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第一节 华北新危机和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日军的步步进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抗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四一七”声明，说日本是东亚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这一声明引起全中国人民和世界正义人士的愤怒。这时，毛泽东对天羽声明发表了谈话，指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并严正声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工农劳苦群众和工农红军，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蒋介石政府亲日派官僚政客黄郛、殷同等，却乘机进行卖国活动。到1934年春夏之交，平、满恢复通邮通车，长城各口设关卡，蒋介石政府从此在实际上承认了“满洲国”。
中国共产党根据这种情况，乃于1934年4月提出组织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和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当时全国人民及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对于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退让外交表示了极端的不满。1934年春季，上海有30万市民为反日烈士潘洪生送殡的反日大示威；5月，《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等3000余人共同签名发表。这个纲领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公开签名赞成这个纲领的达几十万人。同时，出现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人民抗日组织。
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号召，却用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来答复，对于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则用法西斯的恐怖手段来镇压。这样，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以自己的力量保卫中华民族的神圣目的，就不得不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华北新危机和《何梅协定》，中共《八一宣言》的发表1935年5月，日本关东军又借口中国军队“侵入”“非武装区”，向蒋介石的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的负责人何应钦提出许多蛮横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入关。6月9日，何应钦经与日军司令梅津谈判，订立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完全接受日本提的如下要求：（1）取消河北省及平津国民党党部；（2）撤退河北省的中国驻军和宪兵；（3）撤销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职，更换平津两市市长；（4）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5）停止全国的反日活动。这样，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整个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也都置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
日本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与其所领导的红军，已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计划，实行人类历史上有名的大进军——北上抗日。根据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是1935年8月1日草拟，10月1日正式发表。
——编者注（这就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挽救民族危亡。《八一宣言》发表后，全国人民、士兵皆表示热烈拥护，并得到一部分国民党将官的赞同。但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和蒋介石等反动的当权者却百般反对，对日本继续退让，放弃国防阵地，把镇守冀察的几十万大军撤下来，全部调到后方，追击与堵截北上抗日的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为了钳制人民抗日的言论和行动，南京反动政府于1935年6月10日颁布了一个不得妨碍中日“邦交”的《睦邻令》，严禁编印抗日书报，取缔一切抗日救国运动。例如，1935年7月上海《新生》周刊登了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日本认为这篇文章侮辱了日本天皇，南京政府便遵命封闭《新生》周刊，通缉作者艾寒松，逮捕了主笔杜重远。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关东军向长城各口大量增兵，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平津空气异常紧张。
1935年11月，日本嗾使国民党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等22个县成立傀儡政权，名叫“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就是“冀东事变”。内蒙古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伪军李守信部也着手组织“内蒙自治政府”。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出卖华北，下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和王揖唐、王克敏、高凌、贾德耀等为委员，把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单另划成一个行政区域，用变相的“自治”使华北“特殊化”，以迎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
北方重镇的北平、天津两市和整个华北的危机，使全国各阶层人民感到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到处发出了救亡图存的沉痛呼声。在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不顾敌人枪弹刺刀的威胁，走上街头，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自治运动”等口号，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当天向国民党华北军政长官提出六项条件：（1）反对防共自治运动；（2）公开宣布对日交涉经过；（3）不准任意捕人；（4）保障北方领土安全；（5）停止一切内战；（6）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游行队伍在寒风中悲壮地前进。国民党军警的皮鞭、棍棒、水龙、刺刀都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进攻，当场打伤了一二百人，被捕的数十人。
事后，北平当局封锁消息，封锁各校校门，逮捕学生领袖（北京大学6人，东北大学12人），企图阻挡这股压抑已久的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
