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楼肈明
我足迹不广，生平称得上规正的旅游可以说一次也没有。小学是在自己村子里上的，中学六年则在县城度过，以后上大学从江南到北京几乎横跨了半个中国，但这种旅行目的甚为明确，并非游山玩水，寻访名胜古迹，与儿时到外婆家拜年，串亲戚，赶庙会等等无异，这些活动，未能从人生例行必经的驿站上分岔开去，升华到人生价值层次上来。它们是早已注定了的，具有事先确定的性质。生活在现代这个忙碌得令人喘不过气的人们，或富或穷，都想从如同机械般转动的紧张的、令人厌烦的流线上逃逸出来，松弛一下差不多快要断裂的神经，就十分自然地把旅游视为实现现代人人生价值之所在了。人生苦短。新到一处，为能开扩眼界计；旧地重游则如访亲朋故旧，自然山川，甚至是比人情冷暖的人世间更令人产生一种温馨的气氛和回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我生平的旅行经历，实在是连近年来不多几次外出开会、讲学，那些东道主费心安排的浏览参观，都不曾赋予过我的。
不过，细细一算，我还是有甚至影响了我一生志趣和事业的唯一一次旅游。它是第一次，比哪一次都留下让人缅怀不尽的记忆，大约离旅游的根本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实现短促的生命价值，也不会相距太遥远了。
我十岁那年春天，刚刚上小学五年级，我村子里那座名为练溪小学的校长组织了一次高年级学生的春游。那时候不叫春游，也不叫旅游，而是一个半文不白，暗含着诱发人的勇气、教导人憧憬和悠然神往的名字：远足。我们远足的目的地，也不同于当时一般学校的做法，县城的学生到乡下的名山古刹，乡下学生进县城去参观戏院商店一类的热闹场所。现在看来，当时我们那位胖胖的已近中年的校长确也高标独举，不同流俗。他让我们五十多名男女孩子们去参观一座废弃不用已久的旧时代书院——石洞书院。这是一座中国封建时代无足轻重的书院，离我们村子约十五华里。对于原本放牛割草惯了的乡下孩子来说，徒步往返三十华里，还不至于累得吐血病倒，从经受多少有些超前的肉体和精神双重考验来说，可谓是一次进行毅力磨炼的不折不扣的远足了。
大约由于气氛特别隆重，天蒙蒙亮就起床，我母亲用一身新土布褂装备我，一对各半斤重的粽子作干粮，我的心情就格外兴奋。一踏上道，仿佛连自己十分稔熟的村子，田畴，小溪，石拱桥，古寺，文昌廊……，都变得第一次看见似的新鲜起来；也不管自己此时此刻眼前景是否合拍，心情是否相符，那装在小脑瓜里少得可怜的古诗文就会自动酸溜溜地胡乱冒出来，什么“清明时节雨纷纷”呀，（其实只是天阴而已），什么“草色遥看近却无”呀，（其实草色已是一片葱绿了），什么“芒鞋踏过第几桥”呀，（只不过眼前有一座桥而已），如此等等，那兴奋得有点滑稽的心态，如声画错位的电影蒙太奇那样，衬托得较之声画对位技巧另有一番意料不到的情趣。一路上，似乎我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变得特别地敏锐锋利起来，连极平常的流水声、鸟叫声、风刮树叶的细碎声，不仅听得一清二楚，甚至能分辨出是流过卵石上的水声还是流过细沙上的水声，鸣禽是求友还是传达寻找食物的信息，分辨出风从树叶背面刮过还是从叶面滑过。平日眼里那毫不出奇的菜地、炊烟，篱笆、狗，鸡鸭，以及破衣烂衫劳作着的农夫，也会毫无理由地变得神奇圣洁起来；此处的水牛背上停着一只八哥儿，彼处的屋脊瓦楞上卧着一只猫，都会引发出一阵久久不能平息的喜悦；且不说平坦如磨刀石一般幽幽反射蓝色光亮的秧田，猛可见近山上一棵笔立直刺蓝天的枫树，居然还挂着三两片经年不曾凋落的艳丽如花的红叶。如果像往常出门时看见它们，秧田只是秧田，经年不落的红叶也不过红叶而已，而今它们都似乎在昭示什么，昭示这个美丽世界的许许多多被人遗忘的神圣的奥秘似的。五官的松弛开放，在短短的几秒钟、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能领略已往几个月、几年才能领悟的知识，眼前的世界一下子扩大几倍似的，人也仿佛长大长高了许多。
