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大的师范生，这是我们集体编的教学参考资料。”当实习队进入实习学校，队长向中学地理教研组长赠送教学参考资料汇编时，队长和组长都笑脸灿烂。中学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而师范生人数多，可以从海量信息中汇编中学课改急需的参考资料。一届又一届，一本又一本，师范生的汇编推动着中学课改。
“我是师大的师范生，这是我们的老师！”实习期间，实习队开“公开课”时，有机会迎来我院教师，实习生可以骄傲地向中学听课领导介绍自己敬爱的老师——他们是师范生的坚强后盾。一年又一年，陈逢珍、陈珍皋、江萍、郭成达、李祖光、蔡文焰等教研室主任，率领专业任课教师，深入中学课堂，看看自己的学生如何当先生，同时收集最实在的反馈意见，带回来改进高师教师教育，形成了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我是师大的师范生”成为我院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骄傲，专业思想的巩固落实在为基础教育服务中。经过多年的努力，实习生从中学的负担变身为中学的受欢迎者；教育实习的联系从求助于中学变成中学请求实习队进驻；师范生的实践阶段，从教育实习向前延伸到教育见习。我们的师范生成了中学的“香饽饽”、“座上客”。
“我是师大的师范生！”二三十年之后，我院早年毕业的教师教育专业本科学生，还常常这么自豪地说。他们说很荣幸，他们自身都已经是老教师了，而他们的老师还时不时对他们进行培训，从全员培训、新课程培训，到骨干教师培训、学科带头人培训，直到名师培训，都还有他们的老师关注着他们，引领着他们。
是啊，我们学院、我们学校，二三十年来，坚定地走着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路子，师范生的老师们，承担了制定国家地理课程方案与标准、编制地理国本教材、制定国家地理高考的考试说明等重任，做到了站在地理教育改革的前头，引领地理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受到了广大中学的尊重和支持，发展和建设了一大批教育实习和教育见习基地。师大与中学这么融洽的结合，真让人感动。百年树人，105岁的福建师大的一代代师生都成才了。
（袁书琪地理科学学院1977级，教授，曾任副院长）命运
◎程利国
像我这样当过农民、当过工人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数不多。我的命运在什么时候发生转折呢？就在1978年，那是我们的国家走向改革开放之年。我的命运的转折，是融入我们国家的命运转折之中的。
记得我们的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当时我竟然无动于衷，仍然满足于省二化厂起重工（即搬运工）的社会角色。一个上山下乡知青，能够回到故乡福州工作，而且成为全民所有制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满足呢？我就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直至1978年3月至4月，许多参加1977年底考试的考生，曾被大量地扩招为走读生（即不住校的正式大学生），这深深地刺激了我。我自认为我的文化水准不在这些人之下，我没有理由不去搭乘高考这趟列车。
于是，我拿起了高考复习资料。头一个月主攻理科，后来才转到文科。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因为我的记忆力好，对文科有更浓厚的兴趣。1978级高考是“十年动乱”后第1次全国统一命题，当年在5门课程满分500分的情况下，我考了444分，只比省文科状元约低10分，高出录取线（340分）100多分。这令我的许多亲朋好友万分惊讶，我想这也是被福建师大录取的文科最高分了。
当我准备高考时，只剩下3~4个月的时间，而且还要做到温书迎考、上班工作和谈情说爱三不误。尤其是在1976年底建立的“爱情专线”，对我的高考既有动力，又有压力，考不上大学怎么向我的那位（即现在的妻子）交代呢？她当初收购我这支“垃圾股”，骨子里是盼着我能成长为“绩优股”——作为知识分子的“潜力股”。
我要感谢我的母校——福建师大附中，附中是名师荟萃之地，当年老师兢兢业业的教学工作，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当年我温书迎考时用了一个最“土”的办法，就是“从头开始法”，循序渐进，不好高骛远，从初一年开始复习，收到了神奇的效果，甚至连当年老师教学时的音容笑貌、语音语调都会呈现在脑海中。这使我在意象中回到了当年在师大附中求学的黄金时代，也使我对命运的转折充满了渴望。