“一二·一六”的搏战12月16日正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为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为了回击国民党北平当局的镇压，便在中国共产党的严密组织和正确领导下，在这天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16日拂晓，各校学生冲破校门的军警包围封锁，走上大街，城外学生也冲开城门，进入城内；三万多学生挽手结臂组成了五路游行大队，高呼“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等口号。这个古老的文化城市顿时沸腾起来；沿途市民也纷纷参加了示威的行列。国民党反动派竟下令军警“自由行动”，学生们英勇地和大刀搏斗，和水龙搏斗，和寒风搏斗，有的学生被大刀砍伤了仍奋勇向前，使有的军警也被感动甚至参加游行。中午时各路游行队伍齐集天桥，整队到前门举行露天大会，计有学生三万人、市民数万人，大会通过：（1）誓死反对防共自治的伪组织；（2）要求宋哲元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并抚恤各受伤受难同学，惩办凶手；（3）不得禁止学生运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决议。会后又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动员了全城军警，又加派了两团武装军队袭击学生。殴打与搏斗的残酷激烈，较“一二·九”更甚。从凌晨3时直到晚上10时，学生们赤手空拳，为挽救危急的祖国整整搏战了一天。《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在群众威力下不得不宣布延期。北平青年学生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正是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标志了中国抗日民族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
全国抗日新高潮的涌起“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大示威，给了全国以巨大的震动，响应这个运动而起来呼号救亡的有12月11日杭州学生大示威，12日广州学生大示威，有18日南京、南宁、天津学生的大示威，有20日上海、武汉、长沙学生的游行示威，保定、开封、安庆、徐州等地的学生也都举行了游行示威。总之，全国各个通都大邑的青年学生都踏着“一二·九”英雄们所开创的血路前进了。接着，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沿平汉铁路的农村中进行宣传。各地同时也发生了学生到南京示威的行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返回平津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刘少奇等领导下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组织发展很快，不到一年队员发展遍及全国各地，它实际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青年的纽带，从此以后，大批革命学生不断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参加了人民军队，和工人农民一道，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一二·九”运动不仅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斗争，也给革命学生指明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为了团结青年救亡的力量，平津学生自治会成立了，不久又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有各界人民组织的救国会的活动，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纷纷建立，全国各地也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在刘少奇等领导下，华北各大城市也迅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挽救民族危亡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同时，恢复和发展了华北的党组织，党员很快发展到五千多人。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也克服了“左”倾错误，改变了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广泛地团结了上层爱国人士，在华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全国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时候，刘少奇就曾主张在群众工作中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同盟者，并且注意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适当的斗争方式，以保存和发展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但他的这些正确主张，当时却受到了压制和诋毁。“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迅速发展，完全证明了他上述策略原则的正确性。1936年，刘少奇根据他长期白区工作的实践和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系统地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发表了不少的理论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贡献，《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等，就是他著名的代表作。他关于白区工作经验的总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白区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5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建立。该会的纲领是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各党各派合作抵抗日军的侵略。抗日救亡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出来，全国不下千百种，单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种，如《大众生活》、《永生》、《现世界》、《新学识》、《知识》、《东北知识》、《生活知识》、《妇女生活》、《中国呼声》、《中国农村》、《世界知识》……每种都销售在几万甚至十几万份以上（如《大众生活》）；在国外，则有中国共产党人李立三、吴玉章等主办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刊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进行广泛的国际宣传，并通过各种救亡组织发行到国内，教育了国内广大青年，使他们的思想趋向进步。同时，使许多军队首先是华北的许多军队也衷心地同情抗日运动。
以“一二·九”运动为开端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消除了全国恐怖沉闷的气氛，全国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面前，不但工、农、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而且带动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上层人物也对抗日运动表示同情乃至参加。中国共产党根据这样的客观情况，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根据这个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他批判了党内存在着的“左”的关门主义错误，也唤起党内注意避免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篇报告对党的策略问题作了完整的分析，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当前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回答，却是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实行更加穷凶极恶的镇压。蒋介石反动派把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叫做“危害国家”，“得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遇有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法而为前项犯罪（按：指爱国有罪）之宣传者，得当场逮捕，并得于必要时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排除其抵拒……”。
