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思想的第一个方面是“轻物重生”，也可以唤作“贵己”。第二个方面是“为我”，既是“贵己”的逻辑前提，也是“贵己”的后果之一。杨子思想的两个方面主要依据即在于对他“一毛不拔”的记载。《孟子·尽心上》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说他：“陌生贵己。”《韩非子·显学》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汜论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这些文字很有意思，读起来基本是有表情的，可以想象这些大圣贤在提笔落墨时内心的焦虑和挣扎。放在文人堆里，不显杨朱的骚性，但杨朱绝对是士人里的异类。那是一个怎样的年月？合纵连横、四野烽烟。如此声名显赫的人物竟示人以偷生的形象，“贵己”说的已经很客气，还是和他同时代的孟子尖刻不留情，“一毛不拔”见诸语焉。
另要特别注意的是：和他同时代的墨子竟对杨朱没有什么“感觉”，“南慕容北乔峰”的关系，不见酸里酸气的相轻，也不见互相飞吐沫星子。委实奇怪。“轻物重生”的观念显然与墨子的“兼爱”针锋相对，一个是关心自己，一个要博爱天下人，没有不掐架的理由。然而杨朱本人并未留下大段的著述，今人揣测不来。
杨子为什么是圣贤？我们用最朴素的逻辑——认识一个人不妨看他的朋友和敌人，看看杨子的对手何许人也就不难确认其圣贤的地位。最为要紧的：杨子在我看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人”字大旗的勇士。他的学说举世无双，没有人敢发出与他一样的声音。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文学上的刺激远大于理性的刺激。他的具体解释见《列子》的《杨子》篇，“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说得精彩至极！
禽子系墨家中人，孟孙阳是杨朱的学生，禽子在这场著名的辩论里完败于孟孙阳。侧面可见：对人的价值认识之深刻，杨子恐要强于墨子。中国人自古以来受“取义成仁”的道德绑架，犯集体主义的偏食症。杨子门人敢说出：“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实在是对笼统集体主义的响亮叫板，集体是什么？集体就是个人的加总。个人不受重视，随意被牺牲，集体的根基迟早被蛀掉。我们总拿集体做挡箭牌，还在于缺乏远见和耐心——扶持个人是多麻烦的事，尽管结果必是对集体有益。
杨子的故事还没结束，更精彩的总结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今天看，这仍是非常先锋、非常前卫的观点。鲁迅先生论革命，也常常要强调“建设”之于“破坏”的重要性。后者很容易激起人性里不美的一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前者容易掌握分寸，不论进展的急和缓，都是有好处的。“人人不利天下，人人也不损一毫”，天下自然大治。杨子呼唤的是人的崛起，他没有把体制力看在眼里，视对人的保护为最高道德。我们今天的立法及公共事业之兴建正遥相呼应着杨子的观点。
杨子的存在及被“扶正”，验证着中国文化的宽度。中国文化的宽度自董仲舒等之后就变得不足道了，除去南朝、盛唐等历史时期，此后仅仅在纵深上不停发展。杨子不是“异教徒”，却往往被作为异教徒处置，在于他不受儒家的收编，对强韧的体制力洋溢着不屑。这样的人不可能混上圣贤的地位，却多么应该在圣贤的位置上为广大后人所记得。杨朱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文化洪水的烈士，他的步子迈得太空灵，和显学们相比，舞姿太奇异。
让我们记住这个靠边儿站的圣贤。中国文化曾经有如此恢弘的格局，可惜震碎在体制力和人性之丑的擂鼓声中。
写于英国Swansea
2011年12月17日
一代人的背影
——采访何季麟院士
近一个月，走得最远的，是到宁夏。到宁夏的任务是采访整个自治区唯一的院士——何季麟老先生。回北京已经有几天，这几天常常想起老先生的一些事情，除去要交给组织审查的《何季麟院士传略》，我不得不再补一篇小文章，给自己一个交代。
老先生是1945年出生的人，比我的祖父小四岁，他们比共和国还要年长，共和国的伤痛和荣耀一笔不落地写进他们的成长史里——一个老人，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国史。前几年，我申请一笔研究经费，所做的课题是《三个老人，一部国史》，期望通过挖掘与共和国同龄的三个老人的经历，铺开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奈何后来课题未通过初审，只得无限期地搁置下来。可能是这样的工作不如“向前看”有意义吧，而我又不能从向前看的队伍里轻捷地抽身，完全投身这样“有意思”的工作中。
研究这一代人，是我的一个情结。并不是说我对八零后、九零后不感兴趣，本身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实在因为一代人能和一个大国严丝合缝地写在一种时空里，作为旁观者，要感激这种幸运，同时没有理由不记录这些旁观的心情和思考。前些日子，我们学校的陈先霖院士去世，终年73岁，留给我们满心的遗憾，这一代人的记忆越来越需要被抢救，比起后十几年把老人家像标本一样囚在病床上，不如在老人家耳聪目明的时候好好珍惜。珍惜老人，就是珍惜记忆，收藏着一册由记忆书写成的活的历史，这个民族才是有厚度的民族。
