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尽管这里以前是中国和前苏联两国的争议地区。她却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升起了一面国旗，让中国的领土主权在最遥远的那寸国土上。行使到了极点。十五年风雨无阻，她天天守着那面国旗。她的忠诚赢得了三个国度的军人共同的敬意。邵顺，不是五万女兵之一。我却还要在文字垒起的女兵纪念碑上。镌刻上她的名字。
一个上海女人和一面国旗的故事……
她不是兵。她没有一天的军籍。她没穿过一天的军衣。
她是兵。她有过近三十年屯垦戍边的历史。
她是大上海的女人，却让界河上带蒺藜的铁丝网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拴在了中国西北最遥远的一片土地——阿黑吐拜克。
她本来走不进我的这部作品。她是在五万女兵进疆十年之后，才来到新疆这片土地上的一位极其普通的女人。
但是。她和一面国旗的故事，让她成了我用文字给五万女兵垒起的这座纪念碑上，一个值得镌刻的名字——邵顺。
第一次听到邵顺的故事，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副主席安静的家里。安老听说我要去阿黑吐拜克边防连采访一位牧羊的战士，他就再三建议我去拜访邵顺。并说：“只要见了邵顺和她的那面国旗，你的报告才能写出深度。”
到达边防连之后，我在无意之中提到了邵顺的名字，没想到全连近百人，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于是，我就走进了她和那面升起在边境庄稼地里的国旗。
那是一个天气特别好的日子。
哨所的副指导员李玉民陪同我，一起登上阿黑吐拜克的哨楼。在四十倍的望远镜下观察界河对岸一座叫阿连谢夫卡小城。小城是前苏联留给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一尖顶的哥特式建筑，或红或黄或绿的房顶，在绿树的掩映下，显示着自己的生机。
我正在想小城里的人们，在“修正主义”了几十年后是不是还是灯红酒绿时，哨楼下的小道上突然出现了一位戴着面具的中年妇女。她已经越过了警戒线好几百米，径直向着边境线走去。
我将这一情况及时告诉了李玉民，问要不要派几个兵，去抓住这个妇女。李玉民笑笑说：“那可是面具，是防蚊子用的。那女的是兵团的职工，叫邵顺。她们家的地。全在争议区的铁丝网跟前。她这是去大田里干活呢。抽空让她带你到她家的地里转转，站在她的油菜地边上撒泡尿，不要用劲就能肥了哈萨克的田，闹不好你这泡尿还会引发国际事端。”
我不屑一顾地说：“有那么玄乎吗？”
李玉民却说：“玄不玄先不说，等你去了就会知道的。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吧，就是邵顺她们家的事。有一年她在靠边界铁丝网的地方种了几行苞谷。庄稼快熟的时候。天天都丢苞米棒子，而且靠近铁丝网的那几行，没几天就只剩下苞谷杆子了。开始，邵顺的老公沈桂寿还认为是我们连的兵偷了他们家的棒子，就没好意思说。过了几天，他发现那苞米杆子全都向铁丝网那边倒着，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那边的几个放羊孩子，每天赶着羊群从铁丝网那边过，把手伸到国界这边偷苞谷。第一行光了，第二行够不着，就用放羊的鞭子套，结果第二行也就没了。后来让邵顺隔着国界给抓住了俩。她用绳把两个小孩的手连在一起拴在中国这边，可身子还在人家的领土上。气得老邵骂了半天，最后，还又送了人家一堆苞米。从那以后，就来事了，苞谷熟了那边的小孩就跑来，隔着国界伸手叫阿姨，要苞谷，葵花熟了要葵花。现在边境上安宁了，你说说是两国吧，可跟两家人隔着篱笆过日子没什么两样。”
这就是边境。当硝烟烽火散去之后。这种“国际玩笑”，你就根本说不清道不明。于是，我决定第二天跟邵顺两口子到她家的地里看看。可是，当我真的要去的时候，李玉明又不放心了。非让我换上一身便衣，说穿军装过去就可能引发大事。
常在边防线上跑，尽管早就知道“边境无小事的说法”，可不至于连军衣都不能穿。我就说：“你不会是让我搞化装侦察吧。”
