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鹬鸟声声》讲述一个母亲和两个女儿的故事。她们由于父亲犯罪被处死，只得离开沙漠边缘的农村来到城市。大女儿海娜迪在一个有钱的工程师家干活，工程师对下人毫无同情之心，将女佣作为泄欲的对象，海娜迪被他奸污怀孕。小女儿艾敏娜在一个政府职员家帮佣，主人一家对她很好，她还和这家的女儿一起学习文化。母亲知道大女儿怀孕后，十分恐惧。她决计带着两个女儿返回故乡。途中，她的兄弟得知情况后，便将海娜迪杀死，埋在路边。当艾敏娜了解事情的始末后，便从家里逃出来，重新回到城里原主人家干活。当她得知工程师向主人的女儿求婚时，就把工程师和她姐姐的事说了出来，于是女主人退掉婚事，并将全家搬离城市。艾敏娜几经周折，来到工程师家干活，心中充满复仇的欲望。工程师又企图勾引艾敏娜，她故意和他周旋，伺机报复。在两人感情冲突中，工程师对她产生了好感和爱情。从此他不再去夜总会，不再寻花问柳，心中只牵挂着艾敏娜并终于向她求婚，艾敏娜面对此情，心中也发生微妙变化。她将姐姐的事以及来此的目的一一告诉了他，这更引起工程师对她的敬佩与爱。小说结尾，二人圆满结合。
这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作者描写了当时的社会习俗，希望阻止埃及农村盛行的复仇和无辜的流血，并且以此表明，劳苦阶级为摆脱这种境况，需要作出努力和牺牲，而上层阶级则应表现出善良、人道精神和同情心。海娜迪为了改变自己而靠近工程师，结果失身、被害；艾敏娜在女主人家受到教育，有自尊心，终于使工程师有了转变。在作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阶级差异，建立一个美好、公正的社会。小说结构紧凑，有较强的故事性；情节发展与环境始终联系，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也比较成功。
旅美派文学
一、旅美派文学
19世纪中叶，黎巴嫩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政权，对黎巴嫩人民实行严酷统治，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当时的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属于一个大行政区，总称大叙利亚或沙姆地区，较之其他阿拉伯国家受奥斯曼帝国统治更加直接。在政治黑暗、经济衰败、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毫无思想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尤其是黎巴嫩开始大量向海外移民。一部分人迁徙到埃及、法国和澳大利亚，更多的人则涌向美洲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达到高潮。阿拉伯移民遍及南、北美洲，仅在北美就有50万人。1894年，第一张阿拉伯侨民报纸《费哈》在巴西问世。20世纪初，以阿拉伯文印行的报刊在南美洲和北美洲陆续出现，这为海外阿拉伯侨民文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20年4月20日，在纪伯伦和努埃曼的倡导下，侨居美国的十名诗人和作家在纽约成立了阿拉伯海外侨民文学团体——“笔社”，纪伯伦为社长，努埃曼为顾问。“笔社”的宗旨在于使阿拉伯文学从僵滞、保守、因袭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加强文学与生活的联系，使文学成为民族生活中一个有效因素。“笔社”的宣言写道：“文学家应当从生活的土壤中汲取养料，应当具有远大的目光、缜密的思想、细腻的感情。优秀的遗产是我们灵感的源泉之一，但纯粹模仿只能令文学窒息。为了维护和发展我们的文学，必须面对今天的要求，因为今天的要求和昨天的要求是不同的。”除纪伯伦外，“笔社”其他成员努埃曼、纳·阿里达、伊·艾布·马迪等都是旅美派文学史的重要诗人和作家。努埃曼（1889—1988）是阿拉伯近代短篇小说的先驱者之一，回到黎巴嫩后继续创作。他的短篇小说集《往事依依》（1914—1925）、《豪绅》和《粗腿肚》，中篇小说《天花病患者日记》（1917）和《相会》（1946），文学评论集《筛》（1923）、《纪伯伦评传》（1934）和自传《七十述怀》（1959）等，均是阿拉伯近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品。海外作家和阿拉伯本土作家遥相呼应，向旧文学发起猛烈进攻，对封建礼教、宗教迷信、暴虐不公、贫穷落后等各种社会弊端予以无情谴责和揭露。阿拉伯文学的一股清风，从“山姆大叔”的国度吹起。海外作家们具有崭新内容和形式的作品，不仅在广大侨民中引起巨大反响，还通过《艺术》《旅行者》等报刊传到阿拉伯本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旅美派文学和埃及现代文学流派，是20世纪20年代阿拉伯文学的两个重要现象。
二、纪伯伦
纪伯伦（1883—1931）全名为纪伯伦·哈里勒·纪伯伦。出生在黎巴嫩北部山区布什里镇，12岁时随母亲、哥哥和两个妹妹迁居美国波士顿。他家境贫寒，靠母亲为人织补为生。1897年，他返回黎巴嫩，进入贝鲁特希克迈学校学习，1903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回到波士顿，1905年发表处女作《音乐短章》。在友人资助下，他于1908年赴巴黎朱利安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塑，曾得到艺术大师罗丹的指点和赏识。在法学习期间，他游览了许多欧洲大城市，增长了见闻。1910年返回波士顿，1912年在纽约定居，专事创作。纪伯伦是旅美派文学最杰出的代表，1931年去世，其遗体运回故乡安葬。