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光线下面看墙上那个斑点，它竟像是凸出在墙上的。它也不完全是圆形的。我不敢肯定，不过它似乎投下一点淡淡的影子，使我觉得如果我用手指顺着墙壁摸过去，在某一点上会摸着一个起伏的小小的古冢，一个平滑的古冢，就像南部丘陵草原地带的那些古冢，据说，它们要不是坟墓，就是宿营地。在两者之中，我倒宁愿它们是坟墓，我像多数英国人一样偏爱忧伤，并且认为在散步结束时想到草地下埋着白骨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定有一部书写到过它。一定有哪位古物收藏家把这些白骨发掘出来，给它们起了名字……我想知道古物收藏家会是什么样的人？多半会是些退役的上校，领着一伙上了年纪的工人爬到这儿的顶上，检查泥块和石头，和附近的牧师互相通信。牧师在早餐的时候拆开信件来看，觉得自己颇为重要。
为了比较不同的箭镞，还需要作多次乡间旅行，到本州的首府去，这种旅行对于牧师和他们的夫人都是一种愉快的职责，他们的夫人正想做樱桃酱，或者正想收拾一下书房。他们完全有理由希望那个关于营地或者坟墓的重大问题长期悬而不决。而上校本人对于就这个问题的两方面能否搜集到证据则感到愉快而达观。的确，他最后终于倾向于营地说。由于受到反对，他便写了一篇文章，准备拿到当地会社的季度例会上宣读，恰好在这时他中风病倒，他的最后一个清醒的念头不是想到妻子和儿女，而是想到营地和箭镞，这个箭镞已经被收藏进当地博物馆的展柜，和一只中国女杀人犯的脚、一把伊丽莎白时代的铁钉、一大堆都铎王朝时代的土制烟斗、一件罗马时代的陶器，以及纳尔逊用来喝酒的酒杯放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它到底证明了什么。
不，不，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发现。假如我在此时此刻站起身来，弄明白墙上的斑点果真是——我们怎么说不好呢？——一枚巨大的旧钉子的钉头，钉进墙里已经有两百年，直到现在，由于一代又一代女仆耐心的擦拭，钉子的顶端得以露出到油漆外面，正在一间墙壁雪白、炉火熊熊的房间里第一次看见现代的生活，我这样做又能得到些什么呢？知识吗？还是可供进一步思考的题材？不论是静坐着还是站起来我都一样能思考。什么是知识？我们的学者不过是那些蹲在洞穴和森林里熬药草、盘问地老鼠或记载星辰的语言的巫婆和隐士们的后代，要不，他们还能是什么呢？我们的迷信逐渐消失，我们对美和健康的思想越来越尊重，我们也就不那么崇敬他们了……是的，人们能够想象出一个十分可爱的世界。这个世界安宁而广阔，旷野里盛开着鲜红的和湛蓝的花朵。这个世界里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在这里人们可以像鱼儿用鳍翅划开水面一般，用自己的思想划开世界，轻轻地掠过荷花的梗条，在装满白色海鸟卵的鸟窠上空盘旋……在世界的中心扎下根，透过灰暗的海水和水里瞬间的闪光以及倒影向上看去，这里是多么宁静啊——假如没有惠特克年鉴——假如没有尊卑序列表！
我一定要跳起来亲眼看看墙上的斑点到底是什么——是一枚钉子？一片玫瑰花瓣？还是木块上的裂纹？
大自然又在这里玩弄她保存自己的老把戏了。她认为这条思路至多不过白白浪费一些精力，或许会和现实发生一点冲突，因为谁又能对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妄加非议呢？排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后面的是大法官，而大法官后面又是约克大主教。每一个人都必须排在某人的后面，这是惠特克的哲学。最要紧的是知道谁该排在谁的后面。惠特克是知道的。大自然忠告你说，不要为此感到恼怒，而要从中得到安慰；假如你无法得到安慰，假如你一定要破坏这一小时的平静，那就去想想墙上的斑点吧。
我懂得大自然耍的是什么把戏——她在暗中怂恿我们采取行动以便结束那些容易令人兴奋或痛苦的思想。我想，正因如此，我们对实干家总不免稍有一点轻视——我们认为这类人不爱思索。不过，我们也不妨注视墙上的斑点，来打断那些不愉快的思想。
真的，现在我越加仔细地看着它，就越发觉得好似在大海中抓住了一块木板。我体会到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把那两位大主教和那位大法官统统逐入了虚无的幻境。这里，是一件具体的东西，是一件真实的东西。我们半夜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也往往这样，急忙扭亮电灯，静静地躺一会儿，赞赏着衣柜，赞赏着实在的物体，赞赏着现实，赞赏着身外的世界，它证明除了我们自身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事物。我们想弄清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木头是一件值得加以思索的愉快的事物。它产生于一棵树，树木会生长，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它们长在草地上、森林里、小河边——这些全是我们喜欢去想的事物——它们长着、长着，长了许多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炎热的午后，母牛在树下挥动着尾巴；树木把小河点染得这样翠绿一片，让你觉得那只一头扎进水里去的雌红松鸡，应该带着绿色的羽毛冒出水面来。我喜欢去想那些像被风吹得鼓起来的旗帜一样逆流而上的鱼群；我还喜欢去想那些在河床上一点点地垒起一座座圆顶土堆的水甲虫。
