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圉山这千条沟，万道梁，这深厚的黄土层里所蕴藏的无尽潜力已越来越清晰地走上南岭人的巨掌。
亲爱的朋友，当你迎着鲜红的太阳跃上朱圉金龙的脊梁，进入那九曲十八湾的南岭灌区时；当你看到那一块块坦荡的梯田，一排排飘红摇绿的果树时；当你看到一杆杆美国雨鸟式喷头喷出一圈圈弧形的雨雾时；当你看到那穿山越岭，奔流不息，似银河飞渡的天外来水时；当你看到那横卧大地的黑色钢管如巨龙腾飞时；当你看到那绿色生命的强劲与韵流，看到那举世无双的豪迈与恢弘，看到人与自然搏斗较量而又重归自然的宏阔与丰富时，你会作何感想，又能作何感想呢？
这是钢铁的筋骨耸起的意志的宣言，这是祖祖辈辈用吨计的香烛烧灼的希望，这是向千百年苦难岁月最壮烈的告别。
朱圉、南岭，你这梦境般的仙山，仙山般的梦境。
从大胆设想到惊天壮举，南岭渠，在用大手笔书写着一个铿锵岁月的诗意画卷时，也让人从另一种角度，用另一种眼光回望历史，寻找历史真正的脉络。
一条线，一条条线，就这样在岁月深处蜿蜒，从过去，到现在……
灵感迸溅的火花
让我们还是将目光定格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让人血管贲张的年代。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中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2500亿公斤提高到3500亿公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量方面在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即所谓的“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至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美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两倍。随之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
1958年4月20日，河南省遂平县成立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社。
翻开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小麦3821斤”的惊人消息出现在头版头条位置。成立不到3个月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放了颗震撼全国的大卫星。7月，湖北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又一个大卫星。8月26日，四川郫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居然出现了稻谷亩产4万多斤的大卫星，不仅让曾经风光一时的嵖岈山公社和长风合作社黯然失色，也让安徽繁昌县东方红三社的卫星自愧弗如。
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各种高产卫星34个。从《人民日报》9月25日统计看，小麦亩产最高数量为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量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4斤。
就连我们的兄弟县武山县也不甘示弱，放了一颗亩产达5万公斤的大卫星，甚至还出现了“中国的米丘林”，完成了“白杨树上苹果的成功嫁接”，牛皮没有吹倒莲花山，却是让武城山的身子大大倾斜了起来。
在这样一个只有大巫小巫之分的狂躁的年代，全民炼钢除让许多重要的铁制东西重新回炉，变为一堆堆化不开的废铁外，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农业生产上的卫星，则使举国陷入一场空前的大饥馑中，至今成为一代人不堪回首的梦魇般的日子。
举国皆醉甘谷独醒没有可能，全国人民经历和经受的，甘谷人也在一样不少地经历和经受着。让人由衷赞叹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非理性的时期，有个别已不知名的甘谷水利人，头脑中迸溅出灵感的火花，将渭河水通过级级提灌，引到西北和东北，解决这些地方的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
如果一定要给今日实施的甘谷县西北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找一个序幕的话，这或可算作一个。只是这个序幕火花般灵光一闪，再也没接着演下去。