然而，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并不能够镇压住排山倒海而来的抗日救亡的革命浪潮。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已经成为一切爱国人们共同公开主张的国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彻底被孤立了。更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中。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联军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反日游击斗争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被“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反动派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东北三千万同胞从此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奴隶。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日。1932年，南满磐石县哈马河子中国和朝鲜农民，在共产党员李红光的领导下，发动抗日的武装起义，成立磐石游击队。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珠河、饶河、东宁、汤原等地的游击队，到处袭击敌人。
共产党对当时抗日的东北旧军队马占山等部，也采取了诚恳协助的方针，动员大批爱国青年及得力干部去帮助他们。
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及其发展1933年，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党根据中共中央1月26日的指示，以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各地人民武装，决心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东北各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了广大群众的抗日地方组织——抗日救国会。各地溃散的红枪会和大刀会中的农民，纷纷参加到新的队伍中，一部分抗日旧军队以及一部分抗日山林队也接受了统一指挥。各地抗日武装蓬蓬勃勃发展起来，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的结果。
1934年，统一了全东北抗日武装的名称和编制，南满的磐石游击队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领导人杨靖宇），东满的延边游击队编成第二军（领导人王德泰），珠河游击队编成第三军（领导人赵尚志），又以密山游击队为骨干编成第四军（领导人李延禄），吉东同盟军编成第五军（领导人周保中），汤原游击队编成第六军（领导人夏云杰），饶河、虎林游击队编成第七军（领导人李葆满）。这些军队获得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指战员都具有高度的民族自觉和爱国热忱。他们紧紧地依靠群众，保护群众利益，组织坚强、纪律严明、作战英勇，给予日本侵略者以越来越沉重的打击。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更增强了东北人民抗战的信心，至1937年初，中国共产党统一了抗日联军的组织领导，编成了11个军。继而，为了适应抗日救亡的新形势，党又决定把抗联各军分编为三路，确定在三个方面进行游击作战，以便在日军大举侵略内地时，可以更有力地牵制和打击日军。
1936年、1937年两年，第一路军在杨靖宇的领导下，曾越过南满线，进击辽西，先后四次渡过鸭绿江、图们江，袭入朝鲜东部，使日军遭受意外打击。第二路军在周保中的领导下，进出哈东，震撼了吉林、长春和哈尔滨。第三路军在李兆麟的领导下，1938年底越过了小兴安岭，开辟了黑龙江、嫩江平原的游击地区。
由此可见，在1937年的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以前，东北人民早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地进行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战争了。他们的英勇行动对于鼓舞和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是起了极重大的作用的。
从七七到“八一五”的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抗日联军就以打击敌人后方和援助关内抗战为中心任务，主动出击，破坏交通。各地群众积极地帮助抗日联军，动员自己的子弟参军，妇女和儿童担任着联络、侦察、运输等工作。当时伪满军在抗日联军正义斗争的影响下，有整团整师起义抗日的事情，使日本侵略军更加疲于奔命。
但是，自从1938年冬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日军以主力回师敌后，专门对付东北和关内的人民抗日武装，这就使东北人民武装对敌斗争的负担日益加重。据1947年9月东北抗日将领周保中所撰《彻底粉碎二满洲》一文中统计：1931—1933年，侵略东北的日本正规军为5万人，1934—1937年便增加到40万人，1937—1938年为50万人，1939—1941年为70万人，1942—1944年增加到33个师团，14个混成旅团，为百万人。从日军逐年增加的数字来看，就可知道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艰苦情况了。
日本侵略者为了要巩固地控制东北，把东北作为它的侵略战争基地，并为了要隔断抗日联军和群众的联系，施行了最毒辣的所谓“归屯并村”办法。日军把游击区的房屋全部烧光，强迫居民集中在名为“集团部落”的大村子里，修筑深沟高垒，加强特务警察，来监视他们，用居住证明书来束缚他们的行动，种地也不许离开部落太远，走出部落必须要挂号，不准超过两小时。如果发现有人给抗日联军送一顿饭，立刻枪决。同时，还经常举行“反日分子大检举”，差不多每次检举都有千人以上被逮捕。
由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施行种种残酷手段，东北抗战转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抗日联军常常以野草、树皮、菌类充饥，被迫出没在大森林中，风餐露宿，严冬只有在野外以篝火取暖。但共产党人和抗日联军的基干部队依然以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共产党人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和装备优越的日军坚持斗争，直到获得最后胜利。
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日联军即积极反攻，配合苏军和进军东北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东北。毛泽东总结这一段史绩时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935页。这个英勇斗争，使中国河山生光，他们的战斗英雄主义，将永垂革命史册。
第三节 成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前的国内形势华北事变后，日本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在经济上，实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摧毁华北的中国民族工业，并排斥英、美的华北市场；在军事上扩充组织机构，设立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又在各大中心城市遍设特务机关，训练汉奸，刺探中国军情，并向北宁铁路沿线不断增兵。同时在北海、海口、上海等地，到处进行武装挑衅。
