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知识分子阶层产生
在古代中国，士的地位比较特殊。士有一定的特权，有权直接会见地方官，除非经皇帝下诏解除功名，不受刑罚。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士是政府教育培养选拔出来的佐理政治的人才，是统治阶层或准统治阶层；士代表知识与道统，为社会表率；是四民中离官吏最近且极有可能成为官吏的人。“学以居位”、“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士可以进入仕途当官。儒生与官僚，只是一个在野，一个在朝的区别，两者之间可以便捷地转换。“学而优则仕”，文人将从政为官作为自己的唯一前途；而官僚机构也因此而获得稳定的人才来源。
进入近代，“士”发生了明显分化。新学堂的建立，新思想的传播，留学生的派遣及其学成归国，造就了不同于传统士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新式学堂陆续开办，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逐渐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制，切断了由士而仕的桥梁，以前孜孜以求仕进的文人转而进入新式学堂学习，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取代了传统的书院。虽然还有一部分士人进入官僚机构，但更多的人则或者成为现存政治秩序的反对者，走上改良、革命的道路；或者疏远政治，致力于兴工、经商、办学，像清末有名的状元资本家张謇，“专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就是典型的例证。西方学者把这种变化称为“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为同一体”。绅士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也不再因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在一起了”。
在阶级属性方面，从传统的“士”中分化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也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从一而终”，从属于单一的地主阶级。毛泽东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比喻知识分子与所属阶级的关系。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毛”，常常从这张“皮”上游离出来而依附于另一张“皮”上。这种皮毛关系的不稳定，自然是有其客观原因的，那就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多元化导致了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长期并峙，为“毛”择皮而居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更有其主观原因，那就是知识分子在古已有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驱动之下，追随时代的步伐，不断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是多样化的。既有从士大夫阵营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有新式学堂学生和留学欧美的学生，还有就是通过翻译西方科技文化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始向欧美各国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19世纪至20世纪之后，赴日留学形成高潮。20世纪初，赴欧洲勤工俭学又吸引了大批热血青年负笈海外。这些人中大部分人学成归国，成为社会急需的优秀人才，他们在政治思想、军事外交、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大多来自留日及留欧美学生。尽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历史功绩乃至个人品行多有参差，但大批精英如此集中地来源于留学生这样一个人数相对十分微小的社会层界，并发挥远远超过其人数比重的社会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五、新生的买办资产阶级地位不断提高
传统的“商”指“通财鬻货”的行商坐贾，近代之后，新兴的工业、商业、金融资产阶级成为“商”的核心。这些商人既有由地主、手工工场主、高利贷者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又有上层与中下层之分），又有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买办资产阶级，还有与国内统治集团亲密联姻的官僚资产阶级。由于社会背景、经济实力等方面的诸多差别，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大相异趣。这个时期商人的自我意识，也由传统的自卑自轻，转为自信自重。“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20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尊贵的很了”。“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今世强在商业……国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
六、产业工人变成重要的社会力量
“工”善于“作巧成器”，在古代专指手工工匠。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渗入，沉重打击了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官营工业，大批工匠或者失业，或者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不少破产农民，也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到1912年发展到66万1千人。这些产业工人，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因素，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相联系，人数相对集中，身受多重压迫，“特别能战斗”，在政治上担当了民主革命的重要领导使命，因而在社会构成中的地位，远非“工商为末”时代的手工工匠可比。
七、一些新兴阶层的社会作用不可忽视
在“四民”之外，还产生一些新的、独立的阶层（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地主，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看，他们似应归入“农”，但又不直接从事“辟土殖谷”的劳动；从社会地位看，他们似应划入“士”，但又与“学以居位”没有必然联系。在近代中国，地主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方面，仍然有绝对的优势。据1933年陕、豫、苏、浙、粤、桂六省统计，占总户数3.57%的地主，占有土地的45.8%，而占总户数90.1%的中农、贫农，一共只占有土地的35.7%。可见，地主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地主又日益与商品经济发展关联，不少人将地产转化为资本，进入工商领域，这在政治上带来的深刻影响便是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结盟，并长期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
又如军人。军队古已有之。不过，在古代“当兵吃粮”，行伍不过是谋生手段，军人也从未取得过独立的社会地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谚正反映了鄙视军人的社会意识。进入近代，军人由一种地位低下的单纯职业性集团，变成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力量。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以后，甚至具备左右社会局势的巨大能量。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近代中国政治长期分裂，武装力量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生存的基础；二是近代战争对装备和指挥系统都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军人素质普遍提高，不少知识分子进入军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意识，推动他们将行伍作为实现自己社会抱负的手段。因此，军人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发挥了远比古代重要的作用。