李玉民说：“你还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哨兵前面的地方是争议区，老邵她们家的地全部都在争议区里。按国际惯例，双方军人是不允许进人争议区的。两国百姓在争议区中和平生产都要受到严格控制。你要去当然就得换上便衣了。去年秋天，争议区里有上百亩的油葵让水淹了，连队帮着去抢收，还是通过会晤站通知对方，并得到对方的理解之后，才进去的。我们在这边的田里收庄稼，那边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界河边上警戒巡逻……”
原来如此，争议区有争议区的规矩。于是，我也按国际惯例换了一身便衣去了邵顺的家里，商量如何跟她混进争议区。
“你真的要去呀，那里可没的路走哎，好远的啦。”邵顺说。
“没关系啦。你们能走的我就能走的啦。”我也学着她那半调子的上海新疆普通话说。
她爱人沈桂寿笑了笑。说：“那你还得扛上这把砍土镘，戴上草帽，那边的兵方才不会盯你。”
“那你们每天下地都得这样吗？”
“我们不用的了，几十年了，那边的兵连我们几斤几两都晓得了。你就不一样了，你是从边防来的，他们那边的望远镜早就盯上你的了。”邵顺说。
原来是这样。边境线上的事到处都充满了神秘。
路上，老沈告诉我，他和邵顺都是1964年来的支边青年，他是江苏人，老邵是上海人。
说话间，我又仔细打量了一眼邵顺。眼前的这个女人，实在无法让我把她和上海联系起来。土不土，洋不洋。一身很旧的衣服却洗得干干净净，脚上穿着自己纳的千层底的布鞋，头上裹着一条紫色的大纱巾，手里提一把割草的镰刀。一张嘴就是上海新疆普通话，可身上却透露出一股浓重的兵团女人所独有的刚毅劲。
出她家不远，我们就走进了一片白桦林子，沿着界河一直朝她家的大田走去。出了林子，一眼就看见了界河边上带蒺藜的铁丝网，也就看见了她们家的玉米地。铁丝网那边不远的地方，高高耸立着哈萨克斯坦边防军的嘹望塔和来回走动的哨兵。
这时，我不由自主地回头望了望我军的阿黑吐拜克哨所，它在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原来邵顺家的地就在两军哨所之间的开阔地上。
穿过玉米地，我突然发现前面一片上百亩油葵地的边上，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
我不禁肃然起敬。下意识地举起了右手……
“别敬军礼。那边的哨兵在看着你呢。”邵顺说：“有一次，军分区新来了个参谋长，也和你一样穿着便衣跟我们一起来了，看见国旗他就行了个军礼。结果没几天两边会晤时，他们就说我们的武装军人进入了争议区。我们不承认，人家就拿出了参谋长敬礼的照片，我们就说这是一位复员军人，才应付过去。”
说起这面国旗，邵顺和老沈都是一脸的骄傲。
老沈说：“这是升起在咱们国家最西北角的一面国旗。每天早上都是我和老邵把她升起来的。”
“你们升起来的？”我问。
“那当然么。我们都守了她十几年了。”邵顺突然冒出一句地道的陕西话来。
老沈说：“1979年春天，我在这块地里整田，突然听见对面的哨楼上吵吵嚷嚷的。我再一看，他们的士兵正在哨楼前，郑重其事地升国旗，还有军乐队，看上去格外神气。我再看看咱们这边，除了那片白桦树，就庄稼地，连面国旗都没有。一整天我连活都没有干好。晚上回到家里，我还在生闷气。老邵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对面升国旗的事跟她说了。”
邵顺接着说：“这个事有什么好生气的啦。他升我们也升就是啦，谁升不过谁呀。第二天我们俩人什么也不干了，准备升国旗。天亮，他去团部买国旗去了。我就找人去砍了一棵直直的白桦树，把皮搞光，抬到地头上，又找石头来垒了一个好大的旗座，等他回来我们也要升旗了。”
没想到，沈桂寿走了一整天，来到35公里之外的团部。跑遍了团部附近的商店也没有买到国旗。回到家里都是凌晨一点多了，他就让老伴在他买回来的红布上，连夜缝制了一面很大的国旗。
第三天，天还没亮，老两口就早早赶到界河边的地里，做好了一切升旗的准备，就等国境线那边士兵升旗时，他们就在这边升。太阳升起的时候，那边的哨楼下开始集合队伍了，老沈和邵顺也在这边挂好了国旗。那边升旗的音乐刚一响，站在界河边上观察的邵顺，就给老沈下达命令：“升！你快点升了。那边的旗升到半中间了……”
老沈按着邵顺的手势。缓缓地从庄稼地里，冉冉升起了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国旗，刚刚从青纱帐里升上空中，还没到达旗杆顶部，对方的哨兵就从望远镜里发现了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哨兵在高倍望远镜中，一定可以看得见老沈那双粗糙的大手，在虔诚地拉动着牵引这面五星红旗的尼龙绳……
