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西格
一
两年多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余兼羽把一本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孤女》送给我，我是在火车上一字一句地把这本书读完的。《孤女》设置的地域背景是科尔沁草原，那也正是我的家乡。小说中描述的科尔沁草原生活场景和大量的科尔沁民歌，使我凭添了一种亲切感。我不禁感到诧异：一个并没有草原生活经历的人，怎么能够如此生动地把一个草原上的故事全景式地展现给读者？我想，除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扎实的写作功底之外，那一定是下了苦功夫得来的。
余兼羽热爱草原到了痴迷的程度，十几年来他潜心学习、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收获和积累，正是这种积累使他在写作中行云流水、游刃有余。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对蒙古族音乐相当精细的描述，也能看到他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独到见解，这些都是他多年来学习研究所获成果的明证。
余兼羽心中的那片草原，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遥远的梦”，这个梦一直延续了整整四十年，至今那片神奇的草原仍是他魂牵梦的绕的地方。作为一个在都市生活的汉族人，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眷恋、又这般执着地追寻着这片土地？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说：“我的草原情结与血缘无关。爱，有时能够说出一千种理由，有时却又不需要任何理由。”或许，那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宿命吧。
2007年开始，余兼羽结识了一群草原上的孩子——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小天使们，从此他那潜隐着的草原情结被强烈激发出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他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与这些孩子打成一片，默默地关注和支持他们，并与这群可爱的孩子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生活都被染成了五彩的颜色”。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是一个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少儿合唱团，关于这个团的孩子以及他们的音乐，媒体曾有过不少报道。但对于五彩的“粉丝”和一般的“草根”爱好者来说，他们对于五彩合唱团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与余兼羽的宣传推广有关。余兼羽在网络空间、博客、贴吧、论坛上发表了很多介绍五彩的文章和图片，这些生动鲜活的材料在他的博客里吸引了三十几万的点击量，以至有人在网上把他的这些文章集结起来，专门供那些想了解“五彩”的人浏览。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五彩呼伦贝尔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忘记余兼羽做出的这种特殊的贡献。
二
现在，余兼羽又把散文集《天边的草原》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当这本由五十余篇散文组成的文集带着油墨香气摆在读者的面前时，它无疑会传递给你很多美的感受。如果说，《孤女》讲述了一个厚重的故事，像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那么《天边的草原》就像一座缤纷的花圃，星星点点绽放着多彩的小花。在这本文集中，内容虽然涉及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对于草原和草原民族的真诚热爱与赞美，仍是本书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是我在阅读书稿时强烈感受到的。这就难怪作者要用“天边的草原”来为这本书命名了。
在余兼羽心中，与那片美丽的草原同在的，是呼伦贝尔草原上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赛娜是五彩呼伦贝尔合唱团的一个蒙古族小女孩，关于与这个来自巴尔虎草原深处的孩子的相识，作者写道：“那年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赛娜，她还是一个连汉语也不会说的七岁小女孩。当时我抱起这个孩子，心里涌起一股酸酸的感觉，我说不清是喜悦还是忧伤，总之一种父爱般的情感包围着我，让我几乎流下泪来。我好像在梦中就已经认识了她，并且期待这个小女孩已经很久很久，那应该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缘分。”（《天边的草原》）
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相隔数千公里、年龄相差四十多岁的一老一小，他们在北京的相遇，从表象上看似乎是一种偶然，但从因缘上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必然？假如作者没有心中的那个草原梦和对梦的追逐，他们或许根本不会有这样一个会面。转眼之间相距这第一次的见面已经过去了六年，当初那个灵气的小女孩已经成长为一个花季少女。赛娜前年考入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合唱基地班，开始接受专业的音乐教育，15岁的赛娜现在是内蒙古少年合唱团的一名成员。
