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叟之前的英国文学更多地隶属于历史，而非艺术，尽管背后的推动力是人为的技巧和努力。我们可以饶有兴致地阅读这些作品，但却不会有任何愉悦的快感。但乔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沉闷的现状，他仿佛一场突如其来的（要解释是徒劳的）风席卷过英伦大地。他如一颗耀眼的星星在平庸的英国文学界脱颖而出，其横溢的才华使其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像14世纪所有的英国绅士一样，乔叟的身上有着很深厚的法国文化底蕴。英国的宫廷，如国王查理二世，以法语为高雅身份的象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蔑视英文。他翻译了一些法国人的作品，同时又大胆地从意大利文学形式上获取借鉴。但他的语言却是英文，尽管并不是非常近代的英文。要想能够理解他的词汇量和很好地理解他的诗篇的丰富价值，做一些小小的研究是必要的。这样我们也能知道将他的习语和句式移用到后世的英文中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德莱顿当年在这上面碰过钉子，是在所难免的事。
乔叟的不朽名作《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从许多源头获取灵感，但又在同一条主线上统一起来的故事集。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到坎特伯雷区的朝圣者，但与其说这是一个充满了宗教信仰的虔诚的旅行，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假日进行的远足。乔叟的著作每个故事都是优美的，其中以记叙朝圣者们的序言最为经典。在书中，乔叟以寥寥数笔将骑士、牧师、僧侣、院长以及其他人物，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出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能塑造出如此优雅和清晰的人物性格。人物是从生活的各行各业中选择出来的不同类型，所以，这部作品其实是14世纪英格兰社会的一个缩影。故事集中运用了几种不同情绪的叙事风格，从宏大忧郁的悲剧冒险到快乐的喜剧不等。
如果乔叟没有写作《坎特伯雷故事集》，那么他的其他作品，比如一些诗作也足以让他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一个很高的位置。他的长诗《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是依据薄伽丘的《菲洛斯特拉托》创作而成的。事实上这也是莎士比亚的一个喜剧主题，不管是在谁的作品中，这都不是一个带有刺激性的令人感到震撼的故事。乔叟短诗中最优美的是《公爵夫人的书》。他的随笔取材广泛，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梦想用一个松散但相对稳定的形式统一起来。乔叟的散文全部值得一读，大部分散文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至少还能让读者感受到考古学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乔叟对哲学家波义提乌作品的翻译，在他的时代以及此前的1000多年间，波义提乌能比今天受到更高色推崇与尊敬。但其作品已经流失，我们无缘一读，因此不好对其妄加评论。
乔叟在他那个贫瘠的时代是如此的显赫，以致于让我们忘记了与他处在同一个时代的另外两位诗人，不管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都能与乔叟并立为两极：高尔和朗格兰。
高尔是一个沿袭传统的韵文诗人，他用法语、拉丁语和英语进行写作，在他的时代，他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注重诗歌的音乐性。《恋人的自由》不乏好的诗句，但过于正式，而且显得枯燥，除了学者，没有人愿意去读这些作品。作为献给高尔的一份特殊礼物，乔叟在《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的末章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啊！高尚的高尔，我谨以此书献给你。”
乔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他同时代的人对比十分了解，我们也愿意接受他做出的判断和评价。高尔在当时为自己赢得的声誉在时间无情的流逝中渐渐暗淡了，因为他不能给我们带来感观上的刺激和音乐般的享受。但是沃德和其他的学者所精选的高尔的两三首意蕴深长的诗却常常让那些在英国文学中悠闲地徜徉的朋友们玩味不已。
朗格兰的生平我们一无所知，他是一位奇妙的诗人。他写过《农夫皮尔斯》，从这部富有独创性的作品来看、作者一定是一个强健的人。这是一部关于天堂、地狱和生活的寓言，结构十分散漫。与乔叟温文尔雅的风范不同，其用韵比较粗俗，是后世流行的头韵用法。总而言之，朗格兰这部作品是空幻、有趣、感情真挚的好诗。
由于诗人中没有一流的天才人物，也由于当时的诗人还没有从语言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所以在乔叟以后的世纪里，英国在诗歌方面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的。关于韵文的艺术还得重新再学习。最可爱、动人的抒情诗从北方的苏格兰传来，在亨里森、邓巴、道格拉斯及詹姆士的诗作中（尽管那些署着他们名字的诗歌是否为赝品还值得怀疑），他们都声称是乔叟的弟子，但是他们并非一味地模仿和抄袭。他们的个人风格因为苏格兰词汇而变得丰满，使得他们可以保持清新自然的活力。
如果说15世纪并不出产文学性很强的诗歌，那么这是一个民谣的伟大时代。许多传到我们手中的最好的英格兰韵文和苏格兰民谣都使用的是15世纪的语言，但要确定它们产生的具体时间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许多民谣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存在。对于它们的作者，我们一无所知，因为一篇韵文不可能自发地生成，肯定是有某一个人给已经存在的民谣赋予了最终的形式，但是它的起源却像神话一样扑朔迷离。专业的民谣歌手会把自己熟悉的诗歌进行修改以适合自己演唱。即便是在稍晚的时候，印刷技术出现以后，那些不是很重要的民谣也难以保持永久的形式而不改变。民谣的内容涉及到恋爱故事、类似于罗宾逊的奇迹探险、人物传奇等。