1936年6月间，两广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冲突趋于表面化，用“抗日救国”的口号，联合反蒋，进兵湖南。至8月间，两广军被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瓦解。11月，日本侵略军和蒙奸德王大举进攻绥远。绥远军民在全国人民热烈声援下，爆发了局部抗战。这个局部抗战得到广大人民的捐输和慰问。
自从1935年底，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对抗日有极大战略作用的地点——陕甘宁边区以后，1936年2月就派劲旅东征，渡黄河、出山西，以打通北上抗日的道路。毛泽东等代表人民的革命政权发表《东征宣言》，说明“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但因国民党反动派大军前往堵截，5月间只得回师西岸，以求保持国防实力。毛泽东和朱德为此发出了《回师通电》。这时，中国共产党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进攻，已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和英美利益密切联系的蒋介石集团可能在其主子的命令下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因而采取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在《回师通电》中，就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说明回师的意义是“以此行动，向全国表示诚意，愿在一个月内，停战议和”，并号召一切中国军队，不分派别，不分信仰，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团结救国。不久，中共中央于8月25日致书国民党中央，要求“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议两党恢复抗日民主的合作，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三民主义，结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共同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团结救国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热烈拥护。各阶层人民对一致抗日的要求更趋积极了。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以举行反日罢工的实际行动来响应党的主张。11月至12月，上海的日本纱厂和中国纱厂共26家工厂4.5万余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并提出保护工人权利、增加工资等要求，获得了一定的胜利。12月青岛各日本纱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也全体罢工。这个罢工，竟遭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镇压，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上海和全国各地的救国会和各界爱国人士则纷纷公开要求联共抗日，沸腾着团结御侮的热潮。
但是，南京政府一方面仍然不断地和日本谈判，想求得日本稍稍让步，以缓和国内的气氛；另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地镇压人民爱国运动，11月间又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全国震动。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力量，仍旧是继续用来准备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剿共”内战，企图消灭为抗日和民主团结而奋斗的红军。
成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决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携手抗日的影响所及，使当时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西北军也深受感动。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救亡口号下，大部分官兵都自动要求停止内战，东北军更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向他们提出的“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而和红军联欢。张、杨两将军一方面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推动，受到部下将士的抗日要求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一方面又根据自己所经历的十几年来外患与内战的痛苦教训，也不愿继续“剿共”，因而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张、杨继续积极“剿共”。“一二·九”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万余学生群众，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许多下级官兵对继续“剿共”战争的命令，皆表示愤慨。蒋介石竟打电话给张、杨，要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12月12日，张、杨遂在部下和人民支持下，兵谏蒋介石于临潼华清池，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便是成为历史时局转折点的“双十二事变”，也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权利；（7）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日本帝国主义此时想乘机扩大中国内战，要南京政府来消灭中国抗日力量，说：“……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并提议中日合作“剿共”；动员汉奸、托派造谣以制造混乱。南京政府在亲日派何应钦等把持下，一方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兵遣将，沿陇海线西上，进攻潼关，又派大队飞机准备大肆轰炸西安；另一方面，电召赴德国养病的汪精卫立即回国，共同进行联日倒蒋反共的政治阴谋，借此扩大国内分裂局面，以便利日军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
中共中央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一面致电南京政府，一面又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西安当局接洽，提出和平解决办法。同时，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皆纷纷呼吁和平。在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之后，张学良、杨虎城才释放了蒋介石。12月25日，张学良还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双十二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
但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在张学良陪送他回到了南京之后，就食言而肥，扣押了张学良；同时，以资送出洋考察的名义解除了杨虎城的兵权（后来又将杨虎城和他的亲属、秘书送进监狱，并于1949年9月秘密杀害）；又强迫改编并瓦解了东北军和西北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人民的抗日高潮的压力以及很多国民党军队对于“剿共”政策的抵抗；第二是英、美对于日本的态度有了新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
