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地跨亚非，幅员辽阔。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十多个国家。但它们同文同种，仍然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宗教信仰的统一体——阿拉伯世界。近代以前，阿拉伯国家（除个别以外）均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1798年以拿破仑入侵埃及为标志，阿拉伯国家的近代史拉开帷幕。以后，阿拉伯国家分别被英、法、意等西方殖民国家占领和统治。从19世纪中叶起，阿拉伯国家开始了文学复兴，近现代文学也因此产生和发展。埃及和黎巴嫩是阿拉伯近代文学的先驱。在黎巴嫩，产生过雅兹基、舍德雅格、布斯塔尼、焦尔吉·泽丹等作家和诗人；旅美派作家纪伯伦和努埃曼也开始了早期文学活动。纪伯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和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努埃曼发表了短篇小说《不育者》和《又一年》等。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对埃及政治、经济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埃及经济被卷人世界资本主义范畴。外国资本对埃及经济的控制，引起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1881年，爆发阿拉比革命，翌年英国占领埃及，从此埃及沦为英国殖民地。由于优秀古典文学的发掘，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诗歌开始的革新，并先后产生了“阿波罗诗社”和“笛旺派”诗歌流派。在小说方面，一些作家开始借用古典“玛卡梅故事”形式进行创作，出现了穆威利希的《伊萨·本·希萨姆的谈话》和哈菲兹的《塞蒂哈之夜》，接着又出现了曼法鲁蒂的短篇小说集《泪水集》。海卡尔的长篇小说《宰纳卜》（1914）则标志着埃及近代小说的正式诞生。巴鲁迪是埃及复兴派诗歌的代表诗人，一生坎坷，但充满对祖国的爱，把个人忧虑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诗中洋溢着爱国的革命精神。他的《巴鲁迪诗集》（两卷），给阿拉伯诗歌注入了生气和活力，为后来阿拉伯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阿拉伯国家的近代史，是在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反抗西方殖民占领的汹涌澎湃、如火如茶的民族觉醒和斗争洪流中展开的。从19世纪中叶起，阿拉伯国家开始了新的历史复兴。阿拉伯近现代文学也因此而产生和发展。
由于自身历史特点和外部环境影响不同，在文化和文学上，各阿拉伯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既有共性，也各具特色。由于种种原因，黎巴嫩和埃及成为了阿拉伯近代文学的先驱。
黎巴嫩文学
近代以前，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皆属于叙利亚地区，统称为大叙利亚。黎巴嫩很早就开始与西方接触，大批黎巴嫩人到欧洲学习，不少学者和教士回国后从事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和翻译工作。18世纪初叶黎巴嫩就开办了外国侨民学校和国民学校，以后成立了贝鲁特美国学校，同时新闻、出版业也不断发展。
在黎巴嫩近代文学的初期发展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诗人、作家中，纳绥福·雅兹吉（1800—1871）用古典“玛卡梅”故事形式写了一部《两诲集》（1860），包含60篇故事，重在表现阿拉伯的各种历史、文学知识和风俗习惯。由于仿古痕迹过重，地方色彩和时代特征均较弱。艾·法·舍德雅格（1805—1877）曾应邀在英国做翻译工作，以后在欧洲各游历。他将各国见闻写在《舍德雅格的经历》（1855）中，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教会人士，以及保守、愚昧等社会现象进行尖锐抨击和嘲讽。他最早将游记这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引进阿拉伯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他冲破传统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明显特征。苏·布斯塔尼（1856—1925）以十余年时间翻译、研究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904），不仅进行详细注释，而且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对作品本身、对希腊和阿拉伯诗歌进行充分研究和比较，并对翻译原则和技巧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对阿拉伯文学的扩展作出了可贵贡献。
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加紧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剥削和压迫，控制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造成大量移民迁徙。许多作家、诗人迁至埃及、法国、澳大利亚和美洲，他们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为阿拉伯文化复兴和阿拉伯近代文学的发展发挥自己的才智，作出了巨大贡献。
叙利亚作家艾·哈·格巴尼（1833—1904）在埃及开办剧院，从历史故事和传说中借鉴，创作了六十余部歌舞剧，有力地推动了阿拉伯近代戏剧的发展。叙利亚作家艾·伊斯哈格（1856—1885）翻译过《安德洛玛克》《嘉尔曼》等欧洲名作，是最早介绍西方文学的文学家之一。
特别要提到的是黎巴嫩作家焦尔吉·泽丹（1861—1914）。他在埃及创办了著名的《新月》杂志，并创作了《迦萨尼姑娘》《斋月十七》等二十余部历史小说。这些作品激发了处于外国殖民者占领下阿拉伯青年的爱国热忱，同时标志着阿拉伯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如《古莱氏贞女》以伊斯兰创建初期围绕哈里发权位进行的斗争为背景，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和社会。全书以少女阿斯玛为主线，将重大事件串连在一起，塑造了阿斯玛这一心地善良、不畏强暴、忠于爱情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理想化人物的追求。阿斯玛和她的情人最终葬身于穆斯林内战的烈火。阿斯玛出身的悬念始终扣着读者的心弦。小说重在表现事件和场景，思想内涵显得不够深刻。作家曾于1866年访问英国，他的历史小说明显受到英国作家司各特和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启示。
