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笑而不语（心里说，王小姐是关心自己的地位吧）。
康熙：这很难说，但经此一劫，牛皋可能有两种前途，或自暴自弃或奋发有为，一方面，原先粗犷不羁的个性变得更细腻一些，修身养性，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回到天上人间，从基层干起，前途必定不可限量。另一方面，牛皋可能因此看破红尘，在其他方面，做一点事情。所以，我觉得，故事的续集可能更有意思。
刘备：是啊，牛皋以后的故事可能更有意思。
王熙凤：现在，我们想谈谈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题。野史中有关“雍正夺嫡”的传说，究竟怎么回事？
刘备：我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康熙：所谓“流言止于智者”，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想，满人的遗诏一般是满蒙汉三种文字。所谓“传位十四阿哥”改成“传位于四阿哥”根本狗屁不通，老百姓立遗嘱，还要写子女大名，不会说老大老二什么的，更别说是遗诏。还有，汉字能改，蒙、满文怎么改？至于改“十”为“于”更是牵强附会，“于”字繁体为“於”，不可能从“十”字改来。遗诏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着继皇帝位”你怎么改？
王熙凤：能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就是说，四阿哥并没有修改遗诏，会不会是矫诏？
康熙：这更是胡说八道。寻常的诏书都不是一个人能定下来的，更何况遗诏？发布诏书是需要办理很多手续的，谁起草？谁掌管印章？那是有规定的，不是一个人能办下来的。而且，隆科多当时只是九门提督，根本不可能参赞军机。
刘备：有人以您去世时，四阿哥不在卧榻之旁，被怀疑继位的合法性？怎么解释？
康熙：传位之争不外乎是四阿哥与十四阿哥，假如说四阿哥不在跟前，那么，十四阿哥也不在跟前。假如是老刘你，你会把自己的继承人留在身边？还是远远地打发到青海？
王熙凤：我记得当时和四阿哥争夺皇位的，还有八阿哥胤祀。他可以说德才兼备，颇负众望，是有名的“八贤王”，当时，您为什么不选他做继承人？
刘备：我也挺纳闷，八阿哥的才学、人望无论怎样都不输给四阿哥，选择他可以说众望所归，绝对不会引起朝野震动，也不会产生什么乱子，完全能够和平交接，这又是为什么？
王熙凤：而且，从个性及为人处事方面上讲，八阿哥宽厚仁慈，最接近您。
康熙：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四、老八都是我的儿子，按理说，谁继承皇位还都不一样？但八阿哥学的是形，根本没有学到神，他学的是为人之道，并没有学到为君之道。不要说为君，就是为臣，也未必是个好臣子。胸有沟壑之险，城府之严，这本来是极好的政治素质。但是他爪牙锋利，羽翼丰满，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一旦有事，可以说一呼百应，已经成为矫治时弊的最大障碍，加之其官场党羽，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你们说，这样的人能担负起整顿吏治的重任吗？
王熙凤：人缘好，怎么会是坏事？
康熙：人缘极好，本来是好事，但如果心术不正，才是真正的乱国祸邦之源。我仁，他比我还仁；我过于宽纵，他比我还宽纵，几年后，怎么得了？我选的是治理国家的人才，不是看他吃饭、走路的为人之道。
刘备：真的是知子莫若父，我有同感。
康熙：更重要的是大清承平日久，积弊甚多。二十年不动兵戈，出现了文恬武嬉、吏治不清的现象。所谓多难兴邦，大清亟须刚毅强悍，矫治时弊的人才。至于老四胤祯，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名的“办差阿哥”，尽管失之苛察，但刚毅果断，勇于任事，这一点谁也比不了。
王熙凤：有没有考虑方苞说的决策办法，看皇孙，有一个好皇孙，可保大清三代盛世？
康熙：没有，当时弘历（乾隆皇帝）还很小，根本顾不及未来，我不能赌得太远，那是后一代的事情。
王熙凤：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有定案了。那么，刘先生选择阿斗呢？
刘备：（微笑）你让我怎么选择呢？这是唯一的选择。
康熙：是啊，你的选择比我简单多了。
刘备：我宁愿有你这么复杂的选择，可惜子嗣不丰。但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如果要我重新选择，我还会选择阿斗。
王熙凤：是不是因为阿斗是你自己的儿子？
刘备：不是，我觉得，后人对阿斗真的有些误会。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的确是这样的。阿斗的确很聪明，也很有能力。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乎意料，有时候，非人力所能为。
王熙凤：难道“此间乐，不思蜀”真的是一种韬光养晦？
