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文人生存十分艰难，处境是十分可怜的，他们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却无施展才华的机会，因此常常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力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文人要有用，就得弃文从武或是弃文从政，或者亦文亦武或亦文亦政，这样才可能有机会施展才华，实现宏愿；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即使有，也很难有多大的作为。
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作用就是作“吏之师”、“帝王师”。文人无法独立做成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只好充当帝王之“师傅”。“师傅”一词，就是老师，分开来讲，师是老师，傅是辅佐。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承文化、教导学生，是老师的天职。充当了帝王的老师，文人自然不敢怠慢，必定尽心尽力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传达给学生，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那就取决于学生的心情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了。文人作帝王之“傅”，虽然也是老师，但更多是协助帝王处理事务，其地位比老师要低一些。作为辅臣，文人必须看主子的眼色行事，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唯恐有任何闪失。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跌破了饭碗事小，能否保住脑袋才是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所以文人们的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所施无计，文人之向往侠客，那是势在必行的。
尽管如此，文人还是力求保持优秀的品质，维护良好的道德形象，完成历史的使命，担当社会的责任，昭显独立的人格。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们就会起而批之，充当社会的良心，以至殒身而不恤。这一点，与侠客相似——对于社会的不平，侠客用剑，文人用舌、用笔，从这意义上讲，文人也是侠客，是“儒侠”。
能够兼侠客、文人二任于一身的“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软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俗鲁莽，实在是最为健全的人格。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本身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他们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历代文人，想做侠客的很多，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不绝如缕。一直到龚自珍，还感叹侠风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但后来谭嗣同、秋瑾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又都倡导侠风，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决心。可见，在中国，对“儒侠”人格的向往具有十分深厚的传统。
与侠客相比，文人的侠义大多是一种精神，一种洒脱。文人之所以爱做侠客梦，就在于他们有侠的精神却没有侠的能力，所以他们只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编织理想的侠客，这些侠客的言谈举止、酒色财气就是美化了的自我。
第二节近代侠义小说与文人理想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侠文化史和深厚的尚侠、慕侠的民族心理是构成这个梦的主体；专制社会里平民百姓对正义安定的强烈渴望则是侠义生命力的源泉。千古文人侠客梦。但侠客梦不只属于文人，它更是下层民众理想的承载。侠义理想首先在下层民众心里滋乳，蓄积到一定程度后便进入文学家、史学家的创作之中，幻化成一个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和刀光剑影、神奇纷扰的江湖世界。
