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书生意气(2)
谁比谁傻
2002年6月去朝圣，来到一处所在，前院热闹，香火缭绕，人来人往，后院幽静，正在建房。一垛新烧的古色古香的灰砖整齐地码放着，不远处是几棵露出白茬的长长的圆木，估计是用作房梁。我正往后院走，仿佛听到有人说：城里人真傻，我们随便盖个庙，他们就来烧香。闻听此言，我不由得兴趣大减，又转回到前院。
乡下人认为城里人缺乏常识，城里人觉得乡下人没见过世面。谁比谁傻一直争论不休。干农活的丈人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子颇不以为然。而唐太宗一发怒就要杀了魏征这个少见多怪让皇帝下不来台的田舍翁（乡巴佬）。小时侯埋汰乡下人的顺口溜现在我还记得：“老坦儿（乡下人）进城，一身条绒。没有皮带，扎条草绳。喝啤酒不知退瓶，看比赛不懂输赢。没有厕所，旮旯就行。”我上中学时，正是知识分子走背字的年代。政治老师讲了一个段子：一位下放到农村的教授，清晨发现了一些羊粪球，以为是黑枣，捡回几个去研究，切开一看，深感诧异：黑枣怎么没有核？这位老师口下留德，没让教授把“黑枣”放进嘴里。当然，这样的教授八成是城里人。改革开放之初，报纸报道了这样一件真事：在城里打工的乡下妹子给家里人发电报：这里钱多人傻快来！
山西的王家大院，被誉为“北方民居第一家”，每年观光客络绎不绝，光是门票的收入就逾千万元。加上旅游带来的餐饮业、运输业、旅店宾馆业、娱乐业、建筑业的繁荣及旅游纪念品、游览手册等的旺销，收益相当可观。当年，王家大院还住着众多农民时，有一海外人想用一辆轿车换其中一小院拱门上的石雕花，被没什么文化的农妇拒绝。我对这样的乡下人充满了敬意。
意大利的古罗马城，上世纪七十年代，光是旅游收入就达十亿美元（现在恐怕要翻几番了），他们是保留旧城另建新城。比王家大院早建几百年的北京城墙，却几乎被拆得干干净净，真叫人无话可说。现在，北京正在修建“北京城墙遗址公园”，修复了极小一部分城墙，可见五十年前拆除城墙之举确非明智之事，否则也不会有今日少量重建的行动。
历时2年零2个月（1956年5月——1958年7月），用工2万余个、耗资40余万元，终于使定陵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宫以及万历皇帝与两位皇后重见天日。两位皇后的棺椁全由香楠木制成。万历的巨大棺椁宽、高均为1.8米，通长3.9米，松木制成，梓宫（棺材）由金丝楠木制成，高1.5米。光是复制万历的棺材就用了300袋洋灰（15吨水泥），还不算所用的白灰。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同一天，有关负责人指示：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把它扔出去。1966年8月24日，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尸骨以及一箱帝后的画像、照片等资料，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焚毁（杨仕 岳南《风雪定陵》）。这些人怎么对假的东西这么感兴趣而对真的文物如此仇视而一定要毁灭之而后快？干这些事的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是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尽管他们都没受到应有的惩处），都是犯傻、犯混、犯罪。
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也是共产主义要消灭的三大目标之一。但不能因为城里生活条件好就认为城里人智商高。一位老诗人写道：难道大城市的小瘪三也比小山村的大英豪高贵？英雄不问出身。城里人乡下人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乡下人为了生存或更好地生存，与城里人达到同样的目标，往往会比城里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激发出更多的潜力。俗话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人在他乡，难免遭白眼。你也许会说，不是还有一句俗语“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别忘了，那是富和尚，人家是来花钱的，我们是去挣钱的，待遇当然不一样。中国人到了美国，差不多像乡下人到了城里，也得加倍努力。
萌娘在十几年前写道：“他们（乡下人）由于出生在乡下而没有城市户口，这已经不公平，难道还要夺走他们竞争的权利？城里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当他们与城里的孩子坐在一起读书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大段城里人无法想象的向上攀爬的人生经验，这些经验足够他们应付各种局面。（《瞬间》）”困难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迫使进城的乡下人以十倍热情、百倍努力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他们比城里人更能吃苦，更能忍辱负重。如果在相同的条件下，他们也就更容易成功。他们的做法城里人未必赞同，他们的想法城里人完全可以理解。
