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和散文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诗歌可以穿越历史历久弥新，然而散文却受到时代的限制；散文的风格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散文会变得陈腐，不合时宜。如果近代有哪位诗人像弥尔顿那样能够创作出一首短诗，一首真正优美的短诗来，那么，它会像刚刚出炉的面包一样散发出甜美的香味。但是如果一个人运用弥尔顿的风格在国会或者劳工党中演讲，那么他一定是个不可理喻的傻瓜，甚至比当时运用这种风格进行辩论的人还要愚蠢十倍。我们和17世纪的散文家之间隔着明显的18世纪散文的明澈。17世纪的散文带有明显的文学色彩，但是它值得人们探究，尤其是查尔斯·兰姆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兰姆最喜欢的一个散文家是罗伯特·伯顿，这位被兰姆誉为“沉迷于幻想之中的伟大的老人”，著有《忧郁的解剖》，这是作者忧郁气息比较少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伟大的沉思之作，是作者读书破万卷之后的作品。该作品语言雄辩有力，才思文涌，其中可见蒙田的气质、原创性以及魅力，但是缺乏蒙田的沉静和哲学趣味。
托马斯·布朗是一位颇具哲学反思气质的散文家，他具有奇异的雄辩口才。他的《医学》（布朗是一位医生）和《骨壶埋葬》是用英文写就的，是关于生与死的深刻的沉思，语言精练，不落俗套，行文轻松活泼，庄严不失诙谐。虽然大部分现代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却更倾向于接受和理解布朗关于睡眠与梦境的思考。“我们把睡眠看作某种死亡，然而实际上是清醒谋害了我们，摧毁了精神这个人类生命的家园。”表明布朗远离现世的沉静气质有这样一个事实：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经历过大叛乱时代。和弥尔顿以及其他同时代的散文家不同，布朗对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置身事外不理会。
杰里米·泰勒和托马斯·富勒是两位伟大的文学天才，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声誉，因为他们的著作大部分是以说教的形式写就的。说教形式的文章，不管读者的信仰如何虔诚，也不管读者如何热衷于倾听周日的布道，读者仍旧不喜欢说教式的文章。但是泰勒的《神圣的生活》和《神圣的死》已经超越了宗教而具有了文学的意味。而富勒的《神圣及渎神诸形态》以及《英国伟人史》表露了为兰姆和柯勒律治所推崇的天才品质。
一般来说，如果人们不喜欢阅读有关宗教和道德方面的书，那么关于钓鱼方面的书却总能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伊扎克·沃尔顿的《钓客清话》在业余的垂钓者和没有任何垂钓经验的文学爱好者中间一直颇为流行。当然这部书包含了许多垂钓以外的事情。沃尔顿生性乐观，在岸边倾听他的谈话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除了这部杰作，沃尔顿还写过关于多恩、赫伯特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精悍短小的传记。
托马斯·霍布斯是在培根之前，洛克之后出现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大部分作品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而是属于专门的哲学领域。霍布斯也不具备将哲学转化为文学艺术的技巧。但是他的《利维坦》这部书却属于文学著作。这是第一部用英文以同情的笔触写的关于国家和共同社会的书。这部书既引发了同情又招来了反对，对所有的后世政治哲学都产生了影响。书中的主要思想是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是吞噬个人的怪物“利维坦”。它并没有阐述国家和政府应该怎样，而是明确描述国家和政府事实上是怎样的。霍布斯的文风并不优美，但是却很耐读。他的鲜活和明晰归功于他毕生对修昔底德的研究。
17世纪大部分散文中尽管不乏雄辩和优美的文体，并且多少带给兰姆和柯勒律治以及其他19世纪的作家以教益，但是散文家的文风都不适宜于我们模仿。可是17世纪下半叶德莱顿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局面，他散文的布局、韵律和措词的使用都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