以我当年的高考成绩，报北大、北师大都可能被录取。当年是高考成绩公布后才填报志愿的，然而我却选择了福建师大，这很可能会使现在的许多家长难以理解。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学时代，作为一名附中学生，与福建师大的实习生有过深度的接触，也多次听过福建师大的名师所开的讲座，其中印象最深的要数中文系的李联明老师，那种风采，那种才气，令我敬佩不已，因此我对福建师大有着很深的感情。
事实证明，我当年志愿报福建师大教育系是正确的。当年教育系有许多全国知名的教授，如檀仁梅、高时良、陈本铭、徐君藩、赖昌贵、李明德、吴文侃等，可谓群星荟萃，当年这阵容去申报博士点都是不成问题的。
当年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中断了12年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在教育系我选择了心理学方向，这成了我生命的符号。有人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而且还有人给你付工资。当我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后，充分证明了这句话的可信度。
我对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很感兴趣，在皮亚杰学术思想的研究方面，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出版了两部各数十万字的专著《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研究——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活动理论》与《发展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有很好的影响。
我真正体会到，我的心理学专业要是没法服务于社会，它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我在2001年就公布了我的家庭电话，以后还公布了我的手机号码，全天开通，只要学生心中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随时都可以拨打我的紧急求助电话。我感谢我的求助者，他们把心中最隐蔽的秘密都向我敞开，使我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无法获得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是那么具体、生动、感性、鲜活。心理咨询的最高境界，就是把求助者当做你的老师。他们对我的最好的回报，就是促进了我的专业成长。
近10多年来，我还到各大中小学、野战军部队、海军部队、武警部队、公检法系统、医务系统、税务系统、金融系统、各企事业单位等开设心理学讲座，为受众的心理减压和提供精神健康服务。
我现在每天都生活得非常充实、精彩，都在奏响命运的交响曲。我真诚地感谢我们伟大的时代，给我搭建了服务于社会的广阔平台。
这一切都源自33年前的那个党和国家命运的伟大转折，我只是搭乘了那辆时代的列车。我的许多朋友都发自内心地感叹：是邓小平同志挽救了我们的命运。
（程利国教育学院1978级，教授）那年我们在长安山“占位置”
◎唐颐
1978年的福建师大，读书风气好得一塌糊涂，同学大多是辍学12年的“老三届”。感谢邓公，又让我们走进久违的课堂，新鲜之后唯有努力读书，况且当年深入人心的口号就是“为振兴中华而读书”。
每天吃完晚饭，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室或者图书馆占位置，把书包放在桌面即可。因为上课时规定两个人坐一张桌子，晚自修按惯例一个人可独享整张桌子，桌少生多，所以占位置是必须的。我们宿舍住8个人，实践出真知，每天派1个人去占位置足矣。后来这任务就固定在“依弟”肩膀上了。依弟入学时16岁，那时初高中学制合计4年，所以才有这么年少的应届考入生。而我们班的老大姐入学时，她的儿子刚好也入小学一年级。大学同个班级，年龄悬殊如此之大，也就是那个年代的奇观。依弟每天乐颠颠地背着8个书包进学堂也是奇观。10年前同学聚会见到依弟，他已是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满脸络腮胡子，开口之乎者也。把书包交给依弟后，我们便去散步，经常走到校园外的田野里，走进成片成片的茉莉花丛中，摘一些带回教室，淡淡花香伴着淡淡书香，犹如美人添香夜读书，读得不亦美哉，常常熄灯了才离开位置。农民伯伯见学生摘花也不骂，反正那花多得是。
