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就是十年。后来，郭元亨发现师傅经常将一个黄色包衹藏来掖去的，他想一定是一件重要的东西。后来经过一次土匪破门勒索象牙佛时的考验，马荣贵发现郭元亨能在关键时刻坚守住象牙佛的秘密，还能在土匪闯入后机智地将土匪骗走。于是马荣贵不再隐瞒此事，取出精心保护的象牙佛对郭元亨说：“这尊佛像是我们榆林窟的镇窟之物，已经在这里不知道多少年了，现在外面的人都在盯着它，前面的杨元道长为了保护它都送了命。我自觉时日不长，我过世之后，你一定要好好地把它藏起来。千万再不能往外拿呵！你要记住：只要你人在，佛像就要在。即使搭上你的命也值得呵！”时间不长，师傅得病身亡。又过了3年，到了1940年，军阀马步芳的一帮军队进了榆林窟，硬逼着郭元亨交出象牙佛。郭元亨机智地说，“我只是听人说过，但从来没有见过它是什么样子。”匪军软硬兼施，他始终还是那几句话。这一劫难刚刚躲过，又来了一股土匪，也是来找象牙佛的。他们抓住郭元亨和另外一个道人，把他们四肢捆绑起来拷打。经过多次较量，土匪没有得手，气急败坏的土匪竟然残忍地把那个道人开膛剖肚，以此威胁郭元亨。他们毒打郭元亨后，竟然还用点燃的棉花烧灼全身。致使他昏迷多日，大腿和后背化脓生蛆。后来几经他的好友、民间郎中梁克仁医治，总算脱离了危险，但还是落下了后背肌肉僵死等终身残疾。自此以后，郭元亨更加坚定，决心以自己的生命来呵护象牙佛，遂把象牙佛藏到鹰嘴山的一个老鹰窝里。此后，郭元亨机智地挫败了几次抢劫象牙佛的预谋，完整地保存住了象牙佛。解放后的1950年3月的一天，郭元亨穿了一件干净衣服，到踏实乡人民政府报告了自己保存象牙佛的事情，并同他人一起爬到鹰嘴山上刨出装有象牙佛的铁匣子。然后洗干净手，恭恭敬敬地打开外面的绸布，对着佛像叩了三个头，含着激动的泪花，把宝物送到了乡政府。他的爱国行为感动了四邻八乡的群众，县政府嘉奖了他保护国家文物的行为，任命他为榆林窟的文物保管员，还先后被选为乡、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61年又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几十年来，经过专家学者们的一系列考证，认为象牙佛是典型的印度巴拉胡提王朝时期（相当于唐代初期）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品。这件象牙雕像造型独特，只有手掌大小，可以对合。外面雕刻着一尊骑象的菩萨，还有10个人像，表示“乘象投胎”之意。里面两边各有27格，共刻有54个佛本生故事，合计有人像279个，是一件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
更值得一说的是，1937年4月的一天，郭元亨正在蘑菇台子的台地上准备播种。忽然来了一支衣装褴褛的队伍。他们虽然人困马乏，身体瘦弱，疲惫不堪，但是郭元亨却看到他们纪律严明，对人很有礼貌。原来这是由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率领的一支西路红军。他们刚刚从白雪皑皑的祁连山里突围出来。郭元亨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可亲的队伍，深受感动。于是把长期积攒下来的4_多斤小麦、1000多斤面粉、400斤黄米以及20只羊、1匹马、4口袋土盐送给了红军。这一下子就像久旱遇上及时雨，大大缓解了红军的困境，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临走时，程世才在郭元亨所送物质的清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非常恭敬地对郭元亨说：“请道长存好。革命成功之后，必将如数归还。”