民谣与中世纪盛行的叙事诗以及浪漫传奇有着明显的联系，只不过民谣的篇幅较为短小。现存最早的民谣文本是伯西助教的译本，在浪漫文学的复兴过程中，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终完成的一部民歌集是美国学者切尔德教授的杰作。除了大众化的，我们认为那些是自发产生的民谣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字斟句酌的模仿之作，比如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吟》、王尔德的《累丁狱之歌》以及斯温伯恩相关的作品。但是一些文学杰作如《古代的水手》不同于传统的民谣，就像香槟不同于苏格兰威士忌一样。甚至沃尔特·斯格特，他用心记住了民谣的乐谱，也依然没有弄懂自己创作的歌谣的口音。尽管如此，民谣还是对英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真正诗歌那样的魅力。
16世纪早期的英国诗人充当了伟大的伊丽莎白王朝报幕者的角色。在太阳升起之前的两位最重要的歌手分别是托马斯·怀亚特和亨利·霍华德伯爵。怀亚特翻译并模仿彼特拉克的短诗，为英国诗歌开辟了一个优良的传统，他还尝试着用其他韵律方式创作。萨里比怀亚特年轻的时候，他的诗作虽然平平，却以其《伊尼德》译本将最初的无韵诗——即后来莎士比亚和密尔顿的十行诗——带进了英国文学。对于这些开拓者和发现者来说，这都是让人敬佩的事情。但萨里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乔叟之后最伟大的诗人的出现，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怀亚特和萨里算得上是伟大的诗人了，因为他们从意大利为英语带来了一种新鲜的形式。不仅是怀亚特和萨里，甚至其他的小诗人如托特尔的《杂录》也都展现了意大利给他们带来的影响。这部《杂录》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那个时代，贵族绅士们写作散文，并且礼节性地把自己的创作在朋友之间互相传阅。一个有心的印刷者可以获得所有的手稿并且将他们合并为文集，而无须过多考虑文稿的征订以及版权等事务。要不是托特尔和其他杂记作家，那么毫无疑问，很多的散文将会流失掉，而无法保留下来。
在那些小诗人当中，因为其开创性作为先行者而被历史铭记的是加斯科因，其代表作《钢铁之杯》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讽刺文学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可悲的开始。另一个更好的诗人是萨克维，他参与写作了《县长的镜子》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唯一真实而富有诗意的部分，这是一部描述诸王之死的故事，其格调优美，是乔叟和斯宾塞之间不可多得的诗作。
15世纪和16世纪的早期，许多英国散文作品在我们看来显得比诗歌更加陈旧。真正的诗歌是跨越时间界限的，不管散文是否依然保持着新鲜品质或者早已过时。但是那个时期的很多散文作家，他们的活力战胜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当今方言之间的不一致所带来的困难。15世纪晚期，出现了一位天才式的人物——托马斯·马娄，他的作品《亚瑟王之死》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提到过。这是对法国浪漫传奇的一个翻译，虽然结构更加松散，但是又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其古朴的文体对我们依然有吸引力。
最开始英国文学的丰饶获益于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吸收。最早、最丰产的翻译家是卡克斯登，他被誉为英国文学上的“印刷之父”，他既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又颇具品味。他认识到乔叟为英语优雅化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他通过研究乔叟的法国根底，而对这位大师进行模仿，卡克斯登使英文变得更加优美，他对我们今天的散文产生了远久的影响。他翻译了二十多本书，并且在他自己的出版社（这是英国的第一个出版社）付梓出版了五十多本。他翻译并印刷的作品之一就是马娄的《亚瑟王之死》。
在大约与马娄进行翻译的同一时期，诞生了一位最为高贵的英国绅士，“神佑”的托马斯·莫尔。莫尔的杰作“乌托邦”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这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尽管它是用拉丁文写就，并且在莫尔生前没有被翻译成英文。这本书也被译为欧洲其他的各主要语言，这本书的标题也成为了一个被普遍使用的专有名词，意指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通过向人们展示一幅如天堂般美好的理想画卷，莫尔抨击了当时社会的诸种弊端，就像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顽疾一样。如果说莫尔“乌托邦”的原则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那么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任何政治哲学家的理想也是如此。这是对历史的一个无情的，当然是不同寻常的嘲讽：当时最优秀的人物莫尔，却仅仅因为对亨利八世有所不恭而遭到了杀头的厄运。在学识和品德上，他都是英国第一个人文主义者，尽管莫尔的文学天赋不如他的好朋友荷兰人伊拉斯莫优秀。人文主义者的功能不是成为他自身语言的艺术家，而是要传播古典的光辉。
宗教的争论与说教并不能引起普通读者太多的兴趣，而这正好是对坎特伯雷的第一任新教大僧侣克兰默天才才能的证明。他是宗教改革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也是伊丽莎白王朝以前散文领域里的先锋。他的作品因其雄辩有力的文体而被人们争相传阅，遗诸后世。他有跨越时代的魅力，他的作品内容具有纯粹的现代风格。
另一位主教拉蒂莫尔虽然不如克兰默雄辩，但他的文章的力度和表现出来的热忱却与克兰默不分上下。他也是宗教改革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他的理论能够得以保存。他的文风直接而富有活力，值得一读。他的文章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力量，还在于他从与牧师有关的一切事情中脱离出来，采用一种源于生活——不是书本上的——如家一般亲切的说教。
本章最后，我们还得提一提阿斯凯，作为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他在现实意义上可以说开辟了伊丽莎白时代。他的代表作《校长先生》在英国文学史上是第一部描写论述教育内容的著作。尽管其中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但某些文字却折射着一种永恒的生命力。阿斯凯是一位学究式的人物，而不能算是一位艺术家，因为有一件事情能够表明他的一些特点：他认为给人们带来了纯真快乐的《亚瑟王之死》有伤风化，是一部危害社会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