他一生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创作的主要作品有阿拉伯文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1906）和《叛逆的灵魂》（1907），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1），散文诗集《泪与笑》（1913），长诗《行列》（1918），诗文集《暴风集》（1920）和《珍趣篇》（1923）等；英文散文诗集有《疯人》（1918）、《先驱者》（1920）、《先知》（1923）、《沙与沫》（1926）、《人子耶稣》（1928）、《大地诸神》（1931）、《流浪者》（1932）和《先知园》（1933）。纪伯伦一生的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和叛逆，以小说集《叛逆的灵魂》等为代表；中期偏重精神求索，在尼采思想影响下发出反叛的最强音，以《疯人》《暴风集》等为代表；晚期转向对人类的泛爱，以《先知》《先知园》等为代表。
纪伯伦在写完《折断的翅膀》时，读到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深为尼采的巨大精神力量所折服。他尤为欣赏查拉斯图拉以“超人”进行布道，以致几乎不愿意出版《折断的翅膀》。他认为过去那个青年纪伯伦“已然死去……他的灵魂已转到一个成年人的躯体，这成年人喜爱雄心和才力，爱慕雅致和美，喜欢破坏又喜欢建设，他同时兼为人们的朋友与敌人”。从此，他要做一个“天马行空”似的“超人”，抛弃以往的悲愤、泪水和控诉，做一个旧世界的破坏者。他在许多作品中对旧的习俗和传统进行了无情的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在《掘墓人》中他说道：“让那些只在风暴面前战栗而不与它一道前进的活物和死物全部灭绝。”像尼采宣布上帝已经死了一样，纪伯伦也说：“信仰上帝……不过是祖祖辈辈编排好的陈词滥调。我是我自己的上帝。”然而，在东方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他对传统宣战，宣布上帝不存在，并不能达到他改良社会的目的，相反，会遇到种种新的问题。他曾憎恨人们的软弱、无知和愚昧，发出“我的心负着累累果实，哪位饥渴者来采摘，来消受、来饱享？”的感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挫折、孤寂和探索之后，他决心致力于人们的精神复苏，认为现代文明虽然充满虚假，但必须利用现代文明的成果。只要精神、灵魂复苏，就能把恶变成善，使现代文明这一偶然现象（充满恶的现象）成为通往绝对本质（完全是善的世界）的阶梯。他爱人们，要投身到人们中去，要把“小我”变成“大我”，“你是你自身的先驱。你建造的塔是你‘大我’的根基，你的‘大我’又将成为新的根基”。纪伯伦从“小我”融人“大我”之日，就是他抛弃尼采，抛弃超人之时。他宣布：当黎明升起时，自我们灰烬中升腾的是更强有力的爱，那是在阳光下欢笑的爱，那是不死的爱！他把自己早期和中期的“我”，比作走向另一个新时期的先驱。而在那个新的时期，从灰烬中再生的已不是“我”——“小我”，而是爱——“大我”。这时，他写出了他不朽的名著《先知》。
《先知》用近似诗歌的散文体创作，描写智者亚墨斯达法在离群索居12年之后，即将出海远航。行前，他对前来送别的民众赠言，就生与死、善与恶、爱与美、罪与罚、宗教与人生等诸多问题发表见解。一个名叫爱尔美差的女子从圣殿中走出来，说：“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离别前，我们要请你对我们讲说真理。我们要把它传给我们的孩子，绵绵不绝。请给我们谈爱。”
一个怀中抱着孩子的妇人说，请给我们谈谈孩子。
接着，爱尔美又问他婚姻；一个富人请他谈施与；一个农夫请他谈工作；一个法官请他谈罪与罚；一个辩士请他谈自由；一个男人请他谈自知；一个青年请他谈友谊；一个隐士请他谈逸乐；一个诗人请他谈美；一个道士请他谈宗教；有人请他谈生与死，谈美与恶，谈时光，谈痛苦，谈理性与热情，谈买卖，谈衣服，谈哀乐，谈饮食……他都一一作了回答。
在《先知》中，纪伯伦表现的爱已非表面意义的爱，更不是不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爱，它高于爱人、爱物的具体的爱。它已凝聚成为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从爱出发，完善人的行为，促进精神复苏，建立新的价值，达到理想社会，这便是纪伯伦“大我”之至境。《先知》中所论及的问题，是纪伯伦一生体验、观察、思索的结晶，如上述关于孩子的论述，就表现出他与传统决裂、寄希望于未来的超前意识。在宣布上帝不存在之后，依然对上帝究竟是什么进行苦苦探索。他终于喊出：“我们就是上帝，我们是上帝的气息和馨香——要树叶中，在花朵上，在果实里。”“当你爱的时候，你不要说‘上帝在我心里’，却要说‘我在上帝的心里’。”他终于完成了对他心中的上帝的塑造。他又回到了上帝，但这个上帝已不是原来的上帝，而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上帝。他呼唤一个比“超人”更具现实性的先知——亚墨斯达法，而这个亚墨斯达法不是别人，正是纪伯伦自己。
纪伯伦的创作并不属于20世纪初产生的那种真正的革命文学。世界上一些大作家如萧伯纳、高尔基、鲁迅等都曾受到尼采及其超人哲学的影响，后来都扬弃了它们，成为自己国家有影响的重要作家。纪伯伦的后期创作与高尔基、鲁迅有所不同，但在用文学启迪人们心灵、复苏人们精神、摒弃旧的传统价值和建立一个美好的新社会上，纪伯伦则与他们殊途同归。他在《先知园》中又重复他过去说过的话：“我的灵魂重负着成熟的果实，谁来采撷，谁来快乐地分享。”他更担心自己说出的并非全是真理或还有未说出的真理，因此他允诺大家，如果是那样，真理将再次把他寻觅、聚敛，它将再次回到他身边！这都表现了他对真理至死不渝的追求。
纪伯伦的文笔优美流畅，言词绚丽而具有乐感，被称做水晶般的风格，在阿拉伯文学中独树一帜。他在阿拉伯本土和西方均有很大影响。1931年，冰心将《先知》译成中文出版，使中国读者很早就知道了纪伯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