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中央统战战线工作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摘抄）有关上层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工作，现在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27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问题1958年初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时，中央曾下达了《关于转发“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的通知》，并附了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有关单位协商提出的对97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现在，我们将其中27名代表性较大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上层爱国人士，提请有关省、市和民主党派中央进行复查。我们意见是：
拟予改正的22人：章乃器（故）、陈铭枢（故）、黄绍（故）、龙云（故）、曾昭抡（故）、吴景超（故）、浦熙修（故）、刘王立明（故）、沈志远（故）、彭一湖（故）、毕鸣歧（故）、黄琪翔（故）、张云川（故）、谢学红（故）、王造时（故）、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故）、潘大逵。
二、关于“章罗同盟”问题近年来，民盟和农工党的许多负责人，要求对“章罗同盟”问题进行复查。他们认为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有关“章罗同盟”的提法和对民盟、农工党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说，“章罗同盟”问题，不仅涉及到对民盟、农工党的根本估计，而且，直接关系到一批因“章罗同盟”受牵连的人的落实政策问题，要求明确解决。现经复查，情况是：
（一）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猖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发现章罗二人有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二）章伯钧、罗隆基利用他们在民主党派的领导地位（章是农工党主席、民盟副主席，罗是民盟副主席），大肆散布旨在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在民盟和农工党中曾发生了恶劣的影响。但是，由于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深厚的基础，他们没有能够发展到篡夺这两个党派的领导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其反动纲领的地步。当时，民盟、农工党中央负责人中的我党党员和进步分子，是坚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同章罗是有斗争的。章罗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民盟和农工党的本来性质。
（三）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为资产阶级右派政治势力的代表的意义上仍应认为存在，因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猖狂进攻中起了同样的主导作用，并且互相呼应。同时，应当承认，在反右派斗争中，由于把“章罗同盟”作为组织上的统帅者，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有一些负责人，被戴上了“章罗同盟”的“军师”、“谋士”、“代理人”、“骨干”等帽子；两“帅”之外还有这个帅那个帅；在农工党内，也有一些人和地方组织被指为所谓“章罗同盟”的“分店”，这些都扩大了打击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央统战部是有责任的。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后果，我们建议，宣布一律取消这些组织性的帽子，宣布“章罗同盟”是指他们在右派反党活动中的共同主导作用，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或组织系统……
1980年5月8日
--（以上转引自《忆浦熙修》文汇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附件二：
我父亲的检查
一、解放前我的罪行的简述我出身于反动官僚地主家庭，靠着吸吮劳动人民的血汗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后，到解放时止，我都在学校教书。在这段时间，一方面，我为反动立法涂脂抹粉，欺骗青年学生。我胡说什么当时的伪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社会权益优先于保障个人权益的进步意义，根本抹煞了当时所谓的社会权益只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这一最本质的阶级内容。另一方面，我为反动派培养了一批司法后备人员，也就是为他们训练了一批镇压人民的鹰犬，以充实、加强他们的国家机器。当时，我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但在维护反动统治势力这一点上，却起了一般反动党团员所不能起的作用，所以，我在解放前的罪孽是很深重的。
二、解放后我的右派罪行的简述以及自己对这一罪行的认识解放后，党不咎既往，让我参加了人民教师的行列。由于自己的反动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又犯了不少罪行。特别是1957年我趁党整风之际，在座谈会上，向党实行了多方面的猖狂的进攻。其中最恶毒的是，我公开提出高等学校应以校委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各教学单位应以各该单位负责人为领导人的荒谬主张，妄图篡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
我被划为右派后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图书馆来。当时对于自己的罪行，并没有什么认识，经过组织和革命群众不断教育，我才渐渐地认识到我会成为右派，乃是我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必然结果。我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自己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以为高等学校只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学校教育的任务只是传授知识，因而面对毛主席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导，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样，就使我对学校所采取的许多重要措施，例如要求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劳动生产等规定，都有抵触，认为这是违反了办学的目的，妨碍了教学的质量，是“外行”领导的结果。
又由于自己的头脑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以为只有由“内行”在采用蔡元培式的“民主”办校的方针下领导学校，才能集思广益，真正把学校办“好”，因而我就狂妄地叫嚣高等学校应该如此这般云云。如果我的主张得逞，这就意味着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学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学校中得以推行无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将会首先在学校领域里实现复辟，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就要随之改变颜色了。当我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沉痛的，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三、反右后我为什么还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言行以及我现在对这些罪行的认识在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时间，虽然对自己的罪行有了如上的认识，但是我的反动世界观并没有得到认真地改造，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仍然盘踞在自己的头脑中。当时虽然也学习过毛主席著作，阅读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重要社论，但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我是从积极方面接受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以为非如此不能加速自己的改造，母宁说我主要还是从消极方面接受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以为我上述的发言，虽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我当时并不是存心要如此的，只是一时的“失言”，为免今后“失言”，这样做才“保险”些。我在这段期间，所以仍然会在“三面红旗”、“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重大问题上有过反动思想与言行，正是由于自己还是从消极方面接受了反右斗争的教训，没有使自己的世界观得到根本的改造，从而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遇到一定的气候就会反映出来的必然结果。
关于我在上述问题上曾经有过的反动思想与言行，在图书馆对我的评审会上，以及在63年“查侵蚀，放包袱”的时候，我都作过书面的交代与批判。经过近来对毛主席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学习，渐渐感到我那时的批判是很不深刻的。我现在的认识是：我的这些反动思想与言行，正表明了，若干年来，我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我总是有意无意地站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一边，来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我竟然会这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的世界观和他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在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所站的立场，我所用的方法与观点，都是和他们息息相同的。
例如，当58在全国出现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高潮的时候，我在内心里是赞同“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搞好教学，增多劳动时间就会降低教学质量”、“江西共大、南丰桔子大学不正规，不像个大学的样子”等反动言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一当刘少奇一伙攻击这次教育革命是“乱、偏、糟”并下令解散不少半工（农）半读学校的时候，我就非常首肯。
其实，古往今来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无一不是把学校教育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将他们本阶级的德育放在第一位的。他们宣称的“教学中心”、“智育第一”，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他们如此宣扬，只不过是替他们赤裸裸的反动教育制度的外衣涂上一层保护色而已……即以刘少奇这一伙而论，他们大肆宣扬这一套，就是为了遮人耳目，颠倒德育与智育的关系，抽掉无产阶级政治，在“分数第一”、“业务挂帅”、“技术至上”的幌子下，以“成名成家”、“读书做官”为钓饵，力图把学生训练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将学校蜕变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我赞同他们这样的观点，并在教学实践中，忠实地执行了他们的主张，正足以说明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他们是脉络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