在访谈中，何季麟老先生几次提到要感谢党，习惯于把自由挂在高处的我们一代人眼里，没有什么值得这样感谢。他不避讳自己在三年困难时期遭受的那些磨难，不避讳因为家境贫寒几次处于辍学的边缘。他动情地回忆起，当年进北京的行李就是两双鞋和一卷凉席，一双是老母亲纳的布鞋，一双是自己做的木头底的拖鞋。循着他的描述，我仿佛听到一个瘦瘦高高的青年秋风一样的笑声，他内在的精气神没有弥散在时代的冷清里，反倒在池水放干后留下的烂泥中深深埋下根——向着春天生长，也相信春天必将会来临。
特殊年月，何老先生沉下心读书，教授被打倒，他就自学。我问其他同学有没有读不下去的，冶金物理化学是很难读的学科，又在那样伸手不见五指的春秋里。老先生平静地说：“没有，都读下来了。”显然，我在拿今天人的承受力去揣测那一代人路遇艰难的心境。自小听家里的老人念叨：“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看看那些每日下到地底几百米深的矿工和隆冬在脚手架上敲敲打打的建筑工人，我们就知道现代人不是娇贵了，而是变得更脆弱。
这一代人受了国家多少罪我们无法体会，那些口口相传、情节雷同的老故事还往往教我们不耐烦听下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不取决于对方给予多少，而在于为对方付出了多少。何老先生一代人为国家付出得太多，无论是建设的功绩还是对执政者的感情。正因为这种付出回报的严重不平衡，他们对体制的爱才教我们无法理解，也无从规劝，只能站在一旁认真地关注、轻轻地惋惜。
这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抱以今天这样的感情。不是因为我们受了多大的冤屈，相反在于我们拿了太多的好处——好处拿得太多，就变得薄情寡义。这当然不是说人民应当被国家折磨才正常，当然不是国家为生民计就令生民不爱国。我比较这不同的两代人，在于证明中国人现在到了很艰难的一种做人的状态。这种状态介于“人民”和“公民”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之间，一脚踩在“人民”的大拼盘里，讲究“无私奉献”和“舍小家为大家”，一脚搁在“公民”的边沿儿上，讲究独立人格和明确的权利义务。我们多数人就是这种劈叉的姿势，迈不过去也收不回来，胯下是空荡荡的愿景和承诺落空的尴尬。
现在，一种很流行的论调是：“民主”和“自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躲在这背后的更大的中国问题在于：此种“民主”是西方人所谓的民主，而自由，非严格条件的自由。民主向来只是一种不完美的解决方案，它的直接魅力在于让多数人免于受少数人的奴役。我们今天更多地夸大了民主，或者擅自修改了民主的外延，企图建设一种人人自我管理、无任何公权力介入的社会。很少有人从这种论调后面不惹尘埃地站出来，或者从旧书堆里探出嘴巴，奋力地喊出：民主需要妥协！
民主需要达成共识，共识需要妥协，而妥协的做出需要达到宽容的境界。甘地说：“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发展的障碍。”即便民主是一匹快马，也不容我们一味地抽打前驱，而不放给它饮水和进食的闲暇；何况这世上的民主，多数不过是笨笨的毛驴，它的耐力要远远强于爆发力。
自由的背后是自律，除了自律，还有他律。自由的概念像太极，一面是“为所欲为”的阳，一面是“自律和他律”的阴，阴阳结合，相互转化和制约才是真正的自由。
中国人正面临着做人的困境，这种困境和不学无术相关，和经历简单相关。老一代人的经历可以丰富我们的智库，让我们开阔心胸，多一寸眼界和原谅。他们这一代的背影可能不够伟岸，历经磨难，甚至矮小而颓唐，但在这些背影里有我们不曾看见的过往，有一些久违的叫不上名字的东西。
初稿写于银川
二稿写于北京家中
2011年8月31日
颜 子 曰
我是子渊，我一辈子都很穷，下面是我活着的理由：
梦想这口儿，我戒不了。
不仅戒不了，要让我退半步，非得把我五马分尸了不可；即便肉体被撕碎，也休想一个个抠干净我留下在身后的脚印。梦想这玩意儿，本就与肉体无关，皮囊生得越不堪，梦想往往越俊俏。
我是个非常好商量的人，唯独在梦想身上，不接受一毫一厘的讨价还价。你拉来一车现实的牛粪，让我看，逼我闻，甚至把它抹在面包上，告诉我：你不吃，且看苍蝇来吃！那就让苍蝇去吃好了——我不相信经验，正如我不相信运气。
我宁愿搬空一生中的最后一秒去证明：看，我的梦想还很远，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实现不了！但这起码是证实，不是证伪；起码可以让我那卷在草席里的脑袋枕得高一点，而不至于做一把花肥，去滋养来生素无相识的花草。
我的梦想在云上乱飞，只有同样乱飞的别家士人的梦想才能认出它来；我的梦想也沉在沧海里，落下遍身鲨鱼的牙印，被洋流冲上住满了鲁滨逊的沙滩。有时候起开一只过期的罐头，从扑鼻恶臭里闻到了我的梦想，大多时候只能目送这罐头被人抢走，连同我的梦想一起被埋在博物馆的玻璃罩下。
我的梦想不是一帧一帧的谎言和自欺拼成的，因为从本色上看，它不尽然是人的梦想。我的梦想常常发霉，有时甚至得劳烦那些从不瞧得见我梦想的人为它阿谀粉饰，拿智慧和宽容去装点它——而越是装点，它越是冷清。
我的梦想只能生活在吾辈贫瘠的自负里，而以湿漉漉、羞答答的永恒之名确证——它看不见，我也懒于抬头。
曰完了。
写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