这不是悲剧，反倒是值得庆幸的。这种激情澎湃的感性设想也很快就臣服于理性的行动了。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激励下，时代的豪迈几乎成为一种虚妄，“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南岭渠的几上几下，沉沉浮浮，已经印证了很多。在甘谷南山，在关古公里沿途半山腰上，至今还能看到许多20世纪50年代水利工程的残迹。不是讽刺，是警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人类所想到的，在未来岁月中一定能够实现，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多少神话变为现实。但想象和实现之间还有一个过程，有时甚至还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想象不脱离客观现实，不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否则，就会陷入空想和虚妄的泥沼。
在这点上，甘谷人不乏激情澎湃的畅想，同样，更不乏中流砥柱的冷静。将畅想的实现留于后人，在一定意义上需要科学和理性的头脑。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假如当时仓促上马，要实现，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几乎是天方夜谭，但不管怎样，一旦上马，给甘谷人民带来的灾难和负担便是不可估量的。
有些时候，选择沉默比选择行动更需要勇气。
即使在“大跃进”这样让人人血脉贲张的年代，还是有一些清醒的决策者，能在四面喧嚣嘈杂声中做出理性的判断；即使在温饱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些人能产生如此大胆，如此近乎神奇的想象，这是甘谷的精神财富，是甘谷人对于一个浪漫时代的理性答复。
20世纪整个60年代、70年代前半期，在全民办水利的高潮中，渭河沿岸群众发展机灌，将水引上了渭北山区，直至康家滩公社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80年代，这些水利设施普遍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失去提水灌溉功能，农民群众痛心疾首，水利人士扼腕而叹。90年代和21世纪这十年，这些水利设施逐渐得到抢修恢复。就在今年，我应邀参加了新兴镇雒家村五级电灌通水仪式，群众发自内心的喜悦，让人感动不已。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但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下，恢复一处电灌都是一件耗资巨大的事，而在当时，要上那样大的项目几乎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许多没任何可能的项目都上了，结果可想而知。历史是什么？历史既是经验，更是教训。
只要是饱满的种子，只要种在肥沃的土壤里，就一定会发芽、开花、结果的。但这种子更需一定的阳光雨露，然后，化蛹为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从这个宏伟设想的提出，到南岭渠工程的几起几落，直至建成通水，带动整个生态效应的比翼齐飞，甘谷人民面对水摩拳擦掌，百感交集。
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一场关于水的革命，像春潮，正在甘谷大地上涌动，它所积聚的能量，不仅是经验的总和，更是一次胆略和智慧的总爆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天，离甘谷人，离甘谷县西北部干旱山区人民群众的期盼还会远吗？
穿行在西北部干旱山区，站在谢家湾、礼辛、大石、安远支离破碎的沟壑梁峁间，我的耳边常会想起这样焦灼而期望的声音，这一天，这一天让我们等得太久了，太久了啊！
高亢而凄切的《黄土高坡》在西北部干渴的大地上回荡，在西北部山区群众渴望的眸子里回荡，在甘谷县党政领导焦灼的心中回荡……
出发前的集合
甘谷人，特别是西北部干旱山区群众对水的畅想，比水本身更清澈，又比水本身更苦涩。不论是像南岭工程、人饮水窖这样的大工程，还是挖泉打井这样的小动作，他们对水的情感全都那么执著。解决西北部干旱山区农村饮水，曾有过许多美丽而无奈的想法，比如在暂时无法大面积解决的情况下，先解决礼辛、大石、安远乡镇政府所在地及周边村组，这样的想法，不仅想，而且还付诸实施，礼辛清溪河边，尉坪村一带，地几乎打成了筛子眼，但水量就那么有气无力的游丝一线，且全为地表水，尉坪村29眼井的出水量每小时出水的总和不超过20立方。1小时达不到1立方，这样的水量，别说用，仅吃也常有难以为继之虞。抽水解决沿线各村吃水的想法理论上成立，实践中并不可行。安远的情况比这更糟，水苦涩不说，地表还多少有些渗水，再往下打，连泥浆都干巴巴的。
明知没水，又不放弃找水，这绝不是什么愚钝，而完全是一种沉重的悲怆，一种面对命运生死突围的顽强。
群众不甘心，领导更不甘心。为了群众，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哪怕结果依然是重蹈覆辙，再陷绝地。
2007年4月，干旱像无数个过来的年份一样没有给安远这块干旱的热土稍许的怜悯，时令上即将抽穗的小麦由于干旱被牢牢地裹在比筷子长不了多少的秆子上，风吹来，连树叶的响声都显得干巴巴的瘆人。