在《何梅协定》前，英、美帝国主义认为日军占领东北四省，为的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准备，现在日军的刀锋不北向苏联，而南下进入华北，企图灭亡整个中国，这就使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所以，一向袒护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国保守党言论也显得焦急起来，主张对日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西安事变的时候，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石政府还能继续统治中国人民，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以便打击日本的侵略政策。这些，使得南京政府的对日本和对共产党的政策，不得不作重新考虑。
1937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商讨对共产党及对日本的政策。开会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为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方案。电文中要求国民党改变卖国和内战的反动政策，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改善人民的生活；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阶层抗日，也决定改变自己某些政策以适应新的形势，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接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向国民党三中全会建议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抗日。国民党及社会中一部分上层分子，这时在广大人民力量的推动下，对于联合共产党的主张也表示赞同。
国民党三中全会中，亲日派首领汪精卫提出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中抗日派与亲日派的斗争非常激烈，结果终于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合作的决议。
自从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代表继续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从此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压力下暂时放下了以“剿共”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上结束。中国共产党鉴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乃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日”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民主政治、准备对日抗战而奋斗，同时和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行动作无情的斗争。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这个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著名报告，强调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会议结论。这个会议为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结束语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与其他革命群众，进行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创造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犯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能够通过最艰难困苦的环境而胜利地向前推进。在这十年内，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许多共产党员、党外革命家和广大革命人民，当时在各条战线上轰轰烈烈地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他们的精神和功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后来的抗日战争就不能实现；而且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如果没有一个积累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也就不能坚持和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革命业绩是可歌可泣的。其中有许多出色的政治家，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张太雷等；有许多出色的群众领袖人物，如苏兆征、邓中夏、向警予、罗登贤、彭湃、刘华、方志敏等；还有许多理论家和宣传家，如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他们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他们作了许多重大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留下不朽的功勋。他们的鲜血培植了我们今天胜利的鲜花！
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对于中国社会、革命诸问题，不断地总结经验，作出理论上的贡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造了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纠正了三次“左”倾错误，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成熟起来。
这十年里，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另一方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与文化革命深入的时期。同时，这十年，又是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国民党政府一再对日妥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时期。
国民党反动派的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662～663页。
在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独占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标志了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关系的变化——从大体上是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机会均等”的局面，逐渐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占优势地位乃至独占地位的局面，这就预伏下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各国间的更大矛盾和冲突。
国民党坚持“剿共”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它丢掉了东北四省，把华北“特殊化”，又破坏了上海、察北、长城……以至东北义勇军的抗日。
“一二·九”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抗日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标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和组织，没有中国工农红军的坚持团结抗日的模范行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实现是不能想象的。在这十年中，一切重大的抗日运动，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或影响下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