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是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前半期的风云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拉丁语散文家。他是一位政治家、历史学家、雄辩家、哲学家、批评家、道德学家。他的成就还远不止这些，他创造了拉丁散文的标准，并在以后的16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期内成为人们效仿的标准。在西塞罗之后，好的优秀散文都是西塞罗风格的，在他之后的中世纪的神职人员、哲学家所写的拉丁散文已经远离了罗马的古典优雅。就我所知，除西塞罗之外，在所有的文学领域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使自己的艺术语言能让这么多的人学习使用。后来西塞罗被一个残暴的罗马权贵杀害，他的头被人残忍地割了下来。安东尼的妻子用夹发针把西塞罗的舌头戳穿了，但是西塞罗的声音却一直回荡至今。
由于西塞罗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引用多方材料，这就使他成为前代知识的保存者。比如，英尼斯的诗歌中最美妙篇章的保存，我们就不得不把它归功于西塞罗在其作品中对之的大量引用。他的哲学，是属于学院派的，在其道德上有一种学习斯多噶的明显倾向。他的道德主义倾向使之更容易被基督教的作家所接受，这其中包括圣杰罗姆、奥古斯丁。18世纪以来，西塞罗散文雄辩的特点和典雅的风格一直是许多英国文学家学习的典范。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事实上，我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西塞罗的影响。当然，西塞罗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评。人们批评他没有独创精神，认为他只会引用别人的东西，是一个剽窃者，至少是一个把别人的东西加工一下的“工匠”而已。
确实，西塞罗作品中有许多激起他演说热情的政治与法律问题，比之于去年那些在议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问题，确实是枯燥多了。但是，在读过他著名的演说词“反喀提林阴谋”之后谁不会不由得同他一样对谋反者深恶痛绝呢？此外，假如西塞罗只是一个把别人的东西加工一下的“工匠”，那么他也是一个能工巧匠。因为，无论语言是浅显还是深刻，文学家都不能不擅长于遣词造句。西塞罗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书信体诗文不仅易于阅读，还给我们留下了他那个时代有价值的资料。它们是小普林尼书信体诗文的直接刺激物，小普林尼正是在西塞罗的影响下，创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关于生命和自然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8世纪最好的书信体诗文家都是西塞罗的学生。
在西塞罗之后，罗马散文虽然还是受他的影响。但是，罗马散文却一直衰落下去了。但是，尽管如此，在黯淡的古典时代还是显示出了一些动人的亮点。如匹特罗乌斯的《萨迪里康》。匹特罗乌斯是皇帝尼禄的朋友，他的这幅作品非常幽默，也非常重要，他真实地展现了罗马人的生活。匹特罗乌斯的《萨迪里康》如今仅保存下来一些片段，但它是拉丁文学中唯一类似小说的作品。《萨迪里康》展现了当时社会可笑但却真实的一面。由于他所处的社会，风气恶劣，因此，他的作品可能在道德上并没有激人奋进的作用。最近出版的英译本就因此遭到了一些道德批评家的批判和非议。但是，英国文学、拉丁文学的权威，牛津大学的麦克凯教授却对匹特罗乌斯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把匹特罗乌斯和莎士比亚、菲尔丁放到了同一个高度。现在，让我们来复述一下文学作品欣赏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一个聪明的读者应该去把握作品的真正内涵与意义，而不应该被道德家的观点所控制。对于那些不够聪明、缺少幽默感的人来说，他们是非常“安全”的，因为他们不会去阅读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懂得作品到底在表达什么。
匹特罗乌斯的小说中所表现的风俗与习惯同日常生活中真实情况非常相似，这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现实主义。一个世纪以后，阿普勒乌斯写出了他的《金驴记》。书中讲述了丘比特和赛姬的故事，一段非常浪漫、吸引人的故事。如果用它代替伟大的凯撒、西塞罗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尼颇士的作品作为学校的教材的话，也许更能引起人们对拉丁语的兴趣。现在，我们学习了解拉丁语言的知识都凭借现代作家的翻译。如，我们了解丘比特和赛姬的故事是在威廉·莫里斯的《地上天国》里，了解《金驴记》则是在《吉柯德先生》、《吉尔·布拉斯》、《十日谈》里。
阿普勒乌斯充满想象力的、瑰丽的文学创造是当时文学衰败时期的一朵奇葩。那个时候拉丁语言成为了学校和教堂的官方语言，他们中确实有些人是天才，但他们的思想是解释性的，是宗教的和哲学的，而不是艺术的。