《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18日载文说：在每次的“送法下乡”的普法活动中，农民总是作为主要的普法对象；最需要接受法治规训和法制教育的，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是那些整天和农民打交道的乡、村干部（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笔者注）。农民也许会问：怎么受教育的总是我？以前好像有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不知当时农民兄弟是怎么想的。现在，真正富裕起来的农民，在网上看新闻，查信息，作生意，消息灵通，一点不比城里人差，可以说，农民不出门，尽知天下事。如今农民再听到这样的名言，没准会嘿嘿一笑：别逗了，谁教育谁呀？往上数三辈，有几家不是农民？
亡国之主多有才艺
一代贤相张居正教育万历皇帝说：“自尧舜以至唐宋，所称英贤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著称，不闻其有技艺之巧也。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皆能文章善绘画，然皆无救于乱亡。由此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也。（杨仕 岳南《风雪定陵》）”这话说得十分有道理。
梁武帝萧衍，“长于文学，精乐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通’，并善书法。”侯景攻破都城，梁武帝被饿死。陈后主陈叔宝，“日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如《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被隋兵俘虏，病死洛阳，陈国消失。隋文帝评论陈后主：“将作诗功夫，何如思安时事。（《南史》）”隋炀帝杨广发展科举制，设置进士科；清理户籍，增加了赋税人口；平定吐谷浑，设置西北四郡；筑长城；凿运河，使隋朝达于极盛。但屡屡发动战争，经常迫使数十万至数百万人从事无偿劳役，搞得天怒人怨，最后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缢杀。宋徽宗赵佶，擅书法，尤以“瘦金体”（真书）扬名天下，绘画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靖康二年，金兵攻破开封，宋徽宗与宋钦宗赵桓及数千宗室、后妃全部被俘押往北方，死在金五国城，北宋灭亡。
张居正没提到而为我们所熟知的有才艺的亡国之主，还有写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李煜。李煜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诗、文造诣很高，词的成就尤为突出。但他不思进取，浮华奢侈，终于国破家亡，被宋太宗用“牵肠机”毒死。
国外类似的人物，最著名的恐怕应属古罗马皇帝尼禄。尼禄喜欢竖琴演奏和歌唱艺术，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出，“所有常常举行音乐比赛的希腊城市一致规定，把全部基萨拉琴桂冠送给尼禄。”据说共有1808顶。“人们公认，在歌唱方面，他可与阿波罗相媲美，而在驾车方面，他亦可同太阳神相抗衡。（《罗马十二帝王传》）”尼禄弑母灭妻，大兴土木，横征暴敛，使得人民起义，军队造反，自己32岁就被迫自杀。
当代一个统治者，对外则穷兵黩武，常年征战，占领弱小邻国。对内则残酷镇压，搞什么唯一候选人的选举，结果不出所料以百分之百选票当选。自己穷奢极欲，百姓民不聊生。偏偏他还有雅兴，写了两部爱情小说，自己掌握的媒体大肆鼓噪，喧嚣一时。这样的人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最后上了绞刑架。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虽然也是大学毕业，却没有什么知识，外国元首们聚会，别人用法语交谈，里根在旁边不知所云。可里根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活，从谏如流，不炫耀自己有什么独特的思想，也不宣称自己发展了什么理论。就干四年，顶多八年，耍那些虚头巴脑形而上的玩意儿干什么。办事自有宪法在，主意全由智囊出。不胡作非为，不搞什么人神共愤的运动，他也搞不起来，反对党和媒体全都盯着呢。据最近一次民意调查，里根虽没学问，却是美国人最喜欢的总统。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是由哲学家当政的。这总可以了吧？还是不中。哲学家擅长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他的头脑里先产生了一套理论，然后放到实践中来检验。全国都是他的试验品。以柏拉图为例，他主张：“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它（虚假）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理想国》）”作为公民，你愿意动不动就被人欺骗吗？论者不为，为者不论，“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钱钟书）”“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哲人王藐视人类，……只有这种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祸害。（王小波《理想国与哲人王》）”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降下一场瘟疫，有时发动一次战争，有时引起一次地震、海啸，有时派遣一位哲学家（理论家）。
