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安妮·塞克斯顿（1928—1974），美国著名女诗人。出生在马萨诸塞州。1945年，她进入罗杰斯·豪的一个寄宿中学读书，做过时装模特。后来，她在波士顿的伽兰女子高级学院就读过一年。20岁时和Alfred Muller Sexton结婚，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于1973年离婚。1954年她第一次精神崩溃，1955年二度发作，遇到了马丁医生，从此他成为她的终生治疗师。1957年，她参加John Holmes的诗歌培训班。1958年，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她与另一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一起参加了美国自白派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在波士顿大学办的讲习班，走上“自白派”的路子。1959年夏天，她以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联谊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布雷德洛弗作家会议。
1960年，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去精神病院的路上中途而返》，其中第一首诗就是《你，马丁医生》。她对马丁医生完全信任，在第一次的心理治疗中，她对他说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唯一的才分是做妓女。而马丁医生后来对她说，根据自己的分析，他觉得她具有创造性，于是鼓励她写作。于是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写作班，写作成为她日常心理治疗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没有受到过多少学校教育的她，作品还被发表在《纽约客》等著名杂志上。后来所谓的自白派的最经典的意义，也就显示在自白和心理治疗具有一致性。在所谓的“自白派”中，塞克斯顿是唯一承认这个命名的，而且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这个流派的诗人。1957年她在一个作家研讨会上遇到了斯诺德格拉斯，得到他的鼓励，并成为好友，他的《心头的针》给她很大的影响。
同年，她参加了几个写作小组，结识了玛克辛·库明，并在罗伯特·洛厄尔的写作班里遇到西尔维娅·普拉斯，成为终生好友，她们俩经常彼此写诗论诗，塞克斯顿也最信任她的意见。1967年，她的诗集《生，或者死》获普利策奖，并于同年荣获美国诗歌学会颁发的雪莱纪念奖。1968年，她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院研究员。同年她组织了一个叫做“安·塞克斯顿和她那般”的爵士摇滚乐队。1969年，她写的戏剧《慈悲街》在准备和演练了好几年以后终于在纽约上演。1968年至1973年期间，她曾获得过哈佛（1968）和雷德克利夫（1969）大学的菲伯塔联谊会荣誉奖及塔夫茨（1970）、费尔菲尔德（1970）大学和里吉斯学院（1973）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1974年10月4日，她和库明一起午餐，回家后，她躲进车库，发动汽车，用一氧化碳自杀。死时，她是波士顿大学的创作教授。
安妮·塞克斯顿的主要诗集有：《去精神病院的路上中途而返》（To Bedlam and Part Way Back，1960年）；《我所有的美人》（All My Pretty Ones，1962年）；《生或死》（Live or Die，1966年）；《情诗集》（Love Poems，1969年）；《变形》（Trams formations，1971年）；《死亡笔记》（The Death Notebooks，1974）等。