许多年后重返校园，长安山已被密密匝匝的混凝土建筑围得密不透风、惨不忍睹。清晨，长安山上，相思树下，随处可见早读的学生，树林下花丛中的石板凳也是需要占位置的。都说黎明时分是记忆最可靠的时辰，中文系学生大多背诵古典文学名篇和古汉语单词，当然也背诵英语单词。几十年过去了，唐诗宋词倒也经常顺手拈来，颇见功底，可英语单词却没记住几个。想来都后悔，当初干吗不把背诵英语单词的时间用来多背诵些古典名篇呢？那时，我们坐在中文系的大教室里，很有优越感。因为但凡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课、李万钧的外国文学课、李联明的文艺理论课等等，其他系的学生来旁听的不少，他们自带凳子，早早挤在教室背后，我们如果来迟了，会很开心地挤过人群，矜持地坐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上。
后来我将当年读书风气之好告诉读大学的女儿，意欲教育开导她如何勤奋刻苦，女儿竟说：“你们当年多幸福啊！进了大学门，就像入了保险库，捧上了铁饭碗，当然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像我们，大一就开始愁就业。”我听罢愕然，但有一点她说对了，那年头的幸福指数确实比较高。
那时从来不用交学费，当然也就没听说过哪个同学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了学。每个月饭菜票18元也是学校发的，几位家中上有老下有少的同学还嫌太奢侈，干脆搞个煤油炉自办伙食，每月节省三五元寄回家，上了大学还能赚点小钱，岂不乐乎！连看电影都免费，十天半个月就有海报告之，某晚某时在室外体育场上映某两部电影，一定是两部，大多是刚刚“解放”出来的老电影，看得我们或心潮澎湃或热泪盈眶。这时候占位置更不可掉以轻心，最好下午一下课就回宿舍搬凳子，才能摆个好位置，吃完晚饭派2位壮汉去守着，可以先带着书去读。此时，依弟个子太小，派不上用场了。后来，我们宿舍的周君认为只管本宿舍同学太本位，因为他是大班党支部书记，总是高瞻远瞩，他提出起码要管好我们小班4位女同学的位置，我们自然一致赞成。但没过多久，周君便很本位地和其中1位美女同学卿卿我我起来了，到毕业那年自然山盟海誓蝶双飞。
不知道什么原因，中文系1978级女生特少，才10多名，约占十分之一，1977级女生有20多名，1979级就更多了。在我们这个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衡的年段，女生们无比骄傲，男生们无比着急，像周君那么幸运的，毕竟凤毛麟角。于是一些胆大的男生就把进攻的目标锁定为1979级小女生，收效颇丰，被戏谑为抢占别人地盘。而向1977级女生进攻，基本没有那种胆量，但男生们守地盘的胆量却高度一致。有一位外系的男生，对我们大班一名女生穷追不舍，经常在宿舍楼下呼喊女生姓名。一天午休时，此君不知好歹，又如法炮制。我们宿舍终于忍无可忍，一声砸字喊出口，扫帚、拖把、拖鞋、墨水瓶纷纷飞出窗口，砸得此君落荒而逃，再也不敢造次。后来每次同学聚会，总聊起此番壮举，在捧腹喷饭之余，始终查不出谁是领喊者。
那时打篮球似乎是主要的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每个宿舍几乎都可组成代表队。有一段时间，下午第3节课后必打一场，4个并列于教室与宿舍之间的篮球场成了稀缺地盘。有人聪明地将球带到教室，一下课本宿舍球友蜂拥而至占领地盘，后来这一招却被更笨的办法取代了，像占位置一样，先派个人没下课就带个球在篮球架下守着。虽然占地盘的聪明招笨招不少，但后来最让大家接受的规则乃淘汰赛，每场比赛10分钟，谁的队输便下场，等候的队伍接着上。有意思的是竟没有常胜将军队，因为等候的几支球队为了大局，经常打破门户之见，抽调精兵强将上场一搏。那时篮球场热闹场面使长安山多么朝气蓬勃。
最热闹的一次场面却在深夜，那是中国女排“三连冠”的夜晚，当时一台电视前几十上百人围着观看，看得同学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当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在国际赛场，《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天空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到篮球场，点起篝火，把扫帚、拖把都烧了，又唱又跳又喊，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振兴中华”。直到深夜，仍觉得此举不足以表达莘莘学子满腔爱国情怀，不知谁喊了一句“游行去”，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出了校园，一直走到东街口，一路上市民们投来的或是惊奇或是不解的眼神，但更多的是赞许与欣赏的笑脸……
往事如烟，一晃30多年，回味起来，“当年只道是寻常”，如今却很温馨，总难忘。应该承认，那是一个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年头。
（唐颐文学院1978级校友，曾任宁德市委副书记，现任宁德市委副巡视员）闻鸡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