俗话说，干吗的吆喝吗。作为一国之主，治理好国家才是第一要务。别的都是扯淡。你喜欢哲学，干脆出家当和尚去钻研佛经，或入观做道士深究道藏，或进翰林院宣讲儒典，别在那占着茅坑不拉屎，置国家于不顾，把业余爱好当成了主业。你擅长书法，尽可以招生授徒，开宗立派，干个专业的。你工于诗赋，谁也没拦着你去做李白或“奉旨填词柳三变”。你精通各门技艺，唯独自己的主业——国君马马虎虎，把国家弄得国贫民穷，怨声载道，那你算个什么呢？民间把什么都会、唯独主业不行的人称为“百×能”。有位九段高手，婚姻两次失败，别人评价他：围棋九段，爱情末流。其实这并不可怕。如果这位以围棋为职业的人，却是个：爱情九段，围棋末流，那才是可怕的啊。古人说：亡国之主，多有才艺。只是他们的才艺用错了地方，所以导致或加速了国破家亡，死无葬身之地，连累得老百姓陪着受罪。
官大XX长
某种现象很普遍的话，就会有相应的顺口溜出现，如“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夸张地反映了商品经济大潮对人们的影响和人们下海经商的狂热。官大XX长（zhǎng），也反映了一种较常见的现象。
最初听到的是“官大脾气长”。在官本位意识很浓厚的环境里，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官大一级压死人。当了官，似乎教训起人来就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理不直气也壮。对下属颐指气使，仿佛高人一等，高人一筹，渴望有堂上一呼，堂下百诺的威风。不如此不能显示官的高明。对曾经能够采纳的忠言，现在听起来也不那么顺耳了。不能同过去的同事平心静气地平等地讨论问题了。因为现在彼此的地位不平等了。总想发指示、下命令。属下稍有违逆，或言行不合官的心意，就会大为光火，大发雷霆。这也不顺心，那也不顺眼。好像发脾气是官的身份的标志，是当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官们看来，我管你们吃，管你们住，给你们开工资，我发点脾气是理所应当的。某报社副总编升为总编后，以前“笑面虎”的形象不见了，动不动就发脾气训人。对有异议的部下，常常说：XX的话（前任总编）你们就听，我的话你们就不听。俗话说：朋友得官，我则失友。“官大脾气长”。
后来听到还有“官大学问长”的说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三审制。按照有关规定，一般编辑只能做初审工作，部主任可以担任二审，只有社领导才能看三审。如果同一个人，由初审升为三审，不管他是否有高级职称，肯定心情舒畅，没有任何问题。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主动还是被动，主观原因还是客观环境，这个人不再担任社领导职务，只是作为普通编辑，按照有关规定，他只能由看三审降到做初审，不管他是否有高级职称，那他情绪就不一定那么高涨了。如果你只有高级职称而没有中级或高级职务，那你只能干初审而不能看中审或终审，或者说你没资格看二审或三审。但如果你是部主任或社领导，那不管你有没有中级或高级职称，按照有关规定，你都有权力当中审或终审。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职务高于职称。官大学问长。
有个外行调到出版社当领导，上任伊始就把社内四种期刊的主编全撤掉了，自己都兼了起来。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直言不讳：为了以后评职称。职称是业务能力的证明，职务是思想觉悟或忠诚程度的认可。有了职务可以天经地义地干需要有职称才能胜任的业务，而只具有职称就想从事需要职务的工作就是匪夷所思。社长申报编审理所当然，编审要求当社长准会被认为是神经病。职务大于职称。官大学问长。
1962年12月，当时苏联的一把手赫鲁晓夫去参观展览。他指着抽象派雕塑家涅伊兹维斯内的作品说，“就是一头毛驴用尾巴甩，也能比这画得好”。涅伊兹维斯内忍无可忍，便直言相问：“您既不是艺术家，又不是评论家，您凭什么说这样的话？”在那时敢于指责赫鲁晓夫真是胆大包天。赫鲁晓夫大怒，说：“我当矿工时是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个台阶上我都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 ？”史料记载，此话一出，周围的人都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杨牧之《新圣母公墓的诉说》）。这可以说是“官大学问长”最典型的例子。
培根的名言：Knowledge is power.钱钟书译成“知识即权力”，未必是真理，因为有知识的人不一定都有权力；但这句话反过来说仍然是名言：Power is knowledge.“权力即知识”，我们却可以举出许多实例。官大学问长。
偶翻游戏主人《笑林广记》，才知道官大“那话儿”也能长。《笑林广记》开篇第一则：“一官升职，谓其妻曰：‘我的官职比前更大了。’妻曰：‘官大，不知此物亦大不？’官曰：‘自然。’及行事，妻怪其藐小如故。官曰：‘大了许多，汝自不觉着。’妻曰：‘如何不觉？’官曰：‘难道老爷升了官职，奶奶还照旧不成？少不得我的大，你的也大了。’”