我喜欢想象那棵树本身的情景：首先是它自身木质的细密干燥的感觉，然后想像它感受到雷雨的摧残；接下去就感到树液缓慢地、舒畅地一滴滴流出来。我还喜欢去想这棵树怎样在冬天的夜晚独自屹立在空旷的田野上，树叶紧紧地合拢起来，对着月亮射出的铁弹，什么弱点也不暴露，像一根空荡荡的桅杆竖立在整夜不停地滚动着的大地上。六月里鸟儿的鸣啭听起来一定很震耳，很不习惯；小昆虫在树皮的褶皱上吃力地爬过去，或者在树叶搭成的薄薄的绿色天篷上面晒太阳，它们红宝石般的眼睛直盯着前方，这时候它们的脚会感觉到多么寒冷啊……大地的寒气凛冽逼人，压得树木的纤维一根根地断裂开来。
最后的一场暴风雨袭来，树倒了下去，树梢的枝条重新深深地陷进泥土。即使到了这种地步，生命也并没有结束。这棵树还有一百万条坚毅而清醒的生命分散在世界上。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行道上，还有的变成了房间的护壁板，男人和女人们在喝过茶以后就坐在这间屋里抽烟。这棵树勾起了许许多多平静的、幸福的联想。我很愿意挨个儿去思索它们——可是遇到了阻碍……我想到什么地方啦？是怎么样想到这里的呢？一棵树？一条河？丘陵草原地带？惠特克年鉴？盛开水仙花的原野？我什么也记不起来啦。一切在转动、在下沉、在滑开去、在消失……事物陷进了大动荡之中。有人正在俯身对我说：
“我要出去买份报纸。”
“是吗？”
“不过买报纸也没有什么意思……什么新闻都没有。该死的战争，让这次战争见鬼去吧！……然而不论怎么说，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让一只蜗牛趴在墙壁上。”
哦，墙上的斑点！那是一只蜗牛。
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
传略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著名作家。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工厂主家庭。父亲经营纺织业发家致富，与大多数的同行相比，父亲要体面得多、很有教养，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会说法语和英语。母亲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金融世家，从小就说意大利语，他们都属于奥地利上层社会，茨威格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文艺熏陶。在这样一个上流的幸福家庭中，优裕的环境为茨威格童年的成长、受教育、文化艺术上的熏陶，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茨威格16岁便在维也纳《社会》杂志上发表诗作。中学毕业后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期间，茨威格接触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1900年，茨威格已有200首诗歌问世。1901年第一部诗集《银弦》出版，收录了50首诗歌。1902年，转入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在维也纳《新自由报》刊出了取材于《圣经》的第一篇小说《出游》。1904年，大学毕业，任《新自由报》编辑。后去西欧、北非、印度、美洲等地游历。在法国结识了维尔哈伦、罗曼·罗兰、罗丹等人，受到他们的影响。1911年，结识弗洛伊德，并一直保持友谊。同年，悲剧《滨海之宅》问世，次年上演。第二本小说集《初次经历——儿童国度里的四篇故事》也于此时出版，收录《夜色朦胧》、《家庭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以青春萌发期的儿童视角去观察为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去探索去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这成为他此后作品的一个基调，他把这部小说集称为他“链条小说”最初的一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事外国文学（主要是诗歌）的翻译工作。战争爆发后流亡瑞士，与罗曼·罗兰等人一起从事反战活动，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第一部反战剧《耶利米》也在瑞士首演。1919年后长期隐居在萨尔茨堡，埋头写作。1928年应邀赴前苏联，与高尔基结识。战后他目睹人民的灾难和社会道德沦丧，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深入探索人的灵魂。他的作品匠心独具，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尤其是“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高尔基语）塑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