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的某天，我正在人大听杨庆祥老师讲阿兰巴丢的《世纪》，单位党办发来一份文件截图，红头是“中共河南省纪委办公厅”，正文大意是抽调“南飞雁同志”去写一个稿子，“请贵单位给予支持”。我看罢文件，又抬头看庆祥老师，顿时想微笑，因为此间的妙处不可言说。
其实这样的生活很分裂。而自从2002年毕业开始，已近十五年了，一直都是这么过的。上班，开会，写报告，做总结，申报立项，申请补贴，偶尔被抽走搞督导、巡视、培训。十五年中写下公文材料无数，差不多有一套《金瓶梅》了，不过只是字数近似，一切都与文学无关。持续到第六年，差不多到了第四十回《抱孩童瓶儿希宠 妆丫鬟金莲市爱》之际，我的公文材料写得越来越好，却感到即将被文学彻底抛弃。这时我来到鲁院学习，我暗中对自己说，四个月里，如果再写不出来一篇像样的小说，那便是露水夫妻情分已尽，就安心去写公文吧。此时的气氛有些悲壮，颇像西门庆和王婆的一番对话：
西门庆道：“干娘，周旋了我们则个，只要长做夫妻。”
王婆道：“这条计用着件东西，别人家里都没，天生天化，大官人家里却有。”
西门庆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来与你。却是甚么东西？”
即便没学习过《金瓶梅》的，也知道王婆说的是“砒霜”，因为西门庆开着家生药铺。王婆的回答忽然让我醍醐灌顶。其实也不是王婆的回答，而是王婆那句兜圈子的话：“别人家里都没，天生天化，大官人家里却有。”四个月后从鲁院结业，我写出了中篇小说《红酒》，成为“七厅八处”的第一篇小说。再往后，是《暧昧》、《灯泡》、《空位》。七年时间，四个中篇，这样的“系列”让我无地自容。尤其是去年起在人大读书，班里年纪比我大的写得比我好，年纪比我小的写得比我更好，正如西门庆听说武松来找，“吓得心胆都碎，便不顾性命，从后楼窗一跳，顺着房檐，跳下人家后院内去了”。我没有西门庆的身手，也没有人家后院可逃，更知道害怕也无用，只好勉强自己不再偷懒，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天蝎》。
六个中篇，不到二十万字，都发生在“七厅八处”。西门庆有他的生药铺，天生天化就有砒霜。我有我的“七厅八处”，天生天化就有生活。如此的生活当然并非我独有，只因我没有其它的生活。我一直恐惧读同龄人的小说，也经常跟几位同学调侃，说我读来读去，发现只有一个主题可以写，而且可以写得很好，这个主题就是绝望。各路同辈强人们早已占下码头，抢了生意，圈走地盘，以至于抬头一望，各个题材的山头上都有“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迎风招展，类似武松者熙熙攘攘。扭头再看，倒有一个去处人迹罕至，那便是我的“七厅八处”。此处无老虎，猴子也能立足，何况我又正好属猴。
人大创造性写作班里，班长张楚人缘好，时常有各路强人慕名来斗酒，我自认酒量尚可，自告奋勇去陪酒助拳，也得以放倒并结识了不少朋友。坦白地说，人大一年里，认识的作家、编辑比我之前十年认识的都多。我平常的朋友与文学基本无关，上至厅长下至司机，广泛分布在某厅某处中，这就是我天生天化的生活。接到省纪委借调函，我忙请了假去报到，发现要写的稿子是一个警示教育片的脚本，对象是一位双规中的原市委书记。省纪委提供的资料不许带走，只能在现场看，能拷贝带走的也都是加密文档。看了几十卷案宗，在看守所里见到了市委书记本人，采访，笔记，聊天，拍摄，几千字的脚本各级审阅，六易其稿。直到庆祥老师的课都结束了，梁鸿老师的课也结束了，姚丹老师的课也结束了，悦然老师的课也结束了，一个学期都结束了，这个脚本还没有最后过审。最后一稿前，我基本上处于思路崩溃的边缘，劳马老师端着酒杯对我耳提面命一番，于是乎思路顿开，迷浊不再，推翻一切重来。
这大概就是我天生天化的生活中的一个片段。
开生药铺的老板当然不止一个，善于使用砒霜的却只有西门庆一人。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学习西门庆，以卖药谋生，以砒霜谋爱，在如何用好砒霜的手艺上多下功夫。所谓人有天赋，我有药铺，人有大笔，我有砒霜。同辈强人们各占山头，我只得困守一隅，看着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我别无所求，只求养家糊口。前几天党校青干班同学聚会，烧烤卤肉烩面已毕，某厅某处同学问我，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我想了想，说，二儿子三岁矣。同学又问我，还是那个老婆生的？我没敢犹豫，忙点头称是。大家便哄堂大笑。其实我是想说，当然有好消息，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发了我一篇小说，有幸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了。
想到这里，我就跟着各厅各处的朋友们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二〇一六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