按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原理，“官大那话儿长”也能解释得通。官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东西，但它可以带来房子、车子、票子、女子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这不是精神变物质吗？“那话儿”既然属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玩意儿，随着官职的变大而增长，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以前只知道当官能治结巴，我认识的结巴至少有两位当官后由于经常演讲而不期期艾艾了。现在才明白，当官还可以当伟哥用，不用打针吃药动手术，“那话儿”就能在横向上和纵向上有量的增长甚至质的飞跃，全面上水平。俗话说：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在把对方迷得春心荡漾之前，自己早已晕晕乎乎了。
官大了小头不一定长，大头很可能长。所谓“头脑发涨”“得意忘形”“昏招迭出”“乐极生悲”“天灾人祸”“哀鸿遍野”“饿殍满地”“血流漂杵”“天下缟素”；所谓“高贵者最愚蠢”。
阿凡提当官了，许多人争先恐后地来和他交朋友。有人说：阿凡提，真了不起！你有这么多朋友呀。阿凡提笑着说：我有多少真朋友，要等到我不当官了才能知道。同样的道理，“官大长了什么”，要等到不当官了才能知道。赫鲁晓夫下台后，曾千方百计要同文艺界、同知识分子和解。他三次邀请被他臭骂过的涅伊兹维斯内去他家里作客，都被拒绝了。涅伊兹维斯内最终还是尊重赫鲁晓夫的遗愿，为赫鲁晓夫设计了墓碑。因为赫鲁晓夫用实际行动承认了：即使他当了全国的Number One（一把手），除了皱纹和邪火，其他任何东西都没长。
坏事变好事
四年前（2006）的正月十六星期一，我步行去上班，同事问我为什么不骑车，答曰：锻炼。其实是前一天晚上，我去父母家过元宵节，回到自家楼下才发现，在团圆节里，我却与我的亲密战友、两轮坐骑分手了——它被偷走了，永远地消失了。这是我在半年时间里丢的第二辆车。同事安慰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车丢了你就运动了，不是坏事变好事吗？我说：别扯淡！我最讨厌什么坏事变好事之类的诡辩。我这样的五旬老汉被逼运动还说得过去，比我大两轮的古稀同事车也被偷了，到单位也得步行四十多分钟，对他也是坏事变好事？成语“一之谓甚，其可再乎”是不好使了。这还不算完。前年（2008）1月3日，去接老婆出院，前后也就半个小时，第三辆车又丢了。真是流年不利，一上来就是个下马威。我已经麻木了，被偷得没了脾气。俗话说，事不过三。但愿！
除了重感冒或者烂醉如泥的时候，我的睡眠一直不好。但我又不能为了睡个好觉而故意把自己灌醉或主动去传染上感冒。也许有人会说，睡眠少不是正好省下更多时间干事业嘛，坏事变好事。这是没心没肺拿病人找乐的风凉话，偏偏上大学时有一位仁兄就是这么认为的。每天他都克扣自己的睡眠，比别人晚睡早起，有时夜里起来就去教室背单词（当时教室就在宿舍楼里），词汇量突飞猛进。可是到了大三，他失眠了。躺下睡不着，起来又没精神，痛苦异常。
同行在休假的第一天又来上班了，大家以为他觉悟高，积极做奉献呢。其实是他们楼里在装修，吵得他无法休息，干脆到单位来了。你可以说这是坏事变好事，他可能还不愿意听——谁不想在家歇着呢？用小时候流行的一句歇后语说，他这是国民党捉特务——假积极。生活中这类事很多，没必要上纲上线说什么进步呀、主动呀，等等等等。如果要这么说，也只能说是消极的积极，被动的主动。大多数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是常人。损人利己的是小人，损己利人的是圣人。这两类人都不多。
同事刚过四十，在三个月内办了两次丧事——父母双亡。我除了随大流劝他节哀顺变之外，不能说别的。如果我说二老去世了，坏事变好事了，你可以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了。这是人话吗？连我自己都觉得欠扁。“天大地大不如自家的祖宗大，河深海深不如老爸的恩情深”（王伯庆《我家有个小鬼子》）。什么狗屁工作、名利、事业比得上天伦之乐更重要，比得上孝敬父母更紧迫？读书写作最终又为了什么？
《南方周末》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引题说山西太谷众多大院得以保存，得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拆除了太谷城墙，使太谷没有像平遥那样成为游客的胜地。这种说法也是变相的坏事变好事，不合逻辑。北京的城墙倒是拆了，但并没能起到保护众多四合院的作用。可见坏事并不一定能变成好事，坏事与好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转化关系。
成语说亡羊补牢。如果羊丢了，赶紧把羊圈修补好，以免丢失更多的羊，这当然是坏事变好事。但倘若碰上个懒人或无责任心的羊倌，亡羊而不补牢，羊还会照样丢，一丢再丢以至破产。亡羊和补牢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华南虎的真相曝光后，陕西省组织了上千名处级干部开会转变工作作风。会场的摄像显示，竟有不少处长在睡觉。从这种现象判断，这些处座并不想亡羊补牢，坏事变不成好事。
古希腊的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都是盲诗人荷马的作品，但“盲”（坏事）与《伊利亚特》《奥德赛》（好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的道理，失去生殖器（坏事）与《史记》（好事）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个个自己动手革(割)了自己的命（根子），却谁也没逃脱横死的下场。王佐自断其臂（坏事）说服了陆文龙归降岳飞（好事），但荆柯献上樊於期的头，却没能要了秦始皇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