我国侠义小说产生于什么时候？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真实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游侠刺客及其侠义之举，其胆识义气和牺牲精神影响至深。侠义小说的滥觞是魏晋“志怪”小说《干将莫邪》和《李寄》。“有意为小说”的唐传奇塑造了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红线等侠客形象，是真正的侠义小说。宋明话本拟话本中有许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传奇；《水浒传》让草莽英雄走上历史舞台，上演了一出真实却并不精彩的悲剧；《西游记》将魏晋志怪、唐传奇的妖魔神话与豪侠传统结合，塑造了孙悟空这样一个颇具游侠精神的“理想人”形象。在清末民初侠义小说进一步融合与转化。一是侠义小说和公案、世情、才子佳人等内容融为一体。例如《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等是侠客行事与清官判案相融合；《儿女英雄传》是将侠义行为与才子佳人故事融为一体。二是侠义小说增加了尚武的内涵和习武比武的情节，逐渐发展成为武侠小说。代表作品有《永庆升平前后传》《圣朝鼎盛万年青》《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等，成为清末民初时期最为盛行的一个小说类型。
一、文人参与侠义小说的创作编辑
清代尤其是近代，有大量文人知识分子创作侠义小说。自清初陈忱《水浒后传》、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直到清末的《七剑十三侠》《续侠义传》等，形成一个文人独立创作的高峰。有些文人学者则加入到侠义小说的删订、整理、出版工作中，例如问竹主人、俞樾就对《三侠五义》进行修改整理，影响巨大。
《三侠五义》本自子弟书艺人石玉昆所创作演出的《龙图公案》，同治、光绪年间，有人在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时听而录之，去掉唱词，形成题名《龙图耳录》的抄本。后又有署名问竹主人的根据《龙图耳录》改编成《忠烈侠义传》，现存光绪五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是已知最早刊本，同年上海广白宋斋亦将该书取名《三侠五义》印行，割原书的起首12行为《三侠五义》的序，题“石玉昆述”。光绪十五年，俞樾在苏州读到《三侠五义》，大加赞赏，但又认为本书第一回“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遂“援据史传，订正俗说”，亲自加以修订，重写了第一回，合丁兆兰、丁兆蕙合为一侠名双侠，与南侠御猫展昭展熊飞、北侠紫髯伯欧阳春、白面侠柳青、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为七侠；原五鼠即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仍为五义士，改书名为《七侠五义》，于光绪十五年作序刊行。所以今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两本流传。
近代文人参与侠义小说创作的目的比较复杂，有的仅仅出于谋生之需，迎合读者喜好，有的则是别有寄托、关切世道而进行创作。关于俞樾修订改写《三侠五义》的目的，评论家陈炳说：“这位‘拼命着书’的学者，于治群经诸子诗文之外，还肯破费一点工夫整理一部小说，这个时期整理旧小说的先河，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近十年来，在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的热闹中，有不少人从事旧小说的整理和研究，而且他们这种工作，已经得到相当的成绩了。”陈炳把俞樾整理研究旧小说的目的归结为“文学革命”，也就是说要从旧的文学作品中发掘出新的思想来，事实上，俞樾最初只是爱其笔法，但“狸猫换太子”一事，“殊涉不经”，所以“援据史传，订正俗说”，并不是要借机宣扬革命思想或推动新文化革命运动。到了鲁迅和胡适等新文学先驱那里才多了民族主义文化的复兴和白话通俗文学与文言“高雅”诗文抗衡的意味。《三侠五义》写富商、写将领、写盗匪、写流浪者，还模仿市井瓦舍说书人的措词，很自然容易被认为是“真正的”大众文学，但是，“反观流传下来的明清小说实绩，其实它如果称不上是上层至少也是新兴社会中等阶层的文学……并不就是（通俗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作品，而是明清文人精神文明主体中的重要文献。”这些小说的语言也并不就是普通的生活化口语，而是一种将文言措词和市井俗语熔为一炉的新文学语言。它跟上层文化传统中精妙的机智和透辟的眼光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融合了民间文学的知识面和审美观。
总之，“不论出于哪种目的，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必定加入自己作为文人的审美意识与治世理想。因此，尽管清代侠义小说的题材复杂多样，但是它们塑造了一系列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理想、遵从儒家道德的侠客形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侠义小说中的侠客就是具有侠义行为的文人。
二、近代侠客的文人秉性
侠客身上赋予了文人的秉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性情上，这些侠客内敛平和，谦逊有礼，注重自身品德和性情的修养。《三侠五义》的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更可为典范。展昭谦和大度，而对白玉堂咄咄逼人的挑衅一直忍让。而欧阳春虽然协助官府，却醉心于手谈，一心向佛，不慕名利。他们保留了古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优良品质，铲奸除恶、扶危济困而不欲人知、不求回报。如展昭为证明靠乞讨给婆婆和丈夫治病的王氏的清白，自称夜游神，杀了讹诈的季娄儿。而以前的侠，主要是渲染其快意恩仇的性情、豪迈的气魄和诡异的行踪，谦和忍让从不符合他们的性格，也从不考虑杀人后的后果。
