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求诸新学，促进了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壮大。废科举后，知识分子只得研习新学，文人开始转向新式学堂，新式教育因此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05年以前，新式学堂学生人数最多不过258873人，而1907年达1024988人，1908年到1909年，每年仍净增50万人，1912年学生人数更达2933387人。除了进入国内的新式学堂，有些人选择了去西方国家留学。据张玉法在《清季革命团体》一书中的统计，1904年留洋学生有3000余人，1905年有2400人，到1906年就猛增至15000余人，尽管兴新学和留洋热潮的兴起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废科举后，知识分子晋升之阶堵塞，由此产生的强制、诱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知识分子在别离科举考场，留学海外后，眼界开阔，觉悟也不断提高，更加关心祖国的发展。留学生绝大部分学成后都回国效力。据1937年《清华同学录》显示，其中记载的1152人，学生回国者达1131人，回国率98.2%。不少人在学成回国后成了各行业的专家、学者，社会地位已远高于普通人。
新式教育不仅使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而且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明人士曾评说：“学堂性质与书院全然不同，书院则人人意中有苟且依赖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奋起独立之思想，行政人设以待书院者待学校，则学校中人殆无一可满行政人之意者矣。”他们的社会独立性强，政治参与热情大大提高。
第三，文人进入新政权之中，成为政权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因子。清政府废除科举取士，为接受西方知识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开启了进入政府的大门，“取士概归学堂”。尤其是留学生很受欢迎，“留学生至，各督抚顶而戴之，如获拱壁”。清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文官录用章程，以此来招揽知识分子。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文官录用缺乏广泛性，而且录用比例很小，从1906年到1912年，录取授官留学生仅1000余人。而且多数升迁较慢，难以掌握实权。随着旧政权的覆灭，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大量进入政权。此外，在各地方议会，各政党中，也涌进了大量的知识分子。1913年春，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有资料可查的449人当中，留学海外的为258人，国内新式学堂毕业的147人。有些知识分子通过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给自己争取到了更好的政治地位。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任职驻美大使，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秀当过教育部政务次长，南开经济学院院长何廉曾任经济部次长，如此等等。社会转型的完成，必须有一个具有近代意识的政府作引导，新知识分子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以及西方的职业伦理道德，讲求效率、公平及科学管理，对旧式政府也是一种改造。
第四，投身军界。科举的废止，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谋求新的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其次投考学校，没有钱的人就投入新军当兵”。投笔从戎成为他们眼前非常现实的出路。1905年前后，清政府的新军编练进入高潮，约需军官总数在3万人以上，加上新军军官的薪俸又颇为可观，这无疑对那些急于寻找新的进身之路的人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因此，在当时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秀才从军热，大批有文化的青年涌入新军。着名的黄埔军校学生，基本上是投身于革命的知识青年。
尽管大批有文化的读书人参军曾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短期内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过活力，但随着文人角色边缘化和知识阶层政治地位的下降，便将近代中国带入一个巨大的历史困境，“大批有识有志青年投笔从戎……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最有生命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基础”，为民国初年军阀集团兴起大开方便之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提倡“文治”，中国社会出现“文疆武界”现象，文武之间出现一条严重偏斜而又深不可逾的鸿沟，在这种制度下军人是很难执政的。但是随着科举制的废弃，“以文治武”的政治规则失去了约束力，“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亦难以为继，“陛下与军人休戚相依”，活跃在民初政坛上的主要是军人政治家。据学者统计，1914年，全国22个行省的都督职位，有15个被军阀窃据，以“士绅”身份登进者，仅有5人。1917年全国各省的民政长官省长，也大多由军阀出身的督军兼任。军阀政治将文人知识分子挤出了权力场域的中心。随科举制一同废掉的维系文官统治的政治功能的丧失，近代军阀政治的出现自然有多种原因，但在没有找到维系文官统治政治功能的替代物的情况下废除科举制，显然对近代军阀政治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国家对所有军官任职资格的考试、审查权的放弃，对政府而言不仅意味着政府失去维系军官的纽带，还意味政府中枢失去对他们的调控。