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一个个被领养，最后只剩下一个叫扎拉嘎木吉的男孩。他被领走的时候，都贵玛反复向新阿爸阿妈叮咛，小扎拉嘎木吉有什么习惯，爱吃什么，应该怎样喂养，把人家都说烦了。但都贵玛还是不放心，一直到孩子快七岁了还经常去看他。都贵玛永远记得，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都贵玛去一户牧民家接生回来（都贵玛后来经过培训成为一名优秀的助产士），顺便绕道去看望扎拉嘎木吉。蒙古包里，扎拉嘎木吉的养父母正在喝奶茶，却不见扎拉嘎木吉。都贵玛问起来，养父母说他捡牛粪去了。都贵玛一听就急了，这么冷的天，让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去捡牛粪，你们怎么忍心？夫妻俩却振振有词：哪个牧民家的孩子不捡牛粪？他已经七岁了，别人家七岁的孩子都能放羊了！都贵玛顾不上再说什么，跑出蒙古包，迎着扑面而来的冷风，她远远望见一个小小的背着粪筐的身影。都贵玛踏着没膝的积雪扑过去，她一把搂过孩子，看到扎拉嘎木吉的一双小手肿得像馒头，已经变成青紫色；再看看那双小脚丫，也都冻伤了。愤怒的血在都贵玛的血管里膨胀，她想不起自己用了怎样恶毒的话来斥骂那夫妇俩，那火山爆发一般的愤怒把养父母给镇住了。“都贵玛，我们错了，我们改还不行吗？求求你了……”都贵玛理都不理，冲出蒙古包，把扎拉嘎木吉抱上马背，头也不回地走了。都贵玛立刻向公社领导反映了这家的问题，他们很快受到处罚，并在牧民大会上作了检讨。两口子痛哭流涕，说要痛改前非，愿意继续抚养扎拉嘎木吉。可都贵玛说什么也不肯把扎拉嘎木吉再送回去，她要自己抚养这个孩子。都贵玛此时已经成了家，有了两个女儿，并且她家还有两个“小客人”，一个是丈夫的亲戚留下的，一个是外来的汉人留下的，再加上扎拉嘎木吉一共有五个孩子。担任妇联主任的都贵玛每天忙着工作，还要四处去接生，家里的五个孩子更是离不了她，那阵子都贵玛都要累垮了。丈夫终于忍不住说：“咱们家没有能力养这么多孩子，还是送走吧！”送走谁呢？除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全都是孤儿！看着扎拉嘎木吉冻坏的手脚，都贵玛心酸极了。一个是养，五个也是养，送走哪个我都舍不得！丈夫叹了口气，再也不提把孩子送走的事了。幸亏公社把扎拉嘎木吉的事当成重要工作（因为他是国家的孩子），不久又为他重新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一对善良的牧民夫妇领养了他，扎拉嘎木吉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如今已五十多岁的扎拉嘎木吉，身材高大魁梧，和草原上所有的牧民一样，他一张黑红的脸膛，一身宽大的蒙古袍，一口流利的蒙古语。从他身上你看不到一丁点南方汉族人的痕迹，全然一个地道的蒙古牧马汉子！他说他根本不记得上海的事，但一说起都贵玛额吉，扎拉嘎木吉依然很动情：“是都贵玛额吉把我接来的，全靠她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她是我的第一个额吉，现在我也还是叫她额吉。”
2007年，作为感动中国的“十杰母亲”的代表，都贵玛被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此时的都贵玛已经六十五岁，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几近失明。她坐着轮椅被推上舞台，少先队员向她献上鲜花和庄严的队礼，此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起立向这位英雄的母亲致敬。
三
五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额吉的故事，被一次又一次地报道、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上演，每当我看到这些作品，总是忍不住流下感动的热泪。我被草原民族博大的胸怀、无边的大爱感染着，激动着，对那片美丽而多情的土地心向往之。
2010年9月，我受邀出席在北京民族宫剧场举行的电影《额吉》的首映式。该片的导演、著名蒙古族影视人宁才来了，主演娜仁花、巴图、伊日贵、哈布日来了，锡林郭勒盟抚养过上海孤儿的额吉代表也来了。剧场里四处点缀着色彩鲜艳的蒙古袍，不时传来蒙古语互相问候的声音。
电影拍得厚重感人，演员表演也十分到位。当电影中锡林高娃的上海父母找到她，把她从草原接走时，额吉（娜仁花饰）和乡亲们向空中抛洒鲜奶为她祝福，这时已经上了车的锡林高娃从勒勒车上又跳了下来，她跑过来跪在了额吉面前，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额吉！”，这一声额吉，让所有的观众泪流满面，剧场内一片唏嘘。
可是，这样一部感人的影片，在全国却叫好不叫座。由于票房表现不佳，这部片子在北京几乎排不上档期，少数影院只排了一天就匆匆下了线。而同时期的另一部艺术质量低劣的搞笑武侠片，却是场场爆满，整整演了一周还在持续，赚了个盆满钵盈。
