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经济呈现畸形状态，工人普遍失业，农村生活贫困，人民群众要求英国撤军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1952年7月23曰，以纳赛尔为代表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的封建政权，建立共和国，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民族经济发展。1952年以后，埃及曾与以色列进行过三次战争。20世纪70年代后期，埃及与以色列媾和。从战后至六七十年代，埃及社会动荡，复杂多变，给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战后埃及文学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欧洲不同文学流派的影响，内容和风格呈现多种色调，但现实主义始终是创作主流。20世纪50年代，一些作家着力表现农村阶级矛盾、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如谢尔卡维的《土地》、伊德里斯的《罪孽》等。反帝爱国斗争也是作家们表现的重要主题，如库杜斯的《我家有个男子汉》等。1967年“六·五”中东战争中，埃及失败的惨痛现实，促使一批青年作家反思并创作出揭露社会深层矛盾的作品，他们被称为“60年代作家群”，并成为埃及当代文学的主力。20世纪末，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知识女性地位的提高，埃及女性文学处于发展和繁荣的态势，代表作家有萨尔达薇、赛勒娃等。埃及文学中还产生了马哈福兹这样的重要作家，他的代表作《宫间街》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等是埃及和阿拉伯现当代文学中的划时代之作。
埃及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成为同盟国的“中东战略供应中心”，除与军事有关的工业有一定发展外，经济总的呈现畸形。大战结束后至1952年革命前夕，情况基本没有改变。自1922年埃及公布宪法，名义上宣布独立以来，本国资产阶级为发展民族工业作出不少努力，但受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阻遏，收效甚微，工人普遍失业，全国半数以上土地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遭受严酷盘剥，人民购买力低下。同时，人民群众要求英国撤军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1942年2月和1944年秋，多少城市先后发生声势浩大的罢课、示威游行和人民运动，要求完全的民族独立。
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以法鲁克国王为代表的封建政权，建立共和国。革命政权采取了进行土地改革、实行国有化、消灭大资产阶级和大封建主等一系列措施，以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并于1957年宣布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后来萨达特总统对纳赛尔所实行的政策进行修正，改变土地政策，使私营经济得到发展。埃及与以色列长期敌对，1952年后曾与以色列进行过三次战争。沉重的军事负担阻碍了埃及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20世纪70年代后期，埃及与以色列和解，实现了以土地换和平。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埃及社会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生活丰富多彩，这给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战后埃及文学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欧洲不同文学流派影响，因此在创作内容和风格上呈现出多种色调。从总体上说，埃及现当代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如塔哈·侯赛因的小说《鹬鸟声声》（1941）、陶·哈基姆的小说《神圣的系带》（1944）等。后来现实主义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潮流，产生了一批重要作家和作品，如阿迪尔·卡米勒的小说《宝贵的一分钱》（1944）、纳·马哈福兹的《新开罗》（1945）、《梅达格胡同》（1947）等。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成熟，产生了一批重要作家和作品，如阿·拉·谢尔卡维的《土地》（1953）、穆·法·艾布·哈迪德的《我是人民》（1953）、纳·马哈福兹的《宫间街》三部曲（1956）、尤素福·伊德里斯的《爱情故事》（1956）、法特哈·加尼姆的《大山》（1956）等。