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忆犹新，1984年中国已转入温和的通货膨胀阶段。秋初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本年度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13%，货币发行超过计划规定的180亿元，增长到262亿元，增幅达45.5%。年底，政府决定，以1984年贷款额作为基数，给各地银行贷款自主权。于是乎各地银行为了扩大1985年贷款额，便出现1984年底的突击发放贷款热。全年信贷比上年增长28.8%，钞票流通量大幅上升近50%，这一来迫使中央银行增印钞票近82亿元。同时，政府决定从1985年起，以1984年为基数，给予生产企业发放工资、奖金的自主权。风声外泄，各企业争相发放工资、奖金，第四季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8%，全年消费基金增长22.3%，又大大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物价便开始轮番大幅上涨。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1985年，在前一年投资和信贷催动下，工业生产下半年增长达23%，乡镇企业工业增长率更达50%-60%，速度惊人。这又牵动了原材料、零售物价指数及消费基金的上涨。1985年货币发行比上年增加了195亿元。
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失误，只好采取抽紧银根的行政措施了。银行“急刹车”，下达硬指标，甚至要退还1985年第一季度的再贷款。然而“压缩空气”的结果是，固定资产投资1986年比1985年增长360亿元人民币，货币增发230亿元。1987年又继续增长，货币发行增长量实际上突破了500亿元。
由此看来，梁湘的沉默思索和反省，显得如此的宽容大度。在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浪潮中，哪里会有一本教科书可以照本遵循呢！
在这里，厂房住宅商品化，价格早几年已放开，粮食、肉鱼、油糖、棉布等也已取消了票证。国家基建投资仅占特区基建总投资的3.7%。特区有特区的情况，特区有特区的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他思索过，反反复复地思索过。
他依然冷静沉着。特区应该比内地开放一些，走快一些！
也有人说：“梁湘，你就不可以拐个弯子顺着点？”
在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之后，由李灏主持砍压掉150多个项目，很多工程下马，十八层以上的建筑被砍去51座。四川大厦砍了一半，中医院十五层砍成七层，后来不够用又扩建了。
春寒料峭，霪雨霏霏。
春寒里，他的心仍觉着一阵又一阵的火热。
没多久，深圳特区只要有厂房就有引进外资项目的事实证明，抓紧大好时机改善投资环境，特区基本建设比内地上得快一些，没错！完全符合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已经穷了几千年了，要抓住机遇”、“能快就快”、“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深圳特区的基本经验就是敢闯”的指示精神。
不妨举个例子：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在罗湖闹市中心正在兴建一座与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差不多高的钢结构的发展大厦。李灏市长积极贯彻压基建精神，当然要特区发展公司把已经打好了桩建好了地基的发展大厦砍掉，特区发展公司思想不通，李灏吩咐市计委主任姜贵去落实。姜贵到特区发展公司传达市政府的指示，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孙凯风说：“市里的命令我执行，不过因建这座大厦我公司早已与日本签订了购买三万多吨特种异型钢材的合同了，我们即使不要这批钢材，也要如数付款给日方的。现在市里下令要我公司砍掉此楼，那么，这批钢材款应由市政府来支付。”姜贵听罢，觉得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大厦下马，这三万多吨钢材堆放在哪儿啊？市政府终于收回成命，1990年，发展大厦建成了，它与“五十三层”毗邻耸立，一对姊妹楼相互辉映，成为一大美景。此时，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仍在“东移”，深圳特区投资火热，房地产业风生水起，供不应求，内外客商都对发展大厦垂涎三尺。市政府要特区发展公司将发展大厦卖给港澳控股公司，价钱是6亿人民币，特区发展公司赚得利润近2亿元。不久，港澳控股公司又将此楼转手卖给他人，售价是12亿元，他们干手净脚就赚了一大笔。
发展大厦的沉浮，可否看到批判深圳特区基建上得过快，要压基建的命令是正确还是“一斑”呢？
