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觉得名校和非名校学生的差别不大，相对来说，名校培养的学生成材率更大一些。”姚建年说，目前名校、非名校都是按照教育部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有统一的标准，所以名校、非名校在达标教育上差别不大，“就读于非名校的学生更应该有坚强的信心，更加努力，也能实现大理想。”
回想大学时光，姚建年的记忆依然清晰。
“我们77级同学年龄差距很大，我算承上启下吧。”姚建年说，当时学生学习特别刻苦，到了很晚，图书馆里依然坐满了苦读的同学，“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努力学习之余，姚建年还坚持锻炼身体，在校期间他是校排球队队员，坚持每天拿出一个小时进行体育锻炼。
1992年，姚建年到日本攻读博士，期间，他在《自然》上发表了《三氧化钼薄膜的可见光变色效应》的论文。这篇论文是无机半导体薄膜光致变色材料领域中发表在《自然》上的第一篇文章，直到几年后，美国再生能源实验室才又发表过一篇，这一成绩引起学术界对姚建年的注意。
1994年，姚建年回国到感光所做王宽诚科研基金项目。听了当时还是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的路甬祥的一番鼓励的话后，在日本留学和研究8年的姚建年对国内的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国家在快速发展，尽管一时科研条件不是很理想，但有些困难只是暂时的。“后来的情况也印证了我最初的判断，选择回国做研究是对的。”
1995年，姚建年获得首届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他觉得可以开始做点事了。同年8月，姚建年从日本回国，开始筹建自己的实验室。回国后，感光化学所给了姚建年一间30多平方米的空房子，他开始筹建自己的实验室。姚建年从原感光所副所长陈萍老师那里“转借”到一个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就这样一个导师带着一个学生开始了研究工作。
实验室筹建伊始，因为买不起实验设备，他就和所里别的实验室共用，为了省点经费，他也曾到所外去做实验。姚建年的研究领域是化学中的物理化学分支，这一理化学科交叉背景也让他在克服实验困难时派上了用场，他后来的科研工作也从中受益匪浅。
当时感光化学所所长佟振和，把姚建年和几个从国外回来的学者组成一个“青年实验室”，由姚建年任实验室主任。通过几年的努力，实验室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一支精干的研究梯队。实验室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项目，在这一领域做出了不错的成绩。
1995年8月到1999年4月，姚建年先后任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室主任、所长助理。1999年4月起至今，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0年4月到2008年3月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1月起至今，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多年来，姚建年一直关注母校的建设和发展。
如今就业时，招聘方越来越看重求职者是否为名校出身，更有不少好单位打出“非名校不录”的硬性标准，这让不少地方院校毕业的学生一声叹息：大学4年努力又如何，入学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的命运。
姚建年成功的例子给非名校的大学生带来了精神上的鼓励——只要自己努力，就算非名校也能取得大成就。
“现在学习条件好多了，希望年轻人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采访最后，姚建年寄语道。
（人物简介：姚建年化学与化工学院1977级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供稿）彼岸的灯塔——记我的导师黄汉升教授◎方千华
1995年，来自闽北农村的我，幸运地考入了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系，后又有幸留在学院工作，在学院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与鼓励下，又获得了博士学位。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学术研究对我来说就像遥不可及的大洋彼岸，在一头张望的我盲目而胆怯。正是我的导师，国内体育领域的著名学者——黄汉升教授，在我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给了我勇气与鼓励，让我一步一步走上学术之路。他就像矗立在学术彼岸的一座灯塔，用他的光明照耀和引导着我，督促我一步步地靠近学术与理想的目的地。终于，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竞技运动表演论》获得了201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它既是对我学术研究能力的一种肯定，也是老师倾其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扎根母校，勤奋学习工作十余载，我收获了殊荣，更是收获了老师浓浓的关爱与祝福。回首走过的学术道路，我感受良多。
一
