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心态有助于作家形成专一的审美注意和捕捉灵感。选择孤独、甘于寂寞的作家往往能够消除内心的进退得失之忧，排除外界的人迹车马之扰，外寂内静的生存状态为他们用志不分、凝神观照提供了有效的保证。王维的艺术成就从这一角度证实着孤独心态对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王维早年也有立功扬名的热情与雄心，对生活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势，但是在经过了张九龄罢相，失去政治知己以及被迫出任伪职而被定罪等一系列重大打击之后，他彻底放弃了早年的理想，逐渐关闭了通向外界的心灵之门，以至于“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退朝之后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王维将孤独心态转化为虚静的“无我”心态之后，在他的审美视野中，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被充满空灵之性与宁静之美的自然山水所取代，审美注意直指对象并进入对象，从中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享受，即所谓‘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终南别业》）。“春池深目广，会待轻舟回。靡靡绿萍合，垂杨扫复开。”一首《春池》小诗充分展示了物我无碍、神与物游的精神境界。
中国古代作家是一个高度重视精神满足的群体，十分重视与他人的精神交往和意识、情趣相投，精神契合是他们的另一种生存需求，尤其是在进行同级交往（即双方地位相同、权利相等）时，对精神满足的渴求显得特别突出。许多人属意于“君子之交”，坚持将交往的基础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修养、理想情操、审美趣味上，强调以超功利的态度进行交往，将交往的需求聚焦于精神世界，尽可能把金钱、权力等物质或物化的因素排除在交往动机之外，正是这种以满足人的高层次需求为目的的“君子之交”，使许多人陷入了“曲高和寡”、“知音难觅”的困境。
中国古代作家的孤独心态的表现，首先是体现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伤之中。家庭是个体生命的诞生之地，也是人最早的交往场所，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具有天然的性质，而且能够寻找到心理的归属和情感的寄托处，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性质使情感的意义尤为突出，他们以与家人朝夕相处为人生幸福，习惯于将内心的苦闷与烦恼向亲人道出，以求获得情感的慰藉。然而，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毕竟只是个体人际交往的起点，家庭也不是个体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最佳舞台，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动机，更好地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古代作家成年之后必须从家庭走向社会，将自己置身于更大的群体之中，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去表现自我，确证自我价值，实现人生理想。不过，中华民族对家以及血缘关系特有的情感依赖和理性认同，使走出家门的士子们对与家人空间距离的拉大异常敏感，天各一方的处境暂时阻断了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游子的生命被置于无根的状态。“独在异乡为异客”，求学、仕宦的经历被视为漂泊异方，异乡客身分的确认更是直接导致归属感的失落与心灵的空虚。游子的孤独源于对家庭亲人强烈的心理依赖，只有借助于重返家园、与亲人共处的手段，才能够消解它。因此，辞官归隐的陶渊明才会有“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感觉；杜甫才体验着“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北征》）的欣慰。
其次，中国古代作家的孤独心态体现在“举世无知己”的悲哀之中。这种孤独直接源于个体与群体心理空间的疏远，置身于车马喧嚣的闹市却有无法交流的苦闷，面对芸芸众生却难觅精神的知音与同道，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深重的孤独。杜甫《梦李白》之一“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正是这种孤独人生的形象写照。为了求生存求发展，文人必须与外界交往。他们或投递书信以拜谒权贵名流，或诗酒唱和以结新朋会老友，不断扩大交往的范围，在社会中、在他人面前努力显示自己的存在，以求获取社会的承认，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然而，交往失败的阴影给众多的作家心灵留下了创伤，见弃于君，不容于世，与群体疏离，被社会拒绝，人际交往在大范围内处于被阻隔的状态，个体心理上所产生的分离感引发出他们生存的危机感。