和《孤女》一样，《天边的草原》中也有大量的关于草原音乐的描写，而这种描写总是带着作者自己的审美感受和独到的见解。从英格玛到五彩呼伦贝尔，当草原音乐忽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的时候，他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这样解释的：
“久违了的天然。是的，人们受够了流行歌曲的矫情和虚伪，受够了重金属音乐刺耳的喧嚣；一曲民谣，会让我们觉得清新，一支小调，使我们感受到真情，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好的音乐。…说到底，五彩呼伦贝尔是一群普通的孩子，他们并不比我们的孩子更有才华，只是在那个远离都市的地方，保存了更多的淳朴和真诚。”（《五彩呼伦贝尔》）
又比如长调，作者认为，蒙古长调不是能“学”会的，为什么呢？“因为长调是蒙古民族血脉里的东西，它也只能随着血脉传承。……你不在草地上生活，不讲蒙古语，不会骑马，不喝奶茶，不穿蒙古袍……，你硬要“学”长调，那是行不通的。”（《蒙古长调》）
当长调在联合国“申遗”成功时，他告诫人们：“长调‘火’了，但愿我们不要仅仅沉醉在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样一个光环里，应当拿出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蒙古长调赖以生存的草原。正如古语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蒙古长调》）
在这本散文集中，还处处流露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赞美。《青春驿站》回忆了自己的北大荒生活以及大学毕业后教师生涯的点滴心曲，寄寓了“我们所有的梦想大都从青春开始萌芽”的感悟。
在《文竹的故事》中，作者把一盆旧日老师留下的文竹比喻成一株“参天大树”，引出了一个凄恻感人的故事，表达了对恩师的崇敬与怀念：
“有时备课累了，我会对着文竹凝思。看着它茂密枝叶遮蔽下的一小片泥土，有时会有几只小虫在蹒跚爬行，我就想，在虫儿的眼里，这花盆中的天地大概要算广大的园林了，那文竹，也该像参天大树一样的吧。”（《文竹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刚刚挣脱了十年文革造成的精神创伤和思想禁锢，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写于八十年代的《淡蓝色连衣裙》，描写一位步入中年的女教师，为了给自己买一件心仪已久的连衣裙而产生的内心纠结，真实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人们在审美心理上的变化，仿佛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回到家里，她早早做好了晚饭，关上房门一个人穿戴起来。她对着镜子中的自己，不禁有点吃惊：裙子不仅合身，而且也很得体。她笑了，开始嘲笑自己在市场时的那份局促——为什么要怕自己漂亮呢？难道美是一件可羞的事情吗？”（《淡蓝色连衣裙》）
《人在旅途》记录了作者在国内外各地游历的见闻和感受，虽然是游记的笔法，却常常给人以启发和联想。《武夷船娘》是一篇文笔清丽的散文，它讲述了一个十七八岁辍学，在九曲溪上撑船养家的少女阿蓉的故事。阿蓉在溪上为游客撑竹筏，船主接受了游客的小费，为讨好客人他一路都是满口的“荤段子”；冰清玉洁的阿蓉，沿途不发一言，并且总是俯首敛眉不愿配合游客的镜头。然而她一路上说出的唯一一句话却耐人寻味：
“竹筏已经过了八曲，就要到达漂流的终点了。水转峰回，前面的江面陡然开阔了起来，一座山峰突兀地耸立在我们面前，孤傲而挺拔。船娘忽然开口说：看，这就是玉女峰，它是我们武夷三十六峰里最美的一座了！”（《武夷船娘》）
不用更多的语言，文章在这里带给读者的启发和联想已经不言而喻。这些文章大多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不仅深化了主题，文字之间也充满了美感。
三
我和余兼羽经常会有一些聚会，在座者大多是从事艺术工作或者热爱艺术的朋友，这种聚会很有点像是“艺术沙龙”。从一个音乐人的角度观察，我感到无论是音乐、舞蹈，抑或文学、美术，所有艺术其实都是相通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创作规律和相近的表现手法；而从事艺术的人，也都有着共同的内在品格和气质——热爱生活、富于激情，我姑且把这称之为“艺术情怀”吧。 然而有了这种“艺术情怀”，并不一定就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因为艺术创作是一种极为艰辛的劳动，是需要殚精竭虑才能偶然得之的。
我在阅读这部书稿时注意到，在选入本书的50余篇文章中，最早的写于1980年，时间跨度竟然长达三十多年。这说明作者很早就开始了在文学领域的耕耘，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北大荒做知青时就已经“萌生了最初的文学情愫”。三十多年的坚守与追求，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需要有很强的定力。我想这也启示我们，在当今浮躁的世风下，我们应当少一点急功近利的心态、多一些脚踏实地的精神。
余兼羽作为北京一所高校的领导，在繁忙的工作之中他本无须从事艰辛的写作活动，但他心中的那片草原在时时召唤着他，使他欲罢不能。为了留住心中那一片美丽的草原，余兼羽笔耕不辍，在仅仅三四年的时间里，就接连推出了两部几十万字的作品。
在《天边的草原》即将付梓之际，我不揣冒昧写下以上的文字，所谈都是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但我想，再多的文字都不能完美地诠释作品的本身，正如“一万个读者的心中会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一样。因此，还是请读者自己用心去领会这片天边的草原吧。
是以为序。
2013年6月于北京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