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侠义小说
第一节文人与侠士之精神通缀
文人以笔反映世界，表达感情，侠士以武力表达意愿；文人大多文质彬彬，弱不禁风，而侠士则孔武有力，是勇与力的体现，“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两者截然不同。
一、侠的概念和类型
“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一书。韩非子对侠很反感，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他在《六反》中说：“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名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他将侠和儒都划为社会“蠹虫”之列，主张以法制乱，禁止私斗，反对侠客。在这里，韩非子指出了社会上具有侠客存在，并没有展开说明到底什么是侠，侠由哪些人组成。但是，从他对侠及其危害重视的程度可以看出，最晚在战国时期，“侠”是很普遍的社会存在，“侠”的概念、形象和精神特质已经确立。
事实上，当时很多学派都注意到了侠，对侠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些态度对侠的影响也不相同。与法家相反，墨家和儒家都崇尚“侠”，而当时显学墨家思想对于侠义精神的形成影响最大。正如鲁迅所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闻一多说：“所谓侠者，不又是堕落了的墨家吗？”墨家学说的基本命题是“兼相爱，交相利”，要求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应互相关爱、相互帮助，“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种“兼爱”是双向渗透，对等互报，互利互惠的，是所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墨家希望树立互助友爱的社会准则，构造出一个兼爱、交利的理想的大同社会，也就是侠客倡导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彼此间以兄弟姐妹相待的乌托邦式的“江湖”世界。墨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强者不劫弱”等思想，在后世发展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同生死，共患难”“劫富济贫”“扶危济困”“扶弱除强”一类仗义而为的人生道德信条，为下层大众所接受、所追求。墨家讲义气：“万事莫贵于义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侠”为了行“义”，不惜杀身以殉，说明“义”远比自己身体和生命重要。墨家还提倡言行一致原则，其“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的主张与侠客讲信义、重然诺的精神是一致的。
墨家的人格理想是赖力自强，因强进取，仗义而为，用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提倡自我牺牲精神。墨家将这种人格品德称之为“任”，“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后世“任侠”的人格风范便发端于此。无私的任侠不避牺牲（为民为天下而不是为君主），赴汤蹈火、解民于倒悬、胸怀从容的牺牲精神是任侠的前提。
墨子自己身体力行，以大禹为榜样，能吃苦耐劳，比较接近劳动人民，是“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他一生“坐不暖席”，“劳身苦志以振世之急”。庄子说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孟子说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荀子说墨家“大俭约”。他们的话中充满了对墨子（或墨家）的赞扬之情。墨子曾经冒险“止鲁阳文君攻郑，绌公输般以存宋，而辞楚越书社之封”，可见其济弱扶倾之志，俨然是一个侠者的风度。
儒家也尚侠，其思想许多方面与侠义精神相同，正如章太炎说的“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中，“义”的解释与侠之文化结构中“义”有一些类似之处。孔子说：“与朋友言而有信。”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这表明朋友之交不单注重信，更要重义，只有这样才能实践诺言。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义”与“利”，表示出一种与侠一致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儒家提倡崇高的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如孔子“见义不为，无勇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见义勇为、刚正不阿的大丈夫之气都与侠者精神相一致。
儒家所尚之侠，是文士之侠。战国时期，列国纷争，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以便在斗争中不被对方消灭，于是各国贵族纷纷广交门客，招揽死士来为自己服务，形成了一股养士之风。因为“侠”者既重义气，又讲信用，忠于职守，“赴汤蹈刃，死不旋踵”，自然就成了各国贵族网罗的主要对象。他们招致大批的侠士（也称“食客”），并给予比较优厚的待遇。这些门客为了报答主人，可以不遗余力，死而无悔。当时许多大贵族所养的门客，动辄千数，着名的“四君子”，各有门客三千人。这些门客中，不乏儒者，“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名显诸侯。”养士之风的盛行，造就了大批的侠者，以至逐步形成一个“侠”的阶层。
有意识地、比较完整地记载侠的事迹，并为侠“正名”的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与韩非子极力反对“侠”的态度不同，司马迁却充分肯定侠客行为，对侠客充满赞赏艳羡之情。因感叹“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所以在《史记》中专列《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篇章，对先秦至汉不同时期的尚侠风气和“侠”的生存状况作了最为详细的记述。他因此而摘得为侠客作传第一人的桂冠。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作为历史学家，他要“实录”侠客的行迹包括劣迹，如“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其实皆为财用耳”；另一方面，作为富有个性的文人，他又对侠进行“去历史化”的阐释，以特殊的价值判断，尽量淡化或消减了侠的负面效应，从中抽象出特定的范畴诠释侠，有条件地肯定侠，作出与当时通行的观念不同的评价，从而使“侠”附上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他的解释是：“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他将“侠”定性为：对于社会中存在的普遍不公道、不正义的一种补偿和对抗。因此，“侠”独立于现实秩序之外，不守律法，但急人之困，具有一诺千金、杀身不悔、救危济困、不图报答等品行。这种定位使“侠”一扫“原侠”身上的沉病积习，成为卓然特立、匡扶正义的英雄人物，既寄托着人们所向往的人格，也成为人们借以宣泄不平之气的“载体”。这种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阐释模式对“侠”神话的形成影响深远。