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其重要作家和作品有女作家拉蒂法·扎雅特的小说《敞开的门》（1960）、法·加尼姆的小说《失去影子的人》（1961—1962）、穆菲德·舒巴什的小说《白色线条》（1963）、萨阿德·马卡维的小说《睡着的行走者》（1965）、艾布·奈扎的小说《流放归来》（1969）等。60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品与50年代不同，加入了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和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如纳·马哈福兹的小说《小偷与狗》（1961）、法·加尼姆的《失去影子的人》等。与此同时，尤素福·西巴伊、阿卜杜·哈里姆·阿卡杜拉、萨尔沃特·阿巴扎等作家用浪漫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除纳·马哈福兹的作品外，40年代埃及文学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叶海亚·哈基的小说《乌姆·哈希姆之灯》，它深刻揭示了东西方文明冲突对埃及社会的影响。1952年革命后，一些作家用现实主义手法着力描绘埃及农村的阶级矛盾，以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时，人民群众经历过的英勇的反帝爱国斗争也是作家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1967年“六，五”中东战争，埃及在军事上的失败和丧失土地的惨痛现实，深深震动着埃及社会和人民，因而产生了一批以反思和揭露社会深层矛盾为己任的青年作家，被称为“60年代作家群”。他们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埃及文学和阿拉伯文学都是一次巨大的革新和推动。其中不少作家在70年代以后仍继续创作，成为埃及当代文坛的主力军。80年代以来，由于教育的发展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埃及女性文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批优秀女作家。
叶海亚·哈基（1905—1992）出生在开罗一个有土耳其血统的家庭，1925年毕业于法律学校。他先在行政部门工作，后进入外交界，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杂志》月刊主编。小说《乌姆·哈希姆之灯》（1944）中，主人公伊斯玛尔去欧洲留学前与堂妹法蒂玛订婚。他获眼科博士后回国，看到祖国尤其农村的落后、愚昧景象，内心十分痛苦。法蒂玛患眼疾，母亲用供奉圣母乌姆·哈希姆寺庙里的灯油为她医治。伊斯玛尔走上街头，觉得人们一个个好似动物、大烟鬼。他想震动一下这些“行尸走肉”，便跑到寺庙用棍子将乌姆·哈希姆之灯击得粉碎，却遭到人们一顿毒打。他痛苦万分，想回英国去当副教授。但经过痛苦思考，他最终决定留在埃及。他开始一面用乌姆·哈希姆之灯的油为法蒂玛治病，一面用现代医学科学精心为她治疗。他还开办诊所，廉价为穷人治病。有评论家认为，伊斯玛尔是个失败的英雄，他向人们传播西方科学和文明，失败后不得不向现实，向愚昧屈服。但这并非此书的本意，作者意在指出科学和传统应该协调，只有在尊重传统的前提条件下，新的精神和文明才能被接受。小说具有象征意义，伊斯玛尔代表了东方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和探索，作品在揭示东西方文明冲突上颇有深度。哈基还著有小说集《鲜血和泥土》（1955）、《黑脸男子与情妇们的艳香》（1971）等。
一、50年代重要作家
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1920—1988）生于埃及舍宾库姆城，1942年毕业于开罗大学法律系，当过律师，1946年主办《先锋》月刊，因主张共和制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被捕入狱。以后他专事创作，曾任电影总机构顾问，国家文学艺术最高理事会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总书记等职。他的长篇小说《土地》（1954）是埃及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1952年革命前作者的农村故乡为背景，描写农民为争取农田灌溉权利和护卫土地而与封建地主和地方官吏进行的斗争。当时省政府下令将村民农田灌溉的天数由十天改为五天，以便让大地主能灌溉其新买的土地。青年农民阿卡杜·哈迪、前村治保主任苏维莱姆等人清晨扒渠放水，与水利局发生冲突。村民们联合起来书写呈状，请邻村的马哈姆德贝克代为转交开罗当局。他们不知道，原来禁水令的受益者就是马哈姆德贝克。结果是，政府批准修建一条连接新建豪宅、通往开罗公路的乡间道路。苏维莱姆的棉花田眼看就要收获，却被修路工乱砍乱挖。他和女儿奋起抵抗，女儿遭警察污辱，他自己被捕。村民们看清了马哈姆德贝克与村长勾结的真面目，奋起斗争。