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豆苗长出来了，起初一垄一垄看着还好，不久，杂草就开始和豆苗赛着长。草的生命力旺盛，总是比豆苗长得快。几场雨过后，我们就傻了眼，疯长的杂草把豆苗团团包围，“草盛豆苗稀”的情况达到了极致。对付杂草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使用中耕机除草，另一种是人工锄草。中耕机本身没有动力，需要用拖拉机牵引着在地里跑，速度虽快，却只能剔除垄沟里的草，垄上的杂草因为与豆苗混在一起，机械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多数情况下都采取人工锄草，于是又一场“夏锄大会战”开始了。可不要小看锄地这个活，既要有体力，又要有耐心，还要和烈日、风雨甚至冰雹较量。锄头的木柄有两米来长，前头是个弯曲的扇形铁片，由于它的锋利与否关系到劳动效率，所以出工前都要拿磨石把它磨出刃来，这样才能把草连根铲断。你要偷懒，干活时就会很遭罪，人家一锄下去，野草被铲除一片，而你得拉来拉去，一会手上就会磨出水泡。锄地用力的部位主要是腰和胳膊，一天下来腰酸背疼不说，手上的泡起了又磨破，吃饭时都拿不住筷子，所以我们这些没干惯农活的学生，大热天往往还戴着手套。锄地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杂草是和豆苗混长在一起，既要除掉草又不能伤着苗。贴着豆苗根部的杂草需要用锄尖作“定点”铲除，实际是用锄头在“剜”。1号地最长的田垄有12华里，即便走一遍也要花费点力气吧，何况要一尺一尺地用锄头量过去。北大荒的夏天气候无常，在地里干活常遇到大雨甚至冰雹。但我们没有谁带雨具，因为在那样无边无际的旷野上，任何雨具和试图躲避风雨的做法都是徒劳，唯一的做法就是淋着，等待风雨过去。
人总是聪明的。在北大荒的最后几年，这种除草作业被飞机喷洒农药所代替。我记得那是一种有双层翅膀、螺旋桨推进的安-2型农用小飞机，两侧机翼上挂着长长的管子，药水从管子里喷出，像腾起一阵云雾。它从这边地头到另一边地头，只需几分钟时间，真是神器。
但飞机灭草可不光是飞行员一人的事，地面配合的人员也不少。首先要修建一个简易机场，机场旁边还要修一个水泥的池子，池子里是配好的药液，这些设施是供小飞机随时起降以加注药液用的。另外，地面上还需要许多人为飞机指示方向，每隔100米左右站一个人，延伸开去成为长长的一列，每人手里都举起一面小红旗——飞机就沿着这条线飞驰而过，同时喷下药液。当飞机第二次飞来时，这条人的坐标已经朝一定的方向移动了几十米，飞机将循着这个坐标再次进行喷洒作业。我们知青都干过这个活，看着飞机在很低的高度上迎面飞过很是刺激，但在飞近时我们都不敢仰头看它，因为那呛人的药水会随之倾泻下来。干这个活我们都要戴上大草帽和口罩，以防过多接触那些从天而降的有毒药水。飞机洒药的效果出奇的好，第二天到地里一看，野草都呈铁锈般的暗红色，全枯死了，而庄稼苗则翠绿一片，显得生机勃勃。这神奇的药液后来我才弄清楚，原来它按照植物分类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比如给豆苗除草，豆科植物是双子叶，那么就选用专杀单子叶植物的配方药剂，结果是除了豆苗其他杂草几乎无一幸免。反之，小麦属于单子叶植物，就要选用专杀双子叶植物的药剂，结果也是一样。这是生物科学家的功劳。
如果陶渊明老先生能赶上科学昌明的时代就好了，他不仅不用再叹息“草盛豆苗稀”，也免去了“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辛劳。一笑。
蕾蕾
蕾蕾名叫崔蕾娜，是个在北京上学的山东女孩。我认识蕾蕾纯属偶然——是在百度的一个贴吧里认识的，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都说网络是个“虚拟世界”，偏偏我和蕾蕾就是从这个“虚拟世界”中相识、并且在“现实世界”中一直交往到如今。
和我一样，崔蕾娜也中了草原的“魔障”，和一群能歌善舞的呼伦贝尔孩子成了朋友。这些孩子都是“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小演员——这是一个在全国都很有名气的少数民族儿童艺术团。“五彩”的孩子常到北京和全国各地演出或参加活动，我和蕾蕾时常相约一起去看望这些小演员。由于我俩总是一起出现在他们面前，日久孩子们还以为我和蕾蕾是父女关系。而实际情况是，我认识蕾蕾并不比认识他们的时间长。后来这些孩子们大多因超龄或是被艺术院校选中，先后退出了合唱团，我和他们的交往也就逐渐少了。蕾蕾不死心，每年暑假差不多都要远赴呼伦贝尔去看望孩子们。她今年去一家、明年去两家，几年下来几乎走遍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蕾蕾住在孩子们家里，和孩子们的家人也成了朋友，她带回来的照片集成相册，就像一个草原民族风情展览，真是羡煞我也。因工作的关系，我很难抽出时间远行呼伦贝尔，尽管那里的朋友年年相邀，说“要用我们民族的最高礼节”来欢迎我，但还是好梦难圆，直到如今我也未能实际踏上那片魂牵梦萦的草原。