依稀记得一位哲人说过，有一种人从小就容易记得事情遗留下的感官印象，而事件发生发展中诸如此类的过程往往就淡忘了。哲人说拥有这类秉性气质的人，即使在将来没有成为诗人和艺术家，但无疑生来就拥有欣赏高雅艺术的潜质。如果此说属实的话，那么我若显若隐时有时无的光与影声和色的感觉，是应该首先归功于这一次远足的早年开发了。我虽然说不上学诗有成，哲人后半句话却应验了我把自己第一次旅游的许多具体过程给淡忘了。
我们远足的目的地石洞书院，相传南宋硕儒朱熹曾坐馆授徒。它位于今浙江省乐阳市郭宅镇以西两华里。据县志记载其沿南宋以下历朝历代都不曾改变过这里的书院建制，及至近代康梁变法新学兴起，它才渐渐地冷落了。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兴旺发达过一阵子，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与老作家王西彦共过事，编辑过抗日刊物《东南战线》、《青年友》的郭莽西烈士就在这里利用书院故址，收揽热血青年，宣传抗日救亡。据校长介绍，郭先生还是他的老师，我只记得校长对那壮怀激烈的生活不胜缅怀。我后来又听家父说起，郭先生也是家父的老师，他临解放前夕，在上海提篮桥狱中死于特务的枪口之下。
石洞书院，在我的记忆里，就这样只与朱熹和郭莽西两位历史人物有关了。语曰：“智者乐水，仁者近山。”这两位一头一尾不同年代的学者和志士，果然是有眼光的，心有灵犀。
我现在自然知道，人们总是以自己美好的愿望去想象过往的历史和人物，这是中国农民自身善良人性的喷发和折射，其实已与历史人物并无多大关系。试想，当人在现实苦难中无处寻求慰藉，又看不清未来的面目，不把心灵的视线转向过去，或凭一星半点过去还残存着的蛛丝马迹去编织美丽的梦，除此之外又还能干些什么呢？！我今天想来，传说的生命力无非扎根于现实中。石洞书院遗址，朱熹传说，及实有的郭莽西先生一介书生投身救民于水火的正气，之所以能复合成一颗象征文明和善良的种子播入我幼小的心田，不得不说，一方面是因为我将自己第一次旅游的前前后后，进行了一番记忆和印象的筛选，另一方面，又因为，石洞书院及有关的一切，并非只是一处文化遗址而已，它是一处凝结了源远流长中国知识分子多方面人格力量的历史磁场事后相隔三十余年，我趁一次省亲返家的机会，特意翻山越岭地重访了石洞书院。谁知，我重温旧梦的兴致，遭受了一次比关黑屋和严刑拷打要难受得多的打击。石洞书院已荡然无存，片瓦不留，一片荒草离离，连断垣残壁也无处寻觅。我说不清自己的感受了，也很难说得准确与否，这是否仅仅是“十年浩劫”中的辉煌战果，乃至更早些，我推测它从土改以后，就不曾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废弃不用久矣，它也许作过农家用来堆积柴草、泥块的柴房，渐渐破败以后又把有用的石料、木料完好无破损的砖瓦，一股脑儿统统拆去移作它用了。呜呼，我生平第一次那么宝贵的记忆，也只能仅仅保护好自己的记忆不受岁月磨损而已。但，栽在心里时时发痛的同时，又始终矗立着一座只属于我自己的石洞书院。因生平第一次旅游而获得艺术感官的第一次开放，自然就更成为我生命史上无可替代的圣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