刘备：我也不敢说是真的，但阿斗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康熙：我有同感，其实阿斗真的是大智若愚。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最明显的就是废相一事。诸葛亮死后，刘禅遇缺不补，蜀汉从此再也没有丞相。蒋琬、费祎尽管做过大将军、尚书令，但军政、内政大权还是分开了，似乎有互相牵制的意思。后来的人就是顶多只能拥有兵权，而无内政大权。有意造成分权之人，正是刘禅。这种才智，就是我这种享誉千古的人未必能在不动声色中化解，这难道是一个傻子能做出来的事？此外，孔明死后，刘禅鼎新改造，新设大将军一职，侍中、尚书、将军、长史、参军等职位，刘禅从来都是奖罚分明，大将军一职由蒋琬传到费祎，再由姜维接任，尽管是孔明安排好的，但是，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内奸和瞬息万变的场面，没有两下子，就是“照过去方针办”也未必有那么简单。这和“据长江之险，虎踞江东”的孙权相比，未必逊色。此外，在任用“张翼、廖化并为大将军”、阎宇做“右大将军”时，刘禅并不只是习于听从，仍有主见。最后，除了孔明留下的制度外，运作整个蜀汉的经营，这个重责大任就落在刘禅的身上，终刘禅一世，没有奸佞权臣干政的情况出现，可见他的皇权控制能力是很强的。
刘备：既然康先生作了分析，我也补充几句。兵战不利，刘禅有逃亡外地的打算，并非坐以待毙之徒。孙皓平常杀人如麻，面临外敌侵略，连另起炉灶的想法都没有，反而极具迎降求和之心，早无斗志。
王熙凤：二位还是没有谈到我的问题“此间乐，不思蜀”怎么解释？
康熙：有三种可能：第一，刘禅对益州根本没有感情，所以他不会怀念故旧；第二，刘禅当时已经认识到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为，无忧无虑、安安稳稳过下辈子，就是他最终的目的。第三，就是大家说的，通过韬光养晦或装疯卖傻，准备东山再起。“此间乐”正是司马昭的诡计，刘禅当时不可能不知道，当所有的蜀汉降臣都有悲怆之感时，如果刘禅也有同感，那么，司马昭必然起疑心。这不是正中人家的圈套吗？另外，“此间乐”时，刘禅已经五十八岁，大半辈子都在益州度过，不可能对故国江山没有感情，所以，第一种显然没有道理。第三种显然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第二种，败军之将能在阴谋诡计中超然而出，全身而退，你能说他是傻瓜吗？
王熙凤：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如果刘先生的儿子不是刘禅，而是其他人，甚至向您二位这样雄才大略之辈，蜀汉的江山也同样不会存在？
康熙：可以这样讲。
王熙凤：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讨论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问题。其实，家族企业是当今世界最普遍的企业形式，在全世界企业中，大约占65％到80％，在财富500强中占1/3，第一名沃尔玛就是“家企”，美国如此，在欧洲企业当中的“家企”比重，只高不低。譬如，在意大利大于95％，在瑞典大于90％，西班牙大于85％。但是外国人仍对华人企业的“闭路循环”式的家族文化感到神秘。虽然在美国有个著名的失败者王安，但是香港的李嘉诚李泽楷父子们，却已经证明家族化管理有理，关键不在于是否授予家（遗）产，而在于是否同时培养其增产能力，给予其亲自下地割麦的机会。二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康熙：我不懂什么西方的企业，其实关于创业与守成的问题，我们的祖先早已说得清清楚楚，唐太宗的话不需要再重复了，这已经是老生常谈，问题在于你究竟怎么做。
刘备：我也补充几句。有些事情不需要研究西方的什么理论，中国几千年历史什么事情没有？所谓英明君主(尤其是开国之君)的嗣子多数比较懦弱。除了遗传和环境的因素，马上得天下的君主，为了表示自己不是马上治天下，往往请饱学宿儒来给嗣子当老师。教着教着，就被“教坏了”，真个“恭敬慈爱”起来了。在英明君主自己，他很清楚天下究竟是怎么来的。“仁”这个东西，是用来让最大多数观众看的，要是独独自己信起来，就糟了。眼见儿子居然被教傻了，怎能不一肚子气。嬴政看不惯扶苏，刘邦受不了刘盈，刘彻讨厌戾太子，原因就在此。元帝刘示做太子时，有一次谈话中说父亲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他狠狠骂了一顿儒生，哀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可不是儒学的错，是儒生的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本就是一个都不能少。
王熙风：刘先生在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
刘备：不是这个道理。任何行业固然需要读书、学习，问题在于应该看什么样的书，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这才是最关键的。
康熙：搞艺术的，学习MBA显然是不务正业，想做企业的人还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世济用方面，诗词、文章再华丽，也没有用，这是志向与学习问题，可能不在今天的探讨范围。