流行歌手使上万人的体育馆挤满了疯狂的观众，而演出古典音乐的剧场却门可罗雀；胡编乱造的所谓动漫和荒诞不经的网络游戏炙手可热，而它们的作者却不知道在北京的市中心有一家中国美术馆……
这，就是我们如今的价值观和审美水准吗？
在一切以市场为衡量标准，所有的文化产品实行商业化操作的趋势下，发生上面所说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我相信，那些低劣的噱头式的所谓艺术，终究不可能长久；而事实将证明，那些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的草原上伟大的额吉，必将载入史册。
鄂温克小史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02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鄂温克族现有人口3.5万余人，大部分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其余分布在黑龙江省和新疆等地。和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一样，鄂温克也是一个跨境民族，除中国外，在俄罗斯和蒙古国也有鄂温克人分布。
鄂温克人起源于贝加尔湖以东、阿穆尔河（在我国称黑龙江）以北的森林草原地带，是西伯利亚的原住居民，在俄罗斯被称为埃文基人。鄂温克人分为三大支系，分别被称作索伦、通古斯、雅库特（与俄罗斯境内的雅库特人无关）。鄂温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洲-通古斯语族，与满语、鄂伦春语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居住在山林河谷地带的鄂温克人世代以狩猎为生。1643年，沙俄帝国向东扩张，占领了当时属于大清的黑龙江（包括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广大地区，在以波雅科夫为首的沙俄军队残暴的杀戮和掠夺下，鄂温克等许多当地民族举家南迁，渡过阿穆尔河进入呼伦贝尔地区。清朝政府按照满洲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把渡江南来的鄂温克等民族连同他们的家属编为若干“旗”，驻防在呼伦贝尔地区戍边。凡在编官兵，清政府按品级人口分配给牛羊马等牲畜，以资立业生活，这种兵民一体、屯垦戍边的做法，也为清朝政府节省了大量军费。呼伦贝尔有广阔的牧场，这部分鄂温克人从此转向了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
清代中期以前，深居山林之中的鄂温克人与外界交往甚少，直到清政府将其编入八旗之后，鄂温克族才逐渐增加了与外部的经济文化联系，由此打破了鄂温克人长期形成的以狩猎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清政府管理鄂温克事务的衙署设在卜奎城（今齐齐哈尔市），鄂温克兵丁每年要到卜奎城受训，因此鄂温克青壮年经常往来于齐齐哈尔，那里也成为他们与外界交往的窗口。嘉庆之后，清政府为了征收鄂温克人的貂皮，设立了“贡貂”制度，规定每年五月在卜奎城举办纳貂互市，这种年贡被称为“楚勒罕”。然而“楚勒罕”很快演变成盛大的集市贸易活动，鄂温克人在齐齐哈尔与各族人民进行贸易，用皮张等换回狩猎用的火枪、弹药和各种铁制器具。
除此之外，一年一度的甘珠尔庙会也是鄂温克人与外界进行交易的一个重要场合。甘珠尔庙原名寿宁寺，为乾隆时期皇家敕建的一座大寺，因寺内收藏甘珠尔经而得名。甘珠尔庙在今新巴尔虎左旗所在地阿穆古郎西北二十公里处，是建在茫茫草原上的一座金碧辉煌的喇嘛教寺庙。甘珠尔庙会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是呼伦贝尔地区最重要的大型贸易活动。盛大的集市贸易要持续数天，赶庙会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有鄂温克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蒙古人和汉人，还有从齐齐哈尔、吉林、奉天甚至俄罗斯远道而来的客商。鄂温克人每年都把自己制作的大轮子车（勒勒车）、黄烟、炒米、黄油等拿到庙会上进行交易。当时鄂温克人用一辆大轮车能换蒙古人的三只大羊；一斗炒米加一把黄烟能换一匹三岁小马。也有的鄂温克人专门为俄罗斯客商看管买下的马群，甚至护送马群至俄罗斯。还有鄂温克人专为客商拉货，从海拉尔拉一车货物到甘珠尔庙，能赚取20块大洋的脚钱。有史料记载，上世纪二十年代，鄂温克人每年光卖到集市上的大轮车就有数百辆，其他货物也相当可观。这不仅促进了鄂温克牧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木材加工等手工业的兴盛，足见甘珠尔庙会对鄂温克族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包括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呼伦贝尔隶属于伪满洲国的“兴安北省”。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呼伦贝尔地区。1947年，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呼伦贝尔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族普查，根据鄂温克族人民自己的愿望，鄂温克三部恢复了统一的“鄂温克”民族称谓。1958年8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鄂温克自治旗宣布成立，旗政府设在海拉尔以南的巴彦托海（南屯），自治旗隶属于呼伦贝尔盟。
