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物质是倔强的东西，你不征服他，他便要征服你。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所以我说：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
反过来看看西洋的文明：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
这是我的东西文化论的大旨。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要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功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个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吸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
第四组的文字有六篇：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尝试集>自序》
《文学进化观念》
《国语的进化》
《文学革命运动》
《<词选>自序》
这里有一部分是叙述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对于文学的见解。
我在这十几年的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上，如果有一点贡献，我的贡献只在：
（一）我指出了“用白话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
（二）我供给了一种根据历史事实的中国文学演变论，使人明了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史上占什么地位。
（三）我发起了白话新诗的尝试。
这些文字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
第五组的文字有四篇：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红楼梦>考证》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这都是关于整理国故的文字。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国故的方法总论，有三个要点：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帮助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这一篇是一种概论，故未免觉的太悬空一点。以下的两篇便是两个具体的例子，都可以说明历史考证的方法。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篇，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论。这里面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辩》的目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辩》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是用这个方法。顾先生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绩。顾先生说的最好：“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步骤，便是整理它了。
在这篇文字里，我又略述考证的方法，我说：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
（一）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
（二）什么时候寻出的？
（三）什么人寻出的？
（四）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
（五）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我说：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
试举曹雪芹的年代一个问题作个实例。民国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证据，得着这些结论：
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1765）……我们可以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1715-1720）。 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民国十一年五月，我得着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见敦诚挽曹雪芹的诗题下注“甲申”二字，又诗中有“四十年华”的话，故修正我的结论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他死时只有“四十年华”，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1719）。
但到了民国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其中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当西历1763年2月十12日，和我七年前的断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1765）只差一年多。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岁，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测正相符合。
考证两个年代，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证实是思想方法的最后又最重要的一步。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才是真理。我在别处说过：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
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做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抱着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希望，我很诚挚的把这一本小书贡献给全国的少年朋友！
1930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