片刻的惊呆后，哨兵向下面正在升旗的人们报告这一新的发现，几名军官随即冲上嘹望塔，随后又有士兵涌了上来。他们列队在嘹望塔外的栏杆上，静静地望着从中国的田野上，突然冒出来的这面五星红旗。
半天，为首的军官从容地整整军衣，缓缓地举右手，向蓝天下飘扬的五星红旗行礼。出奇制胜后，所有的前苏军军官和士兵，都朝着中国的方向，举起了右手……
邵顺和老沈，都看到了这一幕。老沈从旗杆下冲过庄稼地，站在界河岸边，十分满足地向对岸的前苏军挥了挥手，放声喊了几句：“哈拉稍。”然后，就紧紧地拥抱了妻子。
邵顺和老沈都说，那天他们都觉得“老毛子”的兵，也挺有意思。
这天，离前苏联解体还有12年的时间。
从此，邵顺两口子，就担当起了这面国旗的升旗手。每天日出升旗，日落降旗。
这一升一落，就是十五年的历史。
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队（前苏军）向哈萨克斯坦军队移交阿黑吐拜克对面的边境防务。按国际惯例，中、俄、哈三国，要在这片土地上，举行一次例行性会晤。但是这次会晤对俄罗斯军队（前苏军）来说，这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最后一次和中国军队的会晤，而哈萨克斯坦军队则是第一次。几十年恩恩怨怨的对手，坐在了谈判桌上，相互之间多少还有点恋恋不舍。酒会之后。俄军的一位大尉突然提出，想见见在他的哨所对面升了十几年中国国旗的边民。
车子很快接来了邵顺（老沈那天去团场办事没在家），当我方主谈代表魏疆立将邵顺介绍给那位俄军大尉和在场的中、俄、哈三国军人时，大尉提议三国军人全体起立。向这位中国母亲敬礼。
为了照顾好这面国旗，老沈和邵顺就在田边搭了个窝棚，每年夏天，老两口就住在界河边上的大田里。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无论是风里雨里，从来没有间断。有段时间，邵顺去上海送孩子，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面国旗。她跟老沈说：“地里的活误了，可以赶回来，田里的庄稼荒了，就是少收些粮食，那国旗要是忘了升，可是国家的大事，是我们担待不起的大事。你可别忘了。”
老沈就说：“你放心去吧，只要我在，这国旗就会天天飘在咱家的地里。”
邵顺在上海呆了半年多，总共来过九封信，每封信里说得最多的还是这面国旗。
“夏天好办。吃住在大田里就行了，每天都误不了升旗。”邵顺说，“到了冬天，为了升旗，我们可是受了不少的罪。这里冬天的雪年年都是一米多深，零下四十多度，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连爬带滚，从我们家到这里也得走一个多小时。为了赶点，你得天天算好时间，不能早也不能迟……”
就这样，邵顺和她的爱人老沈，整整将这面国旗升了十五年。十五年的时间，那可是五千四百七十五天，整整一万多个日落日出。邵顺家的地里，这面鲜艳的国旗，也就有了一万多个升升降降。
1995年，邵顺和老沈退休回上海之前，老两口专门找到团里的领导，提出来了一个要求：“我们走后，不管是谁承包界河边上的那片地，必须要天天在地里升国旗。”
团领导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老两口这才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那面他们亲手升了十五年的国旗，离开了界河岸边的那片土地，回到了上海。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阿黑吐拜克为一类开放口岸。随后，中哈两国也正式达成边界协议，邵顺家当年耕种的那片土地，连同附近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区，全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性国土。
如今，邵顺和老沈当年升起的那面国旗，依旧飘扬在边境上空的蓝天里。
200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正式下文，将邵顺和老沈当年升旗的地方，列为兵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啊，一位上海女人和一面国旗的故事。
感动中的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