这天，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健身带领省市有关部门领导来甘谷视察。安远的旱情牵动着日理万机的副省长的心，也牵动着在场的每一位领导的心。作为分管全省经济工作的领导，冯副省长问得很细，精干的安远镇党委书记颉明军对任何问题都能作出让领导满意的回答。颉明军对各类统计数字的熟悉与准确让同样对数字十分敏感的副省长颇为惊讶。一问一答间，冯副省长对颉明军的好感油然而生，“走了好些地方，很难听到像你这样真实的回答。你是乡党委书记，我是副省长，岗位虽然不同，但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看冯副省长对颉明军的回答如此感兴趣，二人谈得如此投机，陪同视察的县委书记王子生、县长王振宇便示意颉明军，向省长反映吃水的问题。英雄所见略同，为找水几乎焦头烂额的颉明军哪能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借上一道坎的机会，颉明军紧紧握住冯健身副省长的手，一口气说了安远镇吃水的困难，镇上关于打井找水的想法，看着这个年轻英俊的书记眼中的急切和闪烁的泪光，冯副省长捏了捏他的手，动情地说：“你来省上直接找我，安远镇吃水的事，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在旁的人听了，无不报以感激的掌声。
2009年11月15日，我在县卫生局专程采访颉明军时，这位昔日为一个镇几万群众生产生活呕心沥血的人，现在肩上所担的是全县人民的安全与健康。作为卫生局长，他肩上有太沉的担子，采访便只能在时断时续中进行。
“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逼急了吧，要平时，哪敢有那么大的胆子。省长，那是多大的官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错过这个村再没这个店，冯省长不答应，我就不撒手。过后几个县上领导开玩笑说，我们几个多少年来和省长握手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你长。当时啥都顾不上，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要说胆大，也太胆大了；要说越位，这位一下越得太远了。”
视察结束不长时间，颉明军便和县上领导一起直接去省政府找冯副省长。让我们感动的是冯省长不仅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而且对安远找水的事依然记得那么真切。冯省长不仅在我们的申请报告上作了批示，而且派秘书到省发改委帮助我们协调落实。这事，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颉明军话一顿，我知道，在此刻，他既有对冯省长发自内心的敬仰，更有对安远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深深地牵挂。
一周后，在安远镇党委书记王耕晨的办公室里，我采访了当时负责打井的安远镇干部杨林西同志。
“省水利厅打井队的工程师来到安远后，在散渡河一线勘测了好些地方，选了三个点，最后决定在安远北城一带打井。听说省上要为安远打井，群众的热情要多高有多高。群众自发地为施工队卸车，搬运物资，开钻那天，按照当地风俗，群众挂红放炮。那个热闹场面，没法让人不激动。从那天开始，每天都有十几个老人，拿着凳子，坐在打井现场，眼不眨地看着打井。而看动静的人，每天都有几十个。大家心里清楚，安远打了几十年井，都是小打小闹，这次，是改变命运的一次。刚开始，没水，打了十几米，出水了，群众激动得直放鞭炮，技术人员告诉他们，这只是地表水，这点水，是啥问题也解决不了的。三十米一过，一百米过了，群众的心一天比一天揪得紧，等水候水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打到三百米时，技术人员不得不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安远没水！晴天霹雳，晴天霹雳啊！许多老人紧紧拉住技术人员的手，央求着，那样子，就差没有跪下去。技术人员不忍心给群众这样一个残酷的交代，水利厅的领导来了，省、市、县、乡反复协商，再打五十米……哎——”老杨长叹一声，眼望窗外，半天无语，“你不知道当时群众是怎样一种表情，好多人当场就哭了。我埋着头偷偷退出来，到一个土坎后，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水，水把安远人折磨得太惨了。”
我不想用过多的笔墨去描写那个场面，尽管那场面不乏动人的地方，但我知道，一再描写那个渴望到极致，失望到极致的场面，无异于有意揭开安远人难以愈合的心灵的创伤。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镇，我在笔下曾不止一次反复描写过安远昔日的辉煌，描写过筚篥堡的坚挺豪迈，安远城的富庶繁华，以及由丹山似凤、白石成羊、旌旗分峙、天水合流、五云岭秀、六郎峰高、东岗兆雨、四阜屏风相互映带的安远八景的辉煌。所以这些，都因水的稀缺而失色，因水质的恶劣而饮泣。“水，水把安远人折磨得太惨了！”我的耳边不时萦绕着杨林西悲怆的喟叹。如果说安远人千百年来都在找水的话，这次，寄予无限希望的历史上最大一次找水的失败对安远人的打击，几乎透彻心扉。
就在安远打井找水铩羽而归的同时，省国土资源厅在大石一带的打井找水也以失败告终。安远、大石找水失败的意义，除了找水失败本身外，还在于无情的理性彻底斩断了安远、大石，甚至礼辛人对水的最后一丝念想，这就不仅仅是对人肉体，而是对人精神的一种摧残。
安远、大石、礼辛、谢家湾整个西北部干旱山区，难道真要跌入水的万劫不复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