对军人而言，能否进入社会上层，已不需要国家的认可，而是靠自己的老师、学生、同乡等关系实现。这时的军队，大多已不属于国家，军人也没有军队应当国家化的概念，结果造就出一代乃至数代具有不同势力的军人和军事集团，为军人参政、执政大开方便之门。林立的军阀走上穷兵黩武之路，给民初的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第五，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性增强，其社会角色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除儒家学说外，对于其他知识，知之甚少。“读一家之书，聆一人之训，以为非此即不合乎公理”。传统知识分子，视野狭窄，知识单一，思想僵化，不适应社会的发展。科举之废，使知识分子开始走出象牙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促使了一些新职业的兴起。为了救国救民，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到普及科学知识、启迪民众的事业上。留美的赵元任、杨杏佛、任鸿隽等人于1914年6月集股组成“科学社”，出版了中国第一份自然科学专刊《科学》。有的直接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没有科举的废除，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多的知识青年从科举制艺、八股作文中解脱出来，从事科学研究和知识的普及。有一些人从事报刊业，当起了报人。清末，国内较大的新闻报刊就有近200种。他们利用报刊作为阵地，让民众了解国内外大事，呼唤民主、自由，揭露社会丑态，笔伐专制政府，有些则从事新式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
第三节文人角色的转变与近代小说的发展
在风雨如磐的近代社会，异域文化大量输入，改变了东方文明既定的皇权话语；国家的衰朽和社会的混乱，加速了文人阶层社会边缘化进程。紧张和焦虑、抵制和效仿，知识分子阶层凸显向近代转型的普遍心路，晚清小说亦由此焕发出动荡时代特有的新气象。
一、公共空间的建立和拓展与近代小说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阶层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对“道统”的坚守和维护成为知识分子标志自我身分的重要手段。“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代表皇权的“政统”和代表道义的“道统”是彼此关联而又分立的两个系统。“道统”是古代士大夫抵制皇权的思想资源，但在专制的明清时代，封建帝王话语往往笼罩和淹没了“道统”，清廷钳制聚会结社、禁毁小说戏曲，向知识分子强加官方的话语套数，迫使知识分子臣服于“政统”的淫威，使知识分子处在普遍的“失语”状态。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醒了国人，弱肉强食的实用法则代替了道德优劣的文明判断，期待行为模式的突变，解构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赖以抒发心志的儒家学说，在社会危机面前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手足无措的知识阶层出于拯世救国的社会功利，纷纷从“求用”的角度来输入异域文化。从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到徐继畲《瀛环志略》，记载和寄托着当下知识分子的焦虑和警醒。他们主张学习和效仿异域文明，缩小中西文明的裂缝，从而赶超西方。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知识分子在欣喜之余，大量输入日本新文化。特别是梁启超等少数精英对政治小说的属意，“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一句最富功利的话语，竟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它诱发国人重新排定文类秩序的文学革命。虽然，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境遇，常常使得这种效仿方式染带浮躁和功利取向的表征，但小说新时代早已跃出地平线。
近代中国的报刊和出版受外国影响逐渐发展起来，为近代文化营造了一个“公共领域”，知识分子对异域文化进行辩论、接纳、认同，继而自我反省，实现自我革新。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立的第一家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和1851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拉开了近代出版领域的革新序幕。而后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和效仿，所追求的雅俗共赏的办刊意旨，又扩大了国人认识世界的视野。对近代社会影响深远的两大政治派别——维新派和革命党，都充分认识到了报刊的传播利器效应。他们借报刊发表政见，营造一个个独立于皇权以外的公共空间。这正如葛兆光所说：“当皇权以普遍适用而且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建构了一种普遍的、绝对的、象征性的真理话语之后，它以‘公’的名义迫使所有人接受。并且以同一性淹没了所有的士大夫，于是，丧失了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的士人，便在公共领域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只能在‘私’的方面表达自己个人的思考。”思想和知识的话语分裂，广大知识分子在“公”的领域找不到言语空间，涉诸“私”的层次，其思想和主张又不能广为周知，知识分子只能在国家与平民之间寻求另一话语空间，晚清日益兴盛的学会和杂志就成了他们畅所欲言的场所。公共空间的延伸和公共话语的丰富，激发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群体效应，更强化了知识阶层脱离皇权话语的离心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