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那克瑞翁，他的诗篇，也像其他的希腊诗人一样，留存下来的并不多，我们也是从残存的片段中知道一点。他诗歌的主题是关于爱情和饮酒。较之萨福，他的诗歌似乎更平实、更轻柔、更舒缓。他那细腻的描写、朴素的语句，使得希腊人和近代诗人对他相当的爱戴，纷纷模仿他的风格，最终，他的模仿者写出了一部《阿那克瑞翁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一直把它看成是阿那克瑞翁自己写的，我们想象的阿那克瑞翁的真正诗歌，近代的模仿者和一些翻译家通常更多的是指这部天才的《阿那克瑞翁集》。确实，《阿那克瑞翁集》中的确有几篇精美之作，值得被称为是阿那克瑞翁的作品。
萨福和阿那克瑞翁的抒情诗，充满了个人主观色彩，表达了独特的内心感受。悲痛的哭泣、难过、欢乐和遗憾等真实的人生体验凝聚在他们的诗歌中，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抒情诗中比较宽泛的形式是合唱诗，正如它的字面意思一样，合唱诗是用来唱的，是由集体合唱队演唱，表达集体共同的情感。像对上帝的赞美诗，讴歌胜利者的欢乐的歌和欢迎战争中凯旋的英雄的赞歌一样，都可以归之于合唱诗的范围。合唱诗一般都是由一些天才的诗人创作出来的，这些诗人并不停留在自己狭小的个人视角上，而是从广阔的社会取材，像当时的政治问题、宗教问题等各个方面，都是这些诗人的好素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样的抒情诗近似戏剧诗，也像戏剧中的合唱歌曲。然而，一个戏剧诗人可能没有写过赞歌和颂诗，而写过合唱诗的诗人也可能没有写过戏剧。
在创作合唱诗的诗人中（这样的诗人肯定不下百个，但是他们的作品现在都找不到了），有三个诗人最为著名，他们是西蒙尼得斯、巴基里得斯和品达。我们推断他们大致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比萨福稍晚一个世纪。这些诗人准确的生卒年月没有任何记载，我们这样推断，或许很接近他们确切的生卒年月。
西蒙尼得斯，最终完善了赞美诗，他的诗歌大多是赞美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他善于运用夸张、对比的手法，来追述过去的一些英雄。因此传说中的英雄们的故事才得以保存了下来，尽管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那些英雄事迹。
巴基里得斯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在他死后，他还保持着生前作为一个诗人的崇高声望。他的诗已经遗失许多个世纪了，它们中为数不多的几篇还是1896年从一些破烂不堪的、不完整的埃及旧纸莎草中发现的。记载人类冒险的书籍本身也充满了离奇惊险的经历。巴基里得斯的代表作是一篇赞美马的诗，这首诗曾在奥林匹亚地区举行的诗歌竞赛中获得过冠军。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基里得斯在创作中体现的天才般的才能，以及讴歌胜利的希腊精神的精髓。
当时的希腊人对运动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今天的大学生们，因为，运动竞技既能体现人们的爱国热情（就像美国的船员在泰晤士河上划船反对英国的船员一样），又能促进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热情，这样的宗教活动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在那篇赞美马的诗篇中，作者赞美了锡拉库扎的统治者亥厄洛。但是，这首诗的真正价值所在是它的神话部分，其中讲述了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和梅利埃格在地狱里的相遇，这样的故事在希腊的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春节期间，为了纪念诸神，人们会在奥林匹亚和德尔斐等其他的希腊城市中，举行各种竞技赛，包括摔跤、竞走、音乐、诗歌、雕刻、哲学演讲、辩论等项目。尽管当时的一些哲学家认为不应该过于重视体育竞技，（对于他们的抱怨，我们是从近代的学者那得知的。）那时的人们像近代的许多人一样，对哲学家相当讨厌。因此，对体育歌功颂德的事情就落到了诗人们的身上，他们以壮丽的诗篇，热情讴歌、颂扬了那些在赛马比赛或者在战车比赛中的胜利者。
歌颂胜利的最出色的诗人是品达。这一点不仅在于他的天才，而且在于他的幸运，因为他有四分之一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包括好几篇完整的颂歌，这是为庆祝在奥林匹亚、匹第阿斯、伊斯明、尼米亚诸城竞赛的胜利者们写的。此外，还有数百个残片。近代人一提到颂歌，就会联想到品达的名字，尽管他在希腊人眼里没有其他的几位诗人有名气。
颂歌实际上是在跳圆舞曲的时候，由合唱队伴唱的一首歌曲。颂歌的第一节为配合从右向左转的动作而被称为 “左转圆舞曲”。而接下来的第二章恰恰与第一章相反，是为配合从左向右转而作的，因此就称为“右转圆舞曲”，第三章是“尾声”，唱完“尾声”，合唱队就站在原地静止不动。诗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反复运用这三个章节。颂歌在英国的诗歌中是一种非常重要而又美丽的诗体。尽管它在结构方面比希腊的颂歌显得较松散，两者之间也找不到什么共同之处。雪莱的《西风颂》，济慈的《夜莺颂》和《希腊的瓮》，华兹华斯的《永恒的暗示》，斯威伯恩的《维克多·雨果的诞辰颂》，丁尼生的《威灵顿公爵》等都可以被称为近代颂歌。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同希腊先民的颂歌一脉相承，格调高雅，情感真挚。
