；进入清代后期，近代传媒报章的发达，冲决开士大夫“雅”的观念，使古典散文语言转向大众化、通俗化，终结了两千余年的言文分离状况。时势使然，随后便该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登场独胜了。
说起中国戏曲，历经千余年的孕育，产生过许多包含戏曲因素的艺术样式，至元杂剧始骤然耸作顶峰，形成高度繁盛的局面。而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戏曲文学，就严格意义上，只是为戏曲演出所创作的剧本样式，其出现已经是元杂剧形成后的事情了。所以，在时间上比作为综合艺术表演形式的戏曲要晚许多，而且也仅仅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构组部分。至于另外结构部分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的产生当然也远远早于戏曲文学，但是，戏曲文学却兼纳并取了它们的精华与诸多优长，故其开端便是一个新的文学高峰的展露，同时昭示着俗文学大发展且成长为文学主流的新时代的到来。
元杂剧因以北方音乐曲调歌唱而称名“北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互动的产品。当它盛行之际，原生江南本土的用南方音乐曲调演唱的“南戏”也已成熟，元亡后更是蔚然勃兴，后来即演化为“传奇”。明清两代便是戏曲文学的传奇兴盛时期，面貌已与元代迥然各异了。如果说，中国戏曲文学在元代还只是下层失意文士、书会才人们的创作专利，那么，明清的士大夫文人阶层亦有意于此，甚至不少的皇亲贵戚、达官显宦乃及地方官员都多所染指。于是，戏曲由市井民间升堂入室，跻身庙堂艺术行列里；而戏曲文学也呈现出名家名作不同风格、流派的纷彩竞艳、众美汇集的盛况，并归纳出多种理论。总之，中国戏曲文学凭借它非常宏阔多元的视野，表现了十分广泛的题材内容。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的反映，也有借古讽今的历史故事；又诸如英雄侠义、清官断案、爱情婚姻、伦理道德、世情风俗、神魔鬼怪等，不烦枚举。
关于中国小说，外在形式上就有文言与白话通俗、短篇与长篇之分，包括了神话、寓言、逸事、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各种类别，可谓繁复纷杂，而且源远流长，经过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三千余个春秋的洗礼，才逐步走向成熟，造就成那一派辉煌。先秦两汉的漫长时期，只是孕育、萌生并明确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内涵。到了魏晋南北朝，才开始显现出其日益清晰的面貌和特色，初具规模，即含有“志怪”、“志人”二类的笔记小说。唐宋两代是重要的形成、演变时期。一是文言小说中“传奇”的勃兴，唐传奇代表着中国小说的独立文学品格的完成与自身的高度成熟。二是出现在唐说经、俗讲基础上的白话小说，从此两大系统如春兰秋菊，各具不同的风貌情味，分流并驰。宋代白话小说更加通俗化、市民化，而以“话本”为最胜。
明和清代前期进入到中国小说的高潮极盛时期。明代白话小说的长篇章回与短篇皆堪称空前繁荣，前者的标志是作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体现着历史、英雄传奇、神魔、世俗人情等题材类型的小说所可能臻达的最高境界；后者则有“拟话本”的“三言”和“二拍”，显示了这方面的最好成绩。清代前期又是双峰屹立，《红楼梦》突起，高耸出白话小说再也无法超越的极巅，然后便逐渐走向衰落；《聊斋志异》自属文言小说继唐传奇以来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次高潮，或许还更加灿烂多彩。其他再如《儒林外史》，它以众多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长篇的特殊结构形式出现，意味着讽刺小说的正式成形。清中期再至晚近，尽管数量繁多、流派纷呈，诸如狭邪、杂家、谴责等品类也间出杰作，然而，都不能解救中国小说日过中天之后业已无可挽转的倾颓走势，这情景恰似黄昏时节犹存的那抹晚霞斜晖，只供聊慰长夜的寂寥落寞而已。
最后言及史传文学。实际上，无论是采用前面诗歌、散文、戏曲文学、小说的传统四分法，抑或按照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戏剧文学的三分法，它都不能算做一种同等级的真正独立文体。若以宏通发展的目光去看，史传文学以历史为内涵，表现为文学的形式，是实虚交会，或者说兼纳文史两端于一身，并由文学和历史两方面互融衍生出来的准文体。这样一个跨界的边缘性质文体，竟又同时具载散文与小说的因素特征，而且它只经历了从先秦到魏晋的生长、演进过程，生命轨迹既古老也相对短促。但史传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久长，虽然作为准文体的外在形式已经消歇了，但其内在艺术精神却始终活跃、融汇于后世文学的多个体裁样式之中，另有一部分质素则分流到史学里。要之，在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发展嬗变道路上，史传文学因其文体的特殊性，凸显出由混沌的不自觉而渐至自觉意识苏醒张扬的转化过程，这标本意义是为别种文体所不能取代的。
现在我们将回到史传文学本题上来。商周时期出现的《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是为其最初萌芽，文学色彩还相当淡薄幼稚。但随之进入了战国的空前繁荣和第一次高潮时期，这以《左传》、《战国策》的面世为标志。史官们虽坚守历史真实，却也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故而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注意故事的情节渲染与细节描写；于刻画历史人物时，突出其音容举止等个性化特征。总的说来，史传文学在强调录实求真的原则和现实主义的史学品格的同时，再引入想象、细小处虚构等文学手法，力求生动形象，使理性认知与感性激发并重兼具。史传文学作为经典，一直被后人所借鉴继承。
汉代是史传文学的最后一个辉煌发达时期，主要是产生了高耸极顶的绝唱之作《史记》。它于结构体式上锐意创新，突破先秦史传以事件叙述为中心的编年体格局，而改变为以人物为中心去叙述历史事件，以成熟的纪传体通史形式开辟了新纪元，并且达到高度典型的文学性和历史科学的有机完美统一。其次则是纪传体断代史、“包举一代”的《汉书》，但它已开始显露着消解弱化文学色彩而朝历史学靠拢认同的倾向，而且之后的列朝正史皆沿袭《汉书》的体制。魏晋或可视做史传文学的终结期，尽管还间有杰作面世，然文学与史学分割剥离的趋势渐强愈炽，乃至终成为定局共识，结果是文学走向独立，史学也返原回归，两者歧途而各行其道。从严格意义上说，自此后便不复存在真正的史传文学了。只不过其余波犹未消歇，如杂传散传文学随之继兴，皆沾溉浸润着史传文学的艺术传统和美学理想；至于在散文、戏曲文学、小说诸文体的成长演进过程中，更一直起伏流贯着它的形影精神。
通过前面的述论，我们基本上沿循时间的脉络，以纵向俯瞰的角度，极简约地描画出了中国文学巍峨大厦的结构图卷与整体轮廓，并特别提示了那些最重要的梁架节柱——而这恰正是它辉煌光彩形象的支撑和根本。其实，放大些来看，本书又何尝不如此？换个说法，因为主流的腾涌喧荡，才导引注定了中国文学长河的指向走势和壮观景况。另一方面，相关的梁架节柱或主流，也时时给人开启一扇扇窗口与新视点，从这里可以饱览各样艳丽缤纷的美好风光，触发起您继续详细了解、深入探索的兴味。那么，我们也许就会不再因为这幅素描图卷的粗枝大叶、浅尝辄止而感觉遗憾抱歉了。
二○○六年岁末
于济南玉函山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