“凭借写诗照看了那‘活的’部分”——安妮·塞克斯顿之死1974年10月4日，美国自白派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在与好友玛克辛·库明（Maxine Kumin，也是优秀的女诗人）一起用完午餐后，在波士顿她自己的汽车间吸一氧化碳自杀。
对于安妮·塞克斯顿而言，诗歌是她用来抗衡自杀念头的武器，是她在精神崩溃的绝境中求得生存的寄托。她曾对心理医生说，“你瞧，我凭借写诗照看了那‘活的’部分。”
她的医生马丁·奥尼一直鼓励她用诗歌来调整崩溃的精神，“他说我的诗棒极了，于是我不停地写啊写啊，然后全部交给他……我坚持写作就是为了让他满意”。1960年塞克斯顿的第一部诗集出版了，标题就是《去精神病院的路上中途而返》。
她曾和普拉斯一起讨论自杀问题，她说：“自杀毕竟是诗歌的对立面。西尔维娅和我常谈论对立面，我们热切地讨论死亡，我们俩被死亡吸引如同飞蛾扑火，牢牢地被吸引了！……死亡吸引我们的那一刻，我们感到身临其境……我们谈论死亡，这对我们来说是生命，不管怎么说是永久的生命，或者更好的生命，我们目不转睛，手指紧紧抓着玻璃杯……”在《死亡宝贝》一诗中，诗人笔下的死亡意象娇弱而泛着神秘的光，她写道：“死亡，／你躺在我的怀里像一个小天使，／如面团一般沉。／你奶色的翅膀一动不动，像塑料制成。／头发软似音乐，泛着竖琴的色彩。／眼睛是玻璃的，／脆如水晶。／我每次摇你时／都担心你会破碎。”
1974年2月21日出版的《死亡日记》被安妮·塞克斯顿戏称为她的遗作。这本书出版之后，塞克斯顿接到了很多个人出场的邀请，当年她出行的地方有马里兰、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三次）、纽约、康涅狄格、德克萨斯和缅因，并且在波士顿周边地区作了大量的朗诵。她最成功的一次朗诵是在哈佛文学俱乐部的那次，她在开场白中说：“我愿意把这次朗诵献给一个无名的妇女。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种类的爱——女人对男人，母亲对孩子，女人对女人，男人对男人，上帝对我们……”而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些话是针对自己的，在安妮死后，巴巴拉·施瓦茨听到很多朋友对她说，“你记得安妮在桑德斯剧院的朗诵吗？那是献给我的……”
安妮·塞克斯顿自杀的日子和方式是经过慎重选择的。10月3日，星期四，她在GOUCHER学院成功地举行了报酬颇丰的一次诗歌朗读，在波士顿大学按时上完了她的诗歌讲习班的课程。意外的是，全班学生都来机场接机。车子驶进波士顿的一路上，塞克斯顿都在讲述她如何应付她朗诵时穿的红色长裙的纽扣，它们仿佛随时会从上到下地裂开。她的话让学生们乐不可支。
第二天早晨，路易斯·科南来与她一起吃早餐，她时时中断话头，注视着在窗边喂食器里吃食的山雀。十点她去坎布里奇，赴她和巴巴拉·施瓦茨例行的约会。她和路易斯温柔地告别。
在她的皮夹里她放了新诗《绿房间》的抄本，是写给施瓦茨的。10月4日是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她们九个月前的今天第一次约会。塞克斯顿感激母亲般的施瓦茨在那九个月中所给予她的一切。那个早晨的见面，施瓦茨并没有直觉到什么，但在她走后，施瓦茨发现了她的香烟和打火机留在了她办公室的菊花后面，这其中似乎含着什么意味，因为安妮没有了香烟就不能思考。
塞克斯顿与玛克辛·库明约好中午一起吃饭；她们要修改计划1975年3月出版的《朝向上帝的可怕航行》的校样。她还给库明看了《绿房间》。库明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傻呵呵、快活的午餐，我记得自己曾经想，她的状态显得多么好啊，”一点三十分，她们修改完了校样。库明那天下午要去取护照，她不久就要和丈夫一起去欧洲、以色列和伊朗做长途旅行。库明陪她走到她的车前，看着她开走。
安妮驱车回家，家里一派宁静，她打电话定晚上的约会，改变会面时间。此外她似乎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写下任何的字条。她退下手上的戒指，丢在大钱包里，从衣柜里取出母亲的旧裘皮大衣。之后，塞克斯顿走进车库，把门在身后关上。她爬进驾驶座，将车发动，并打开了无线电。安妮·塞克斯顿就这样告别了这个世界。“当死亡找上一个人，却被击退，这是一个男人。如果选择自行了断，这就是一个女人。”她在诗中写道。