再如，职业政治活动家。中国历史上政治活动家，代不乏人。但在古代，政治家从来就是统治集团中的当然成员，帝王将相是他们特定的位置。即便有少数置身朝廷以外抨击时政的“清议”之士，其基本立场，也与当政者并无二致。进入近代，独立的、与现存统治秩序势不两立的职业政治活动家层界出现了。他们是一定阶级、阶层公认的领袖人物，具有极强的思想感召力、行动组织力和政治坚定性，他们不从事以谋生为目的的职业，而以政治活动为专务。在很多时候，职业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从事政治斗争的身分掩护。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都是这类职业政治家的佼佼者。他们的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在社会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特别巨大。
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社会构成，无论其内涵、外延、成分、功能，都与古代大不相同。士、农、工、商的“四民”基本格局被打破，旧有的阶级、阶层、层界发生分化，新的阶级、阶层、层界纷纷诞生。在此基础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与古代社会不同的全新的面貌。
第二节文人角色的转变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文人阶层也在发生着转变，而科举的废除，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对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带给知识分子痛苦沉沦的同时，也给了它一个转变的契机。
一、科举制度被废除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是历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自隋朝开科取士至清朝光绪三十一（1905）年被废止，科举制度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从个人角度来说，科举制度给了普通家庭的子弟金榜题名的机会，通过科举考试，他们可以进入仕途，实现升官晋爵、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也可以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从社会角度来说，科举制度实行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社会的行政效率。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也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读书、考试和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和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更加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昌盛。
但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现明显。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他们原本活跃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反而败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直至最终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因此，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制度，要求从第二年起，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考一律停止，以后所有士子都需要从新式学堂培养。废科举不仅是一项选官制度上的大变革，而且涉及文化教育、思想控制以及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前程等诸多问题。科举制这一延揽知识分子的制度被废除，意味着读书和做官已没有必然的联系，促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教育和价值观念的背叛，作为社会精英和先锋的知识分子，在历经痛苦沉沦的同时，也开始了自身的分化、转变。
废科举使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发生很大的变化，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削弱了知识分子所受的束缚，使之能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高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
废除科举客观上导致了旧知识分子沉沦和新知识分子崛起的双重变奏，但是新旧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是不相同的。
首先，知识体系、结构的新旧不同，导致了旧知识分子的沉沦和新知识分子的崛起。旧知识分子虽然饱读诗书，精通古今，而且有很高的道德水准，但是他们的知识主要是文史知识，而社会必需的经济、法律、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却相当缺乏，所以，废除科举后，他们需要通过进入新式学堂或是出国留学，逐步完成了知识结构的调整和自身的转变。“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但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年龄的原因，已无法进入学堂重新学习近代知识了，或是人虽壮年，心已老，固守传统不放，无法接受新的知识和观念，只有被历史所淘汰。
其次，家庭条件的不同，也影响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沉浮。科举制的一大特点就是比较公平，从理论上讲，除了有些特殊规定的人不能报考之外，“进入绅士阶层的途径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开放的”。但是废除科举之后，能进入学堂尤其是高等学堂的人，往往家资比较殷实，相对而言，家境贫寒而进入学堂的人是凤毛麟角。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痛陈：“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则因经济关系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之子弟，实占全数90%以上，埋没英才，至为痛惜。”所受教育的不平等，导致他们的知识水平、思想观念大不相同，其命运不同，在所难免。
再次，地域环境的差异。列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各地的求新风气大不相同，相对而言，口岸地区的知识分子思想较为开放，求新意识强，所设学堂教育质量高。胡适早年远离家乡，到上海读书，先后入上海梅溪学堂和中国公学学习，原因是这些学堂的基础条件和教育质量要高于其家乡的学堂。相对而言，内陆尤其是边疆省份，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教育质量较差，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转变情况，就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最后，个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不同，其命运走向也不同。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那些头脑灵活、思想开明的人士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社会新生活时，仍有许多思想转不过弯来的人在为科举唱挽歌，例如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就主张“科学与科举并行”。所以当清王朝覆灭时，就有一批知识分子惶惶如丧家之犬，最终被时代洪流所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