学术之路是艰辛的，但是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却是快乐的。现在回想起来，师生之间的学术默契与信任，不仅是完成高质量博士论文的重要保障，而且还让我端正了对学术研究的看法和态度，不再认为它是一项枯燥、艰苦的工作，而是一种充满新奇和愉快的生活。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是我学术成长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黄老师，深深体会到他“治学严谨、谦逊宽厚”的人格魅力。记得黄老师曾经说过：“除了名师出高徒，我更相信严师出高徒。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在业余时间产生的。只有刻苦努力，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才能取得成就，这与体育的拼搏精神是一致的。”在我印象中，黄老师除了严谨、严格，更多的是严厉。在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开题前，他要求我们在开题之前必须阅读大量的经典著作和相关书籍，及时了解国内外体育学科领域前沿动态，要是我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必会遭到他严厉的批评，这使我们不敢马虎、松懈。在选题上他同样严格，要求我们每人要拿出两三个选题，并阐明自己选题的目的和依据，要是准备不充分，同样要挨批。当我们的选题思路基本符合他的要求时，他就会根据各人的基础和条件，帮我们从中选一个最适合的选题并鼓励我们大胆做下去，让我们吃下“定心丸”。我的选题偏重理论性，有的老师认为理论性太强，挑战太大，可黄老师却说：“‘竞技运动表演论’是一个理论性强的现实命题，考虑到你研究基础及知识结构，我认为该研究是适合你的。”正是有他的鼓励和肯定，我才敢放开步子，大胆地坚持自己的选题。博士论文选题确定后，黄老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要耐得住寂寞，全身心投入做好它。
黄老师具有丰厚的学识与广博的视野，当我在研究过程中遇到难题时，他几句高屋建瓴的启发，便让我豁然开朗。还有他那高度的责任心和不辞辛劳的精神，更令我敬佩和感动。他平时政务繁忙，但仍然百忙之中抽空仔细审阅、修改我的论文。他白天忙工作，晚上叫我过去讨论论文，我都不记得去了多少次，每次去都被他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深感动。有一次，他给我指导论文时，我听他说话鼻音很重，又看到书桌上放着感冒药，才知道他患了重感冒，当时心里深受触动。想着老师的敬业精神和治学态度，我深感自己做得很不够，心里很愧疚，总觉得给他添麻烦，占用了他太多时间和精力。感动愧疚之余，我也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更好、更快地完成论文。
黄老师的一句教诲常常萦绕在我的耳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学术的道路是艰辛的，要获得学术成功，需要长期的积累。”谨遵老师的教诲，为了搜集充足的资料，攻读博士期间，我每个学期都要到国家图书馆和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直到现在，我时常还想起住在国家图书馆招待所那段艰辛的日子，想起当时从北京搬回福州的装满资料文献的沉甸甸的两个大纸箱。正是老师的这句教诲，让我领略了科学领域的丰富与博大，深刻感悟到知识基础与学术资料的重要性，也深刻体会到学术之路的艰辛。
我的博士论文《竞技运动表演论》就是在这样艰苦地搜集资料，及与黄老师数不清的讨论与修改中完成的。当我把35万字的初稿交到黄老师手上时，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后与老师一起几经修改，最终定稿，该文送审后，其创新性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当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的消息传来，我喜出望外。获奖后，黄老师对我说：“对顶尖大学来说，这个奖也许不算什么，但在我们学校影响很大。这是继2002年后我校再次获此殊荣，也是全国19所体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第2篇获得该奖的论文。”我深深地了解他话里的一番深意，在对我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鞭策着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奋进。
二
黄老师不仅仅对我悉心指导，对其他学生也一视同仁，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在指导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他针对学生不同的知识结构，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引导学生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记得我刚进入博士学习阶段，老师就让我研读社会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相关经典著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师弟王琪曾回忆，刚入学不到一个月，老师得知他在本科时修过英语双学位后，让他翻译一篇英文文献，他如期完成了任务。接下来的几个月，老师又陆续交给他几篇翻译任务。在第一学期放假前，老师又把一叠厚厚的英文原版文献的翻译工作给他当寒假作业。他至今仍难忘和感慨那个漫长的寒假，夜以继日地查找生涩的英文专业术语，阅读大量体育科学各学科的专业知识，翻译长、难句。当他按时把翻译好的文献交给老师时，老师欣慰地对他说：“你有一定的英语基础，这段时间又翻译了一些国外文献，对国外体育科学有了初步的认识，你对研究西方体育科学有兴趣吗？”师弟这时才突然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老师一直在默默地引导他进入西方体育科学这个研究领域。这为他后来选择“西方体育科学发展史论”作为论文选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