悲情塞克斯顿比普拉斯稍长，两人都是来自波士顿的大才女，同样的美貌、敏感、文笔精湛，同样的受到精神病的折磨并试图从中挖掘创作灵感。她们曾结伴参加洛厄尔的诗歌研修班，一起在旅馆喝得大醉，她们甚至互相讨论过自杀的方式。她们之间有惺惺相惜的情谊，也有微妙的竞争关系。1963年，普拉斯自杀后，塞克斯顿在悼诗《西尔维娅之死》中写道：
小偷啊！
你凭什么爬进去，
自个儿爬进
我盼得那么苦又盼了那么久的死亡。
作为洛厄尔的学生，导师的经历在塞克斯顿心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1959年春，洛厄尔在课堂上发病被送进麦克林医院，后来塞克斯顿在《教室哀歌》一诗中写道：手脚笨拙的洛厄尔“像一只大青蛙”——
尽管如此，我必须称颂你的技艺。
你的疯癫是如此优雅。
我们在平板座椅上烦躁不安
并假装着整理
我们对你的魁梧妖术的记录，
或者忽略你浮肿无光的眼睛
或者忽略你昨天吃掉的那个王子
不管他多么明智、明知、明指。
谶兆在美国波士顿郊外有一家精神病院，它既不是美国最老的医院，也不是全国最好的精神病医院，而是美国最具贵族气质的诗人精神病疗养机构。同时，也是美国最具文学特色的机构之一——麦克林诗人精神病院。它属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医院的一部分，近150年来，这座精神病院不仅成为专治诗人精神病的地方，也成为培养和造就著名诗人的圣地。
多年来塞克斯顿一直对麦克林医院抱有一种好奇心，她也想进麦克林医院，因为洛厄尔和普拉斯都到过这里，她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她曾对好友洛伊丝·阿姆斯说：“我真想获得麦克林医院的奖金”，那种口气就像她是在谈论美国文学院的大奖。但奥尼医生不让她去麦克林医院，因为那里的费用太高了。
1968年，塞克斯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接受麦克林医院图书馆的邀请，为该院患者开办一系列的诗歌讲座和学习班。诗歌曾经让塞克斯顿绝境逢生，她也希望其他病友也能得到同样的帮助。尽管塞克斯顿并无教学经验，而且面对满屋子情绪失控的疯男疯女，她一点把握也没有。
学习班每星期二晚在医院图书馆上课，通常，塞克斯顿会先让大家阅读讨论几首当代诗歌，然后布置作业。课程比较随意，课堂上的气氛跟病人的情绪一样，有时热烈有时平淡。馆长玛格丽特·鲍尔负责把每周的习作收上来，交给塞克斯顿。学习班一直持续到1969年6月，当年的具体课程内容已无从查考，只有一些零星的回忆让我们可以想见这个特殊课堂的情景。
病友埃莉诺·莫里斯说：“在我印象中，塞克斯顿靠着一架钢琴，我们则围坐在椅子上。她给我们布置了习题，然后你必须得朗诵自己的诗，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最记得那双湛蓝湛蓝的眼睛。她的双眼对我来说是每个星期的希望，它们让我有信心去做些事情。”
尽管塞克斯顿深得病友们的喜爱，但她对自己并不满意。1973年12月，她把有关麦克林医院讲座的一些材料装进一个档案袋，封口处写着：“我的第一次写作教学——1969年，非常艰难，因为我对控制人群的经验不足，以及学员变动频繁和护士干扰授课——我需要更多实践才能教得好”。但另一方面，塞克斯顿的精神状况却在急剧恶化，她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讲台。
埃莉诺·莫里斯还记得，1974年10月5日清晨，她被闹钟收音机上的一条新闻惊醒，播音员宣告了安妮·塞克斯顿的死讯。莫里斯说：“收音机只说她死了，但我知道她是自杀的，我哭了整个早上。”她珍藏着塞克斯顿在一次讲座后送给她的诗集，一本1966年版的获奖诗集《生或死》，塞克斯顿在扉页上写着：“我的决定是‘生’——赠埃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