在村委会改选时，将村长改选掉。村里的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开罗的作家们也纷纷指责政府随意逮捕人，省政府只好下令放人。然而斗争并未结束。作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革命前埃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农民与土地和水的关系，充满积极、乐观的精神，这在埃及过去的文学中不曾有过。他以后的几部作品如《空虚的心》（1956）、《农民》（1968）也都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后者揭示了革命后农村中封建余孽与机会主义者勾结侵占农民利益的卑劣行径。他还写有长篇小说《后街》，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土地》（1952）、《小小的梦》，戏剧《红色之鹰》，诗剧《美好的悲剧》等。他是埃及现代文学中的一位重要作家。
尤素福·伊德里斯（1927—1991）生于东方省贝鲁姆村，父亲是政府职员。他1951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医学院，曾任卫生部督察，1956年起先后在《共和国报》《金字塔》报做文学编辑，195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廉价的夜晚》，奠定了他在埃及文坛的地位。1959年出版的中篇小说《罪孽》深刻揭示了革命前埃及农村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遭遇。一天清晨，保安员在水塘边发现一个被掐死的婴儿。人们都在想：是谁犯下了这一罪孽？后经检察官查访，是阿齐扎所为。阿齐扎是农工阿卜杜拉的妻子，丈夫由于病卧在床，她一人干活，操持家务。一天，丈夫想吃土豆，她便去收获过的田里寻找。地主儿子从此路过，见阿齐扎长得漂亮，便奸污了她。数月后，她发现自己已怀孕。后来她在水塘边产下婴儿，并将其掐死。事情败露后，她虽得到人们同情，检察官也照顾她，但一切为时已晚，阿齐扎得了热病，神经错乱，最后就在她掐死婴儿的地方死去。人们把她和丈夫合葬在一起。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首次表现了农村中最底层的农业工人的家庭生活和他们的悲惨境遇，哀婉凄楚，动人心魄。伊德里斯以短篇小说见长，著有短篇小说集《黑士兵》（1962）、《唉、唉……》、《城市底层》和中篇小说《白女人》（1959）、《荣誉事件》、《爱情故事》（1967）等。他还是一位戏剧家，著有《棉花大王》（1957）、《法尔哈特共和国》（1957）等剧作。他是埃及和阿拉伯现代短篇小说的奠基人。
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1919—1990）生于开罗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他1942年毕业于开罗大学法律系，当过律师，t945年起历任《鲁兹·尤素福》报主编、《今日消息》报主编和董事长、《金字塔》报董事长。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具有浓郁的时代和生活气息。长篇小说《我家有个男子汉》（1957）是埃及现代文学中反映埃及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代表作。伊斯玛尔·哈迈迪是大学四年级学生。在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影响下，成了一名反抗战士。他用手枪打死过一名英国士兵。他被捕后，趁就医的机会逃跑，来到同学毛希丁家中躲藏。毛希丁一家人为掩护哈迈迪担惊受怕，母亲和大女儿萨米娅充满怨言，小女儿娜瓦尔乐于帮助哈迈迪，为他秘密联系战友，她内心对家中的这个英勇的男子汉已产生好感。由于她的联系，哈迈迪在战友的援助下离开了毛希丁家。然而故事远没有结束。毛希丁家从此被警察监视，毛希丁、他的堂兄阿卜杜·哈米德被捕，任凭警察严刑拷打，二人始终没有招供。哈迈迪听说毛希丁等被捕后，决心报复，他在英国军营引爆炸药，与敌人对射时不幸牺牲。哈迈迪的死对一家人的影响极大。父亲更加关心政治和革命。学生们为悼念哈迈迪而举行罢课示威。当局被迫释放毛希丁和阿卜杜·哈米德。毛希丁当了律师，并成为一个革命者。娜瓦尔与一个医生结了婚。这个家庭在反帝爱国斗争中接受了革命的洗礼。
作品着重表现了毛希丁一家人思想、感情的变化，描写了他们从普通百姓到革命者的发展历程。阿卜杜·哈米德曾想告密，被萨米娅从警察局拉了回来。这一切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哈迈迪是革命者的代表，毛希丁一家人就象征着埃及人民。正如作者通过人物之口所说：“英国人、警察、统治者都不会明白，这些人的家庭是酝酿革命、培育英雄的最好场所。”小说人物刻画极具个性，细致而符合逻辑。作家还写有长篇小说《绝路》《罪恶的心》《别让烟云散去》《亲爱的，我们都是贼》，短篇小说集《青春何在》《爱情的终结》《女人们露出白牙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