许多人在历史、哲学、宗教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但他们并不是文学艺术家。无赖、恶棍以及不关心世事的人往往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往往拥有驾御语言的魔力。昆体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算不上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却和西塞罗一样建立了拉丁古典文学的范式。一本有关雄辩术的批评与修辞的书告诉我们，昆体良在这方面的成就比任何罗马人都优秀。昆体良在拥有20多年的教学经历以后写出了一部优秀的教材，这使他成为罗马历史上唯一取得成功的教师。在那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教师并没有非常高的地位，昆体良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认真、勤学而取得社会承认的。在思想上，他比不上亚里士多德，但也和他相差无几。至于他为什么不如亚里士多德的原因是——尽管已经有许多可恶和繁杂的比较：罗马思想智力成就的决大部分在思想深度上都比希腊要差一个层次。
昆体良的写作风格来自西塞罗，这一传统又出现在小普林尼的作品里。而小普林尼又是罗马君主图拉真最喜欢的一个人，也是历史学家塔西佗朋友和崇拜者。小普林尼的叔叔老普林尼是一个杰出的自然主义者和政治家，他给了小普林尼非常好的教育机会，并帮助他取得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学者。他的作品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但是从其作品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上来说，他的作品绝对称不上是一流的。
当基督教征服了罗马的时候，罗马及其语言反过来也征服了基督教。拉丁语到今天为此都还是天主教的官方语言。许多世纪以来，许多语言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但是拉丁语仍然被看做是智慧的语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必须掌握拉丁语，这是他和其他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拉丁语一直走到了今天，因为罗马就是世界，也是因为罗马就是基督教。在1000多年里，无论是宗教作品还是世俗的生活，都是用拉丁语言记录下来的。尽管在基督教的统治下，拉丁语言可能失去了古典拉丁语言的一些优雅，但还是涌现出了一些可以称为大师级的杰作。举几个例子。
在公元4世纪到5世纪之间，由奥古斯丁创作的《忏悔录》、《上帝之城》；同一时期圣杰罗姆版的《圣经》；13世纪圣托玛斯·阿奎那有关宗教、神学的作品。圣托玛斯·阿奎那的作品还因为其思想的深邃而被罗马教会定为哲学的标准。文化知识在当时并没有被僧侣所垄断，在这些宗教神职人员之外，就连斯宾洛莎这样的世俗哲学家也在使用拉丁语进行写作。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文学上具有很深造诣的人也不一定能读懂西塞罗或者维吉尔的一句诗。曾经作为文学训练常规项目的拉丁语言正淡出我们的视野，走向消亡。但是，不管我们自己是否意识到，拉丁语言已经成为了我们血液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融进了现代欧洲每一个国家的语言之中，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那充满魅力的，我们都必须要努力学习和读写的英语。法语是现代语言中在内涵和形式上保留最多古代语言精神的一门语言。英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日尔曼语系的，但是它只有部分词汇是属于日尔曼语系的，它还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拉丁语系的。我们常说英语是“盎格鲁－萨克逊语”，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英语中的日常用语部分（这类物理过程我们和动物是一样的）大部分来自盎格鲁－萨克逊语，但是那些反映人际交往、社会文明的高级词汇则大部分来自于拉丁语。我们所用的“走”、“开始”、“停止”、“呼吸”、“睡觉”、“醒来”、“谈话”、“活着”与“死亡”这些词汇都是来自于盎格鲁－萨克逊语。但是，像“前进”、“撤退”、“接近”与“退休”、“激励”与“鼓舞”、“授予”和“讨论”、“比较”、“拒绝”、“辩论”、“凋零”与“存活”都是拉丁语的。还有那些像生意、商业、金融、政府、外交等等之类的专业词汇都是来自拉丁语言的。没有拉丁语言对我们来说，就像没有头颅的肩膀。确实，那些没有学习过拉丁语言的人，也能够有效地，甚至是非常漂亮、优雅地使用英语。但是，绝大多数伟大的文学家至少在学校的时候受过古典语言的训练。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就知道了一些有关希腊和拉丁语言的知识。
不可否认，旧式的学校古典学训练课程是非常枯燥的，也很难取得多大的成果。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学究确实可以非常容易地读懂拉丁作品，但是他们并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不可能熟练地应用这门语言来进行写作。在现在的学校教育系统里，有一些人否认拉丁语言的教学，他们认为普通的学生根本没有必要对拉丁语言有任何的了解，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教育。马可尼认为所谓真正的学者是那些脚上被戴上脚镣却仍然要读柏拉图的人。这个定义不但适合于学者，对那些追求阅读乐趣的文学爱好者同样适用。追求阅读的乐趣而不是从中获得进步的义务感才是阅读的真动机。不管马可尼所定义的“真学者”是否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醉心于阅读和翻译古典文学的人还是不少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拉丁语言已经死去。就其对现代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来说，就其本身的高贵优雅来讲，拉丁语言具有不朽性。罗马仍然是永恒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