在道德评价上，侠具有独立性。例如，在归顺官府问题上，对投身于怎样的官员，他们坚持自己的标准，那就是老百姓所憧憬的“明君”、“贤臣”和“清官”，要考察他们对百姓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而不是无条件地追随。《三侠五义》中白玉堂结交颜查散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其德行进行考验的过程。对于包公，侠客们也要看看他对自己和亲属“是秉公呵，还是徇私呢？”
在学识上和智慧上，侠客们大多数知书识礼、文武兼备。如《三侠五义》的白玉堂最具古侠遗风、狂傲不羁，他能在忠烈祠题诗“‘忠烈保君王，哀哉杖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词语虽然粗俗，笔气极其纵横，而且言简意深，包括不遗”。而《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在能仁寺杀人后也写下一阕词，“声调雄壮，更兼书法飞舞”，深深折服了安骥。这些素质在以前的侠客身上是看不到的。胡适对《三侠五义》中的蒋平、智化给予很高的评价：“蒋平与智化有点相像，都是深沉有谋略的人才。旧小说中常有这一类的人物，如诸葛亮、吴用之流，但都是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军师一类，很少把谋略和武艺合在一个人身上的。石玉昆的长技在于能写机警的英雄，智略能补救武力的不足，而武力能使智谋得实现。”
从出身家境来看，近代小说中侠客大多家境殷实，一般小有资产，他们无须为生计做那没本儿的买卖。这样，他们的幼富济贫，不劫他人之富，济自身之贫，是一心一意地打抱不平，更多地具有一种完全的同情弱者的利他性，保持了道德的完美。《绿牡丹》的骆宏勋以及《三侠五义》的展昭、白玉堂等侠客都有这个特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侠的形象变得更像知礼而行侠仗义的文人。在儒家伦理道德空前浓厚的社会里，在别有寄托的文人那里，德、才、智、勇兼备的侠无疑更符合儒家理想人格的形象，这是文人自我形象的又一种展示。
三、近代侠义小说寄寓了文人理想
近代几部重要的侠义小说都寄寓了文人对于政治、社会和治理天下的态度和理想。
1.关注国家的安宁和百姓的命运。在主题思想上，与明清的公案小说歌颂清官循吏和宣扬教化不同的是，《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侠义小说比较关注普通百姓的命运和生存状态，体现了文人的政治追求。武润婷先生说：“《施公案》中没有表现出精微的思想和深邃的境界，而是以朴实无华的风格，描写近代初期我国下层民众的生活感受，理想与追求，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这种认识来源于鲁迅先生的观点。的确，小说中施公的事迹主要是“断案”“剿寇”和一些私访遇险之事。书中写了大小十余个案子，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市井中的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例如：恶霸豪绅罗似虎、黄隆基、关升等与贪官勾结，欺压百姓；土豪郎如豹私造地契，霸占农民的土地；地主佟六，害死佃户白富全，奸污了他的妻子；李咸夫妇为谋家产，毒死侄子，嫁祸于侄妇；开黑店的张豹夫妇先后害死四个过往客商；赶脚的车乔用刀扎死江南陈姓客商，抢走了他的银子；小生意人刁祖谋为独吞本利，害死伙计李成仁……开汤羊铺的洪德的两吊“血本铜钱”被表兄图赖；寡妇崔氏种的茄子经常被偷；卖豆腐王二的一盘豆腐被路人挤翻打碎，等等。施公也总是千方百计地侦破案子，严惩凶手，最大限度地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与小说来源于说唱文学有关，反映了下层百姓的心愿。但同时也表达了文人的政治追求，因为关心国家命运、心系民生疾苦，为民做主都是封建时代正直官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和政治理想。
2.注重表现男女感情。在对待男女之情的问题上，清代的侠客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观念。在唐传奇《冯燕传》中冯燕可以放浪形骸，和有夫之妇私通，而被视为真豪士，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贾人妻》中女侠贾人之妻隐姓埋名委身于人，复仇后飘然远去，视贞节于无物，甚至轻松杀子绝念。明代《水浒传》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宣扬“红颜是祸水，好色不英雄”，书中的英雄不近女色，女性也跟男人一样冲冲杀杀，没有多少女人味，或者就像潘金莲之类，是英雄落难的祸根。女性处于被忽视被异化的地位。
而晚清的侠义小说对女性有了新的认识。它们重视女性，有意识地恢复女性的社会地位，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女侠形象。如《荡寇志》中天真憨直、勇武过人的陈丽卿，《儿女英雄传》中英风飒爽、游戏人间的十三妹，《续侠义传》中剑术非凡、端庄守礼的元翠绡等。与以前侠义小说中的女性相比，她们具有超凡绝艺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女儿本色，赋予了她们的情感，读来娇柔可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