蕾蕾从小就有了点名气。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蕾蕾就参加了环保少年袁日涉发起的红领巾环保活动，成为这项活动在山东的积极分子。袁日涉曾两次上书全国人大，呼吁重视环境保护，所征集的万人签名中就有崔蕾娜的名字。这些还不是蕾蕾的主业，实际上蕾蕾是个音乐少年。她从小学习音乐，钢琴已经考过了十级，演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抱着一腔音乐梦想，蕾蕾从烟台转到北京上中学，其间得到中央音乐学院名家的指点，在艺术理论方面水平迅速提高。蕾蕾还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当了多年的小记者，在那里参加过各种节目的录制和大型文艺晚会的演出。
蕾蕾虽然也是家中的独生女，但妈妈却似乎从不娇惯她；很小就离开家乡到北京闯荡，也锻炼了蕾蕾的生活自理能力。我明显感到，和大多数90后的独生子女相比，蕾蕾不仅有主见、能吃苦，而且热情爽朗，非常富有同情心。原“五彩”队员中有一位鄂温克族小姑娘，受“春蕾计划”的资助在北京一所学校读书，孤独无依的孩子起初很有些不适应，蕾蕾就成了她的义务监护人。蕾蕾每到周末就把小姑娘接出来，为她补课并悉心照料她的生活，两人形同姐妹。几年来蕾蕾和呼伦贝尔草原的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是孩子们心中名副其实的“知心姐姐”。
2008年，蕾蕾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我为她高兴，草原上的孩子们也都为“崔姐姐”高兴。愿蕾蕾学业日有所进，将来成为一名出色的音乐人。
文竹的故事
在我狭窄局促的书房里，摆着一盆文竹。它虽不开花，却一年四季都苍绿苍绿的，即使在严冬，我这小屋的一隅也被它点染出一丝春意。它看上去纤细，却又不失挺拔——针形的枝叶一层层有力地伸展着，俨然像一株小松。有时备课累了，我会对着文竹凝思，看着它茂密枝叶遮蔽下的一小片泥土，有时会有几只小虫在蹒跚爬行，我就想，在虫儿的眼里，这花盆中的天地大概要算广大的园林了，那文竹，也该像参天大树一样的吧。
我不是爱养花弄草的人，对此道可谓一窍不通。过去在我的观念里，养花就是为了看“花”，仿佛花开得越艳丽就越是上品。然而，如今我养的唯一一盆花草，却是这不开花的文竹。文竹不是什么奇花名卉，也绝不引人注目，然而我却珍爱它。
十几年前，这盆文竹不是摆在我的房间里。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萧韵老师家。我那时在汇文中学读书，萧韵是我的语文老师。萧老师那时大概五十多岁的年纪，鬓角已有了丝丝白发。他面庞黑而且瘦，外貌和衣着都再平常不过。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总是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萧老师患有严重的青光眼，用脑久了会剧烈头痛。有时看到它在课堂上蹙着眉头，不断用手帕擦汗，同学们很是不忍心。每当这时，即使班里最调皮的学生，也会屏住气听他讲课，教室里静得出奇。他不像有些语文老师那样，课堂上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讲述课文，然而我们却从他沉静、舒缓的语气中，悟出了某些更为深刻的东西。现在想来，萧老师的做事为人，至今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这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语文教师。
有一次，萧老师在医生的催促下，不得不卧床休息。作为语文课代表的我，代表全班学生去家里看望他。他和衣靠在枕上，身上盖一条毯子，床头放着一摞作业本，手中拿着一支红笔还在不停地批改。我看到他瘦骨嶙峋的手上，已长出了星星点点的老年斑。见他如此，我原来想好的话竟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只是告诉他学校已经派了苏老师来代课，同学们都很努力，课程不会耽误的……