中国近代小说也有孤独书写，体现了作家的孤独感伤心态，代表人物有苏曼殊和郁达夫。
文学感伤是主体对现实的感应，文学的感伤源自主体心灵的感伤。弗洛伊德曾经用大量的例证说明，创伤记忆对于艺术家后来的创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在各种创伤记忆中，来自童年的创伤体验是人生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体验，心理学家称之为缺失性经验。“所谓缺失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质匮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抑郁、沉重。”童年的经历和苦难记忆，把他们对社会的悲愤对人生无奈的伤感印烫在了早年的意识底片上，从而形成了他们以悲凉、感伤的眼光观照社会人生的潜在心理。创伤性记忆平时处于潜隐或准备状态，一旦遇见类似或相关的信息，便会刺激创作主体的心理隐痛，产生一种与审美对象“同病相怜”的感伤，并把存积的情感倾注到审美对象中，产生强烈的创作动机。
苏曼殊短暂的人生充满了悲情。爱的缺失和生活的贫困是他成长过程中最深切的体验，痛苦、孤独是他最难以磨灭的记忆。据其同父异母的妹妹苏惠珊回忆道，“时或婶婶辈言语不检，有重此轻彼之分，使二兄感怀身世，抑郁不安，闻他十二岁在乡居，偶患疾病……但有婶婶辈，预定其病不能治，将其置之柴房以待毙。”后被过路苦行僧带走，结果竟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不久因触犯戒律而被逐。此后被姑母送到上海找到父亲后，嫡母又百般虐待。不久，父亲和嫡母回到广东，曼殊寄居姑母家，学费由父亲朋友代付。15岁随表兄到日本读书，依靠表兄每月提供的十元生活费，勉强维持生计，“住最低廉之下宿屋，所食白饭和以石灰”。20岁时再度出家。直到后来与家庭彻底断绝关系。这种创伤性体验，在苏曼殊小说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他结合身世之怨、家国之痛，将一己之悲欢上升到人生体味的层面，在感伤的描绘中提示个体存在的孤独与迷惘。其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失去父母庇护孤苦无依的飘零者，最典型的是父亲形象的缺席。他或者把其早早地送上“黄泉路”，如《碎簪记》《非梦记》。在《断鸿零雁记》中他虽然做了一个生父为日本江户名族的“白日梦”，但是这位“生平肝胆照人，为里党所推”的出色人物，却在其乳媪“尔呱呱坠地无几月，即生父见背”的寥寥数语中，成为没有生命的一道布景。而在《绛纱记》《焚剑记》中，父亲形象则是完全的空白。
孤独、凄惨的童年体验，注定了苏曼殊一生要咀嚼孤独、逃避孤独。苏曼殊一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几乎囊括了当时的时代精英，而且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友爱关系。但我们在阅读《苏曼殊全集》时，从那么多与朋友的书信中，看不到人们心目中孤高洒脱的曼殊上人，却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茕茕孑立的飘零者苛求关爱的拳拳之心，有的地方甚至超出了常态。这种奇异的感觉，使人马上联想到他的痛苦人生。为了逃避孤独，生活中的苏曼殊放浪形骸，疯狂地抽雪茄、吃花酒，这是一种基于逃避孤独的自我麻醉。
郁达夫的童年体验与苏曼殊有惊人的一致处。他将自己的出生称为“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在其自述性的文章中，郁达夫曾反复用“孤独”“神经质”“畸形”“自卑狂”等字眼刻薄地诅咒自己。
这种纤细的神经缘于其自卑情结。自卑感实质上就是活生生的个体面对实在的对象世界，一下子没法认识、把握、征服，无法肯定自己、表现自己、发挥自己，从而从心理上产生的气馁和无可奈何。这是人在外界中无能为力的心灵投影，也是一种隐秘深潜的悲苦境地。对郁达夫而言，这种自卑情绪缘于童年时期的创伤性体验。郁达夫幼年时因为没有玩伴而孤独自卑，上小学时因为无钱买皮鞋而自卑，到杭州上中学时因为来自乡下而自卑，留学日本期间因为“支那人”受到日本人歧视而自卑。钱杏邨在《<达夫代表作>后序》有过精辟的分析：“在幼年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父亲，同时也失去了母性的慈爱，这种幼稚的悲哀，建设了他的忧郁性的基础。长大后，婚姻的不满，生活的不安适，经济的压迫，社会的苦闷，故国的哀愁，呈现在眼前的劳动阶级悲惨生活的实际……使他的忧郁性渐渐的扩大到无穷的大。”正是这种经历，形成了他纤敏柔弱的个性和多愁善感的心理。胡愈之评价郁达夫说：“诗人的气质使他倾向于用感情支配行动，对朋友，对同胞，对敌人，他都是用感情来支配一切的。”从熟知郁达夫的这些人的评论之中，我们不难窥见郁达夫性格的一斑。
总之，孤独心态源于文人的生命痛苦、生存危机感，文学创作则成为他们挑战孤独、超越孤独的重要途径，由于作家各自精神气质、价值取向的不同以及所处时代环境的差异，他们挑战孤独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结果不同，因而产生的文化成果也不相同。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一种永恒的精神价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