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一提起阴阳家，很多人都会望文生义，认为他们不过是算卦测字之流，有些人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封建迷信。
这实属偏见误解。
实际上，阴阳家的推算预测能力，是建立在他们对自然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并非是怪力乱神、胡编乱造。
在《列子》中，曾记载了阴阳家创始人邹衍“吹律回春”的故事。
战国时期，邹衍受燕昭王邀请，到燕国指导农业生产工作。
一年春天，邹衍来到渔阳这个地方。
这时周围地方都已经暖和，可渔阳还是和冬天一样，寒气极盛，植物无法生长。
于是，邹衍便登上郡城南边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并在山顶吹起了律管。
三天三夜之后，渔阳上空的浓云逐渐散去，紧接着暖风袭来，阳光明媚，冰消雪融。
顿时，整个渔阳都在邹衍的律声中回暖了。
据说，在邹衍吹律的那年，渔阳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大地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邹衍还从别处找来更好的庄稼品种，教当地农民识别和耕作。
从此，渔阳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千年之后，诗仙李白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邹衍谷》，称赞邹衍爱民之心：
“邹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
“邹子吹律”的故事看似充满着神话般的色彩，实际上，这神奇不过是建立在邹衍对自然规律充分观察研究的基础之上。
研究观察自然以及推演未知，是阴阳家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但却不是他们的初心。
那阴阳家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这还是要从其创始人邹衍说起。
邹衍是战国末期的齐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求学任教。
这稷下学宫是当时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中心，汇集了诸子百家各流派人才。
当时有很多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都出自这座学府。
邹衍当时是稷下学宫中的佼佼者，曾在这里学习儒家学说。
后来，他便以儒学作为自己的宗旨，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经世致用的方法，以图救济天下百姓。
此时的齐国兵强马壮，频繁对外作战，就连燕国也沦为了齐国的附庸。
即便如孟子这样的当世大儒，也来到齐国，谋求齐家治国之道。
只可惜，孟子并没有得到齐宣王的重用。
孟子游说齐王的失败，无疑让邹衍认清了现实的残酷：
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列国诸侯，实际上虚伪至极。
他们追求的只是权力地位，有哪里真正关心百姓们的死活呢？
于是，邹衍针对当时列国诸侯日益荒淫奢侈的现实，结合阴阳之道与五行之说，用以小推大、以近推远、以今推古的推理办法，创设出了——阴阳五行说。
邹衍之所以要新创一学说，是因为他已经从孟子的失败中认识到：
纯粹的儒家学说已经对那些骄狂自大的诸侯不起作用了。
于是，他本着儒家“尚德”的初衷，借用天道阴阳之说，来劝诫引导诸侯们实行儒家所推崇的仁政。
邹衍试图用“阴阳五行说”表明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
他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相生相克，这表明事物之间有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只要研究透了阴阳五行说，便能够掌握世间万象，推演未来祸福。
由于“阴阳五行说”具有推演预测的神秘力量，因此备受列国诸侯的追捧。
诸侯们对阴阳五行说的狂热追捧，再一次给了邹衍创新发展的动力。
终于，邹衍将王朝的更迭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最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五德终始说”。
邹衍认为，朝代更迭如同自然变化一般：
黄帝属土德，被属木德的夏替代；夏被属金德的商替代，殷商被属火德的周替代，周也将会被属水德的君主替代。
邹衍本想以此学说警示列国诸侯：
如果不仁政爱民，就会被他人取代，这是天道轮回，是上天对人君的惩罚。
但让邹衍没想到的是，“五德终始说”却沦为了诸侯们争夺霸权、夺取天下的“合法工具”。
各国君主纷纷标榜自己才是那个“天命所归”的真主，而邹衍则成了各国君主争相拉拢的“香饽饽”。
于是，邹衍从一介学者，摇身一变成了列国诸侯的座上宾。
阴阳家也在诸子百家中异军突起，一时之间，风头无两。
在齐国时，齐宣王任命他为“上大夫”；
到魏国时，魏惠王亲自出城相迎，将他视为贵宾；
到赵国时，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席位上的灰尘；
后来到了燕国，燕昭王更是给了他隆重的待遇。
燕昭王不仅亲自拿着扫帚，在邹衍前面清扫道路，还以侍奉老师的礼节对待他，并为他特地修建了碣石宫，以便于著书讲学。
即便是孔孟这样的圣贤，也从未享受过如此礼遇。
只可惜好景不长，燕昭王死后，其子燕惠王继位。
惠王并不如昭王贤明，他听信谗言，以“间谍之罪”，将邹衍逮捕下狱。
邹衍忠心一片，却蒙受不白之冤。他深感冤屈，于是便仰天大哭。
当时正值五月，可就是邹衍这一哭，居然哭得“天气突变，风雪骤降”。
天地之威，非人力所能抗拒。
燕惠王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吓得连忙释放了邹衍。
也就是这次巧合，让邹衍的“阴阳五行说”更加深入人心。
阴阳家通过对自然万物的研究，发现社会是不会稳固不变的，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思想。
但其又认为所有的变化都是天道的授意，分分合合，轮回不止，这便掉进了神学的迷宫中。
西汉大儒董仲舒正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将阴阳学的五行理论吸纳到儒家体系之中，作为“皇权天授”的有力支持点。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阴阳家的思想被当时的儒道两家所吸收瓦解，从此失去了独立的流派地位。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阴阳家”列为首位，虽然对其学说评价不高，但却不失公正地评价道：
“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人之所以不断进步，正在于对未知和神秘事物的不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