一抹夕阳透过窗子斜照在一盆绿色植物上，我才注意到那是一盆长得很茂盛的文竹，苍绿苍绿的正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棕色的陶质花盆上镌刻着两个清秀的隶书字“叠翠”，颇有些古色古香。
“你也喜欢文竹吗？”见我凝神看着花盆，老师笑着问。
“我没有养过花，真的不懂……但我觉得，文竹和别的花好像不大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说说看。”
“看久了，觉得它有点像树，像缩小了的松树。”
“你的想象还挺奇特。——文竹开不出鲜艳的花朵来，它是观叶植物。我就喜欢它的苍翠、朴素。”
我忽然想起，刚进院子时，有家邻居摆在户外的几盆花，有月季，有凤仙，也有美人蕉、西番莲什么的，都争妍斗艳似的开着，妩媚又俏丽。再看看这没有花的文竹，它确乎没有邻居那些花美艳，但当真别有一种风韵……
从此我好像悟出了一个什么道理，但让我讲，我又讲不出。
我记得那是1967年，“文革”最动荡的时候，造反派夺权控制了学校。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校长和一些老师被关进了“牛棚”，学生也不上课了。自从学校停了课，学生们很少能见到老师，可就在这个时候，萧韵老师却到处动员学生们上课。他的举动立刻引来议论纷纷，有的说他自身都难保，还为学生瞎操心；有的说他不识时务，做事不看看火候。萧老师却坚持说，不上课，叫什么学生？我们不能误了孩子，还是应该以学为主嘛。他硬是组织学生在初二2班上起了语文课，四十几名学生除了几个响当当的造反派之外，居然都来上课，这让萧老师喜出望外。然而刚讲了开场白，突然教室门被猛地推开，几个造反派闯了进来。
“萧韵，你顽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该当何罪？”为首的一个一进门就大声嚷道。
“同学们，应该复课搞运动，在正常教学的情况下……”
“你还狡辩？他妈的不老实，把他带到指挥部去！”
于是几个人推推搡搡把萧老师带走了，一堂语文课刚开头就煞了尾。
第二天，在学校礼堂开批斗会，我听到里面传出口号声，几个人在声嘶力竭地喊：
“打倒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萧韵……”
我仿佛看到萧老师消瘦的面孔，病弱的身体被人押着站在台上，或许还挨着造反派的拳脚。
我再次来到萧老师家，是大约一个月之后。一进院子就看到他家的门上贴着封条，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封，下端盖着一颗茶杯口大小不知是何种机关的红印章。我愣了半晌，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正在不知所措，那位养花的邻居走出来向我讲了原委：原来萧老师一家已经被遣送到安徽老家去了，事情发生在半个月以前。萧老师临走前想把他十三岁的独生女儿送到亲戚家照看抚养，但造反派的一位头面人物说，“老子反动儿混蛋”，应该让这狗崽子同她老子一起撵回农村去接受改造。萧老师想带走那盆文竹，造反派说他是十足的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当了牛鬼蛇神还要养花弄草，于是花盆被狠狠扣翻在地上……
我心里感到一阵沉重。还想再问什么，邻居又说：“这文竹叶儿黄了，土也干了，我看着怪可怜，就把它搬过来，浇了水养在这里，也不知还能不能活呢。”我这才发现，在他家姹紫嫣红的花丛里，多了一盆又黄又瘦的文竹。
我无话可说了，默默走出萧老师家的小院。但没走多远，不知什么念头又使我疾步返回小院，向那位邻居要下了这盆文竹，——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把花盆端起来左右端详了一阵，递给了我。
我像得到一件世间罕有的珍奇一样，捧着这盆枯黄的文竹茫然地走在路上，心里涌起一阵异样的凄楚。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萧韵老师。但是他留下的文竹却渐渐恢复了生机，至今还在那刻有“叠翠”二字的花盆里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一年四季总是那样苍绿苍绿。
本文写于1980年
淡蓝色连衣裙
明媚的五月。
天还没有大热，爱美的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穿起了五彩缤纷的夏装。这个季节也是小贩们推销时装的好时候。长长的小街货摊林立，热闹非凡，各种新潮服装高高挂在显眼的位置上，花团锦簇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