对阿拉伯近现代文学作出过特殊贡献的旅美作家、诗人（主要是黎巴嫩人），也开始了早期文学活动。纪伯伦（1883—1931）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和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努埃曼（1889—1993）发表了短篇小说《又一年》和《不育者》。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像多数东方国家一样，黎巴嫩处在封建主义社会中。传统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还牢牢地统治着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在家庭、婚姻方面尤为突出，女性往往是牺牲品。作家们多以女性的不幸命运为题材，努埃曼的这两篇小说，表现了因无男嗣和不育给妇女和家庭带来的悲剧，鞭挞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和愚昧无知。如小说《不育者》中的加米娜和阿齐兹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却因加米娜多年不育，为丈夫和家庭所不容，甚至得不到亲生母亲的理解。加米娜被迫与人通奸，生下一子，虽换来了全家的欢乐和重新得到丈夫的恩爱，但加米娜却以一死表示抗争，而真正不育的却是丈夫阿齐兹自己。《不育者》及《又一年》这两篇小说在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被认为是阿拉伯小说诞生的标志之一。
纪伯伦的《草原新娘》由《世纪的灰和永恒的火》《玛尔塔·巴尼娅》《疯癫的约翰》三篇小说组成。《玛尔塔·巴尼娅》中的玛尔塔是个自幼失去父母的农村贫穷女孩，为养父母收养，16岁时，因貌美被一阔少始乱终弃。她流落在贝鲁特贫民区，靠五岁的儿子卖花挣钱糊口，后来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作者对这一被蹂躏的花朵深表同情，对社会邪恶势力予以谴责。《疯癫的约翰》中，约翰是个农民的儿子，放牧时不小心让牛吃了修道院的草，被修道士扣押毒打，母亲被迫用金钱将他赎出。复活节，修道士们布道、宣讲福音。约翰出来揭露修道士们的虚伪、欺诈，遭到逮捕、关押。约翰父母称约翰从小患有疯癫症，才被释放，从此人们都称他为“疯癫的约翰”。作品对封建势力和教会互相勾结、压迫盘剥农民进行了揭露。小说通过约翰用福音的精神来揭露修道士和教会，表明作者早期希望真正发扬耶稣平等博爱的思想。
纪伯伦的《叛逆的灵魂》由《瓦尔黛·哈尼》《墓地的呼声》《新婚的床》《叛教徒哈利勒》四篇小说组成。《瓦尔黛·哈尼》中的瓦尔黛，18岁时由于封建习俗和礼教，嫁给了一个四十岁的有钱人。她虽生活阔绰，内心却充满痛苦，与丈夫毫无感情可言。后来她挣脱束缚，与一青年相爱并结为夫妻。从此，她被人们视为放荡、淫邪。作者对瓦尔黛给予理解、同情、揭露了当时社会流行的老夫少妻、以金钱换美色、用财富买青春的现象。《叛教徒哈利勒》揭露了教会的黑暗，《墓地的呼声》反映了司法的不公，《新婚的床》则表现了一对相恋情人因婚姻不能自主而双双殉情的悲剧。
《折断的翅膀》用第一人称自述。叙述者“我”的父亲与富人法里斯是朋友，因而“我”认识了他的女儿萨勒玛。通过接触，他们互相产生爱情，但大主教却怀着卑劣的目的让法里斯将女儿嫁给他的侄子加利卜。加利卜是花花公子。萨勒玛到他家后未能得到幸福。“我”与萨勒玛定期幽会，双方为能互相表白爱情感到幸福。由于传统的束缚，萨勒玛拒绝与“我”私奔。五年后，萨勒玛在分娩时与婴儿一道死去。
纪伯伦的早期创作多以女性不幸为题材，满腔悲愤地对封建礼教进行无情揭露和控诉，言辞犀利，锋芒毕露。作者往往在作品中直陈胸臆，抒发感慨，对气氛的渲染具有强烈效果。但小说一般故事性不强，多以叙事为主。在近代阿拉伯文学中，纪伯伦的小说别具一格，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久，他的创作即转向散文和散文诗。从1913年至1931年，纪伯伦用阿拉伯文或英文分别写出《泪与笑》《疯人》《先驱者》《先知》《沙与沫》《先知园》等散文或散文诗集。
埃及文学
埃及曾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长期占领，1798年又遭到拿破仑入侵。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对埃及政治、经济和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时印刷所开始出现，如开罗建立了著名的布拉克印刷所，接着各种报刊如《埃及新闻》《祖国报》《旗帜报》等相继问世。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埃及的思想、文化复兴运动。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革。1871年，哲马伦丁·阿富汗尼号召宗教改革，主张通过吸收西方文化来保卫和发展伊斯兰教。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对古老的艾兹哈尔宗教大学的教育实行重大改革，使之与现代潮流相适应。卡塞姆·艾敏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穆斯塔法·卡米勒宣扬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以与欧洲抗衡。这些活动虽未提出重大改革蓝图，带有启蒙性质，却有力推动了埃及社会和阿拉伯民族意识的发展，并且使埃及成为阿拉伯各国文化生活的中心。
19世纪70年代中期，埃及经济已被卷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埃及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外国资本对埃及经济的控制，引起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1881年爆发了阿拉比革命，英国乘虚而人，在镇压了起义之后，于1882年占领埃及，从此埃及沦为英国殖民地。然而，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却成了埃及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并有一批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文化战士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