有意思的是，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已为当年压基建作了结论，否定了“一刀切命令式”的管理经济方式，明确“彻底改革现行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办法”。国家法律已为压基建做了结论。
夏初，梁湘访问泰国归来。
泰国是个美丽的地方，湄公河秀丽如画。这个佛教之国近年革故鼎新，加工工业升腾发达，绿色革命使农业为之大振，国民收入已赶到中国的前面去了。这个国家对世界上可资借鉴的东西具有海绵般的吸收力，也明白自己立脚的地方之险要，因而对开拓创业之要项无不全力以赴。这使梁湘想到特区的创建和发展。本来中央定的路子理应是顺当的，然而走起来却又这样曲折艰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阳光从宿舍的南面窗口斜照了进来。他翻了翻桌上放着的一叠划着红杠杠的报纸，流言再度泛起。近日香港报纸又一次对深圳的前景关切备至，议论纷纭，《信报》还特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深圳特区的文章。这些议论有的公正客观，有的捕风捉影，有的危言耸听，也有的造谣谩骂。
有的说深圳政府花了1.2亿元建政府大厦（其实是600多万元）；
有的说兴建深圳大学是假大空的典型；
有的说基本建设四年投下资金35亿元，资金来源以国家投资、中央各部和省投资以及市统筹投资为主，其中1983年占70%（其实1983年国家等投资占23.8%）……
他们因此得出结论，深圳是靠国家输血而存活的。
《信报》断言：“深圳已陷入进退维谷之境，而这似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缩影。”其用意很明白。
看来深圳已危在旦夕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梁湘对港报这一阵痉挛处之泰然，觉得很有意思。特区办坏了吗？中国改革开放难产了吗？然而这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不由得你想怎样便怎样的！
8000亿美元的游资在世界上游荡。困惑的香港除了向大陆寻求解答之外别无选择。毋庸置疑，这里的希望也就是香港的希望了。
他透过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清晰地看到了深圳在世界的位置。
“我看港报这些吵吵嚷嚷的议论够得上个合唱团了。”老伴看到港报的议论后说。
“是吗？”梁湘笑了。
外面的流言蜚语并不可怕，他对一些传媒的危言耸听从没当回事。可怕的是，内部不从实际出发，不遵循经济规律，处事、决策缺少科学性和民主性！
他淡然地瞥了一眼放在墙角的那盆高高的紫葵，靠近窗口，倚着茶几，摆在正中，干脆搬开？生活本来就是争议的嘛，因此也就有了生活的主见。比如，工资改革是关系千家万户的事，既然上面批准了，也向群众公布了，突然又说要收回来！方案没有什么差错嘛！多讲几句道理，这不又有争议，说不听招呼了。
大概争议得最多的莫过于靠国家贷款来兴办基建工程了。经他的手用去的钱和借来的钱的数目，都清清楚楚地储存在他脑子里。老实说，他这个市长是靠借债过活的。如十月怀胎一样，资金投入到产出得有一个过程，至于流产、难产还是顺产还是个未知数。这个过程的困惑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动物的“怀胎”恶性反应，而一旦到了产出之时，硕果累累，万紫千红，谁又记得起初投入的艰难呢？眼前不管是眩晕、呕吐、失眠，他都得忍受，都得显得若无其事地去工作。
桌上放着一份特区城市建设情况综述：从1979年到1985年止，全市已完成基建投资63.62亿元，建成各类房屋的总面积达929万平方米，平均每年完成投资9.1亿元，竣工面积132.8万平方米。
香港报纸议论的焦点是靠国家贷款，这透过基建投资构成便一目了然。1979年至1985年国家投资占3.7%，外资占19.4%，贷款占19.3%，市县财政拨款占13.4%，市企业自筹占17.7%，中央各部、省自筹占11%。
国家投资是不用归还的，而贷款是要付息还本的啊！
这里基建的一个特点是商品性。如投资环境和生产服务，虽然开初投入的是长线的基建工程，但从1980年至1984年看，投入共71.5亿元，而产出共70.67亿元，投入与产出比例是1∶0.9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他翻阅着放在面前的纸页，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他又陷入沉思。他认为这次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是一次倒退的会议，是特区工作战略倒退的会议。他为大好发展时机遭到无谓挫折感到莫大的遗憾！
作为一个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大局，听从指挥。他和市委常委、副市长们都有这个思想觉悟，咬咬牙把特区的基建工程压了下来。
清晨。天蒙蒙亮。湖面上飘着轻薄的雾。曲径上一个人也没有。唯有夹竹桃的红花簇簇地吐着火焰。
深圳是这样的清幽寂静。
夹竹桃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