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在鄂温克人周围是大量的布里亚特和巴尔虎蒙古人，共同的生产生活使鄂温克人受到蒙古文化的较大影响，在牧区的鄂温克人大多说蒙语、使用蒙文。虽然如此，鄂温克人还是保留着较强的民族意识，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饰，每年会过鄂温克独有的节日瑟宾节，在家庭和部落成员中会讲自己民族的语言。由于鄂温克族虽有语言却没有文字，所以孩子们在接受学校教育方面，就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上蒙古语学校，或者上汉语学校。在当地，以前大多数家长选择送孩子上蒙语学校，而近年来选择上汉语学校的越来越多了，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学习汉语，毕竟汉语是全国绝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是国家的共同语。
鄂温克三大支系中，人口最多的索伦人大多居住在现在的鄂温克自治旗境内，通古斯人在陈巴尔虎旗居多，人口最少的雅库特人则主要分布于根河市和额尔古纳市（属于呼伦贝尔管辖的两个县级市），他们当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敖鲁古雅驯鹿部落。在鄂温克诸部中，只有敖鲁古雅人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过着世代传承的饲养驯鹿和狩猎的生活。关于这个部落的神秘生活，近年来媒体多有涉及：1997年，中央电视台以敖鲁古雅第一代大学生柳芭为主人公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神鹿啊，神鹿》获得柏林国际电视节大奖；2005年，女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出版，并在2007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该奖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最高奖项）。《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敖鲁古雅驯鹿部落的生活为背景，以史诗般的笔法展现了这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心灵深处的痛苦挣扎。2011年，乌日娜、其其格玛等编演了音乐剧《敖鲁古雅》。一时间，神秘的敖鲁古雅驯鹿部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据笔者了解，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保护大兴安岭森林资源和引导敖鲁古雅人走出山林定居，政府在当地建设了猎民新村，为敖鲁古雅人免费提供统一的住房和鹿圈，定居点还有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但事与愿违，几年后这里的鄂温克人又赶着他们的驯鹿回到了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原因是不仅人不习惯，连他们的驯鹿也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于是“猎民新村”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在呼伦贝尔，鄂温克、鄂伦春和达斡尔这三个少数民族被称作“三少民族”（三个人口较少的民族）；2006年成立的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就是由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巴尔虎和布里亚特五个民族（部落）的几十名孩子组成。在这几十名小演员中，就有七八位是鄂温克族儿童，包括《吉祥三宝》中的小姑娘英格玛和演唱《梦中的额吉》的巴特尔·道尔吉，他们个个能歌善舞，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