从艺术角度来看，洛厄尔的《纪念颂》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美国人对它却很感兴趣。还有一首和希腊颂歌形式很接近的颂歌，是在马尔巴罗战役胜利后，威廉·康格里夫即兴写下赞美女王的颂歌。他也是第一个指出，品达的颂歌不但结构严谨，而且句子长短不一、错落有致。因此这种诗体被17世纪的诗人考利称作“品达体”。其实品达颂歌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形式美，还在于它的主题思想的高尚、鼓舞人心。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几乎所有的希腊人都有敏锐的艺术嗅觉，他也不例外，而他的独到之处就是善于用各种表达形式把这种感觉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举个例子来说，他在说明诗和雕刻的密切关系的时候，说了一句下面的话，这句话的美妙还没有因为翻译的缘故而丧失：“我不要做一个永远坐在凳子上雕刻的工匠，让我美妙的歌声从伊奇那飘出，飘到每一艘载货的船上，飘到每一条轻快的帆船上。”
我们认为，雅典的文化一直是希腊文化的领头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而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最为突出。但是，希腊的文明传播得更远，从小亚细亚、西西里岛直到意大利南部，希腊的艺术也在各个城市和州、省开出绚丽的花朵。甚至有七个城市先后宣布是荷马的诞生地，这在文学史上也称得上是一件趣事。品达出生在底比斯附近，巴基里德斯和西蒙尼德斯则诞生在克阿斯，阿那克瑞翁和阿尔凯奥斯则分别诞生在小亚细亚的特阿斯城和莱斯博斯的米蒂利尼城等。希腊其他地方的诗人和艺术家只要能到雅典来，他们都愿意到雅典城生活。不管是作短期的逗留还是长期的定居。这就有点像近代法国的作家时刻梦想着在巴黎生活，英国的作家时刻梦想着在伦敦生活一样。尽管雅典不是政治和商业中心，人口不像现代大都市那样稠密。
当亚历山大完成了他伟大的征服世界的壮举之后，希腊的所有城市立刻沦陷了，尽管它们还没有立刻丧失它们的个性和地方特色，但是曾经繁荣的文学在许多方面逐渐衰弱下去了。这不是那些天才们的随意断言，而是人们普遍的共识。那时侯，整个世界的人们都说希腊语，搞文学的人也都用希腊语写作，读者相当广泛。但是不久以后，这些都变了，文学逐渐脱离了生活，成为只活在书本中的僵死的文字，而且许多作品互相抄袭，缺少自我独创意识，所以读者也越来越少了，希腊语的文学只成了少数人的娱乐。
这时，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不再是希腊的雅典了，而转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座城是征服者在公元前4世纪末建立的，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小城的人口就增至30万。这部分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托勒密（由马其顿国王统治的埃及王朝公元前323－30年），托勒密国王包括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67－283年），他是亚历山大大帝军队中的一位将军，并继他之后成为埃及的统治者（公元前323－285年），最后一位国王是托勒密十五世（公元前47－30年），他和他的母亲克利奥帕特拉共同执政（公元前44－30年）期间建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吸引了各地的学者、诗人和艺术家。随后，亚历山大和帕加马，以及其他各新老城市的统治者都竞相采取措施，发展艺术、学术。学术很快发展起来了，哲学和文学批评也都得到了发展。但是艺术却没有像学术发展得那样繁荣，特别是在诗歌方面。
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亚历山大时代的诗歌没有继承古希腊的雄美的气魄和热情奔放的活力。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一代的诗人创作诗歌的时候，只注重它们在被阅读的时候是否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而老一辈的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不断地反复背诵和吟唱，他们注重的是读起来能否给人以一种朗朗上口、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希腊的天才们已经把所有题材的诗歌都写尽了，新一代的诗人不管从思想上还是形式上都很难再突破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