王熙风：那么，您们认为，当今，中国企业家应该怎么选择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刘备：不能一概而论，但要有自己的原则。第一，着意从基层培养，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创业的艰辛。第二，由家族化管理转变为经理化管理。也就是当后代资质不逮等情况出现时，聘请家族外的能人来打理企业，也不失一种智者的策略。第三，实在后继无人，或是持续取财有道，拿出部分财富捐献给公众福利事业，也并非不可仿效。就像阿斗的选择一样，这也不是一种明智之举。事实上，华人家族企业已经在逐步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特的现代化管理道路。他们所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即一方面，把子女送往西方发达国家的名校学习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学成后回自己家族企业供职，参与本家族企业的管理，这便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家族经营得以维持，同时又是具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进行经营；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集团雇用家族以外的专门人才进入企业管理层并给予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以弥补家族制经营所带来的不足。
王熙风：这就出现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如果子孙不肖，企业领导人怎样选择职业经理人？
康熙：家族企业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家族所有和家族控制，即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合一。只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这种两权合一表现出其局限性，企业的所有者为了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在子孙不肖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逐渐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这就需要聘请专业的管理人才来对企业进行管理，这就是所谓的职业经理人。但是职业经理人只是继承人的选择问题，在企业经营方面，比继承人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新旧交接的体制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王熙风：那么，民营企业怎样建立自己的接班人机制？
康熙：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我想谈两个案例，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东方的，很有意义，希望给大家借鉴一下：杜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杜邦在位时坚持“企业利益高于一切”，尽管如此，所有杜邦家族的男性成员都在公司里得到一个起步工作，在公司里工作五六年后，四至五位家族长者会对其表现作仔细的评价。如果评估的结论是这位年轻的家族成员在10年后不大可能成为高层管理人才，他就会被请出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是李光前家族企业管理模式，1928年李光前创立了南益公司，10多年的时间便执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及黄梨业牛耳，后来又与人合资创办新加坡华侨银行从而成为金融界巨子。在家族企业的体制方面，李光前的管理模式是：第一，在家族成员中，按其地位及作用，合理分配公司股权，免去了争夺家产的纠纷。第二，始终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股权，不会产生大权旁落。第三，推行西方现代管理原则，把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形成一种法治精神取向的家族管理法。当董事的家族股东只扮演决策者的角色，实际管理及执行则放手由专业经理和属下负责。这种体制是西方现代管理与儒家理想的结合。正因为如此，该企业充满了活力与凝聚力。尽管李光前先生于1967年病逝，但30年来其家族企业不但没有解体，反而有了很大发展。
王熙风：多谢二位接受我的采访。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