司马迁《游侠列传》中论述了“侠”的类别。他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
按照曾国藩的说法，司马迁实际上把侠分为三种：“布衣闾巷之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其中，“布衣闾巷之侠”对应的就是游侠；“有土卿相之富”对应的是卿相之侠；“暴豪恣欲之徒”对应的是刺客之侠。这三种侠中，他特别推崇混迹于陋巷、出身为布衣的侠客，在他看来，“布衣之侠”就是真正的游侠。
1.游侠
司马迁说：“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着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能够辅翼其世主的宰相、卿、大夫固然应当称道，而那些“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曾闻达如季次、原宪者，能够始终“怀君子独行之德”，坚持正义而不与世俗苟合，他们就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侠义行为。
从先秦至汉武，历史阶段不同，“侠”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特征有很大不同。先秦时期，在各国贵族的笼络之下，侠客忠心耿耿地为贵族阶层服务，虽因此而得以“名显诸侯”，但却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在战国时代，他们一般都远处江湖，并不固定依附于某个贵族，与先秦时期的侠者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继承了先秦侠客的济弱扶倾、注重忠信、遵行道义的传统，敢作敢为，特别注重义气；他们的侠义行为，往往有铲除强暴、为平民百姓打抱不平的一面。汉代侠客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司马迁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虽时扦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尽管这些人“不轨正义”，对封建法纪无所顾忌，对世俗规范约束熟视无睹，常常“以武犯禁”，做出有违纲纪的事来，或者因招来杀身之虞而隐身江湖，但他们的人品值得称道：
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他们“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重名节，重道义，轻财利，为了救危扶困，不惜牺牲生命。虽能使人亡而复存，死而复生，但从不自夸其能、炫耀己德，“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所以《游侠列传》极力称赞他们，赞扬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称赞郭解“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和“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司马迁看到了他们身上的特点——济人急难而不矜其功，时犯法禁而廉洁退让，并深深折服：“（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先秦的游侠远离庙堂，不参与政治纷争，只过问民间不平、江湖是非，快意恩仇，横行江湖，正如宋人晁冲之说的“君不见夷门客有侯嬴风，杀人白昼红尘中。京兆知名不敢捕，倚天长剑着崆峒”。在社会上，人们对侠客的崇拜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侠客们望高誉隆，一呼百应。朱家“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郭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当时的少年仰慕他们的为人，如有触犯他们的人，“亦辄为报仇”，并“不使知也”。有个儒生说侠客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便被人割去舌头，送了性命；郭解被官府徙往茂陵，“积人杨季主子为县椽，举徙解”，便被郭解的侄子杀了。
但是，从战国四公子养士到汉代任侠者的豪强化群体化，尚侠之风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史记》中记载了许多“侠士”或者具有一定“侠”气的豪杰。如张良行刺秦始皇于博浪沙失败，“亡匿下邳，为任侠”；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等等。班固也认为：“（韩）信惟饿隶，（英）布实黥徒，（彭）越亦狗盗，（吴）芮尹江湖。云起龙襄，化为侯王。”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来自下层社会的任侠者。西汉至东汉期间权臣公卿出于争夺权力，打击政敌的目的，私自养侠，尚侠之风日隆，这正如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分析的那样：“及汉祖仗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体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这时期的游侠，是“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其“结私交”、“作威福”、“以立强于世”的特征，已经具有鲜明的政治品格，丧失了先秦游侠的根本精神。
2.刺客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概括其精神特征为“士为知己者死”。先秦时期的刺客“重然诺、轻生死”，甘愿牺牲自己性命去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这种“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是一致的，但司马迁并不认同刺客就是游侠。因为游侠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是施恩以仁，并不只为了报恩，这是游侠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