1957年，郭元亨因为曾经资助红军和捐献象牙佛有功而遐迩闻名，不久被推选为县、省人大代表。但曾经一度，因他资助红军之事没有证据而遭到过一些诋毁，他当时真是有口难辩。到了1%1年10月，省上安排郭元亨到北京参加宗教界人士会议，县上让县电影放映站的年轻放映员胡琏陪同照顾。胡琏一路得知郭元亨的身世和经历后，深为感动。于是他抱着为郭老澄清问题的想法，试着代郭元亨向程世才同志的三个地址发出了信。以求程世才同志能为郭元亨先生作个证明。连郭元亨也没有想到，1961年12月中旬，他收到一封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的信封，里面是程世才将军亲笔所书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郭元亨先生：
您61年10月3日由胡琏代笔写给我的信收阅。谢谢您在20多年前红军路过万佛峡那种困难情况下对革命的帮助。
信中谈解放后生活有了提高，而您被选为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能为人民做些事情那很好。
关于37年4月间红军路过万佛峡时您的帮助粮食和牲口问题确属实事，我已写信给安西县。特告。
最后，今后如有机会去安西，一定前往拜访。
祝身体健康
程世才（印）
1961年12月8日
同时，安西县人民委员会也收到了一封装甲兵司令部政治部证明郭元亨先生帮助红军的信件。信中说：“经程世才同志回忆，确有此事。在革命艰苦岁月里，郭元亨老先生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除程世才同志直接给郭老先生复信外，特致函你们，作为证明。”
1976年7月8日，郭老先生走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踏实乡逝世，他被安葬在踏实乡与榆林窟之间的戈壁滩上。
“2.7”大案震惊安西
瓜州人与象牙佛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象牙佛已经深深地扎根在瓜州人的心里。
上世纪80年代初，县上领导经常听到“我们的象牙佛究竟到哪里去了？”的呼问。县上觉得有必要把象牙佛请回瓜州。1981年至1983年，副县长裴传哲，县文化馆馆长殷宗仁和副馆长赵存福等，先后到兰州、北京几经查询，得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当时历史博物馆回答说：“这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已经开始风化。县一级的确没有条件保护好它。”无奈之下，裴传哲副县长说：“那能不能给我们县上复制一个？”对方答应了这一要求，特地请了北京象牙雕刻厂一位70多岁的老艺人赵德兴和另一位名叫“刀马李”（艺名）的艺人精心地雕刻了整整一年时间，于1984年12月复制完成。尽管它只是一件复制品，但在瓜州县人民的眼中，依然有着很重的分量，似乎谁也没有把它看作复制品。次年，裴副县长专程前往北京，县上特批准他坐上飞机，小心地把象牙佛护送回县上，先后由县档案馆、银行和县武装部保存。有重要领导和客人光顾时，经过主管领导批准后取出观看，看完后，再小心地立即送回保管。那些年，象牙佛闻名遐迩，要求参观的人们呼声越来越大。不得已，县上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于1985年纪念象牙佛从金塔回归榆林窟80年的日子，在县上举办了专题展览。一万多人前来观看，一时挤破了门槛。频繁的进出，使保管单位觉得这个宝物是一件烫手的山芋，生怕出个差错。这时，省文化厅得知这一情况，要求专车送到兰州保管。从这些过程足可以看到象牙佛在安西县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好办法，县上决定暂由县文化馆保存。这一下成了负责保管的李春元的一件心事。他感到责任的重大，一阵把他藏到办公室室的顶棚里，过几天又转移到别的地方，总觉得不放心。
到了1990年，县上为了满足群众要求观看象牙佛的强烈愿望。在县上领导的同意下，于春节在县城举办了“桥湾城出土文物展”。没有想到，反响依然是那么强烈。负责展出的同志们昼夜看护，生怕出差错。时间过去了好几天，一切正常，大家略微有点松懈。谁也没有想到，就在2月7日凌晨，蓄谋已久的两个盗贼从简陋的展室顶棚挖开一个大洞，下到屋中，撬开铁柜，偷走了象牙佛和安西县另一件珍贵文物——人皮鼓。这宗大窃案不仅使全县震惊，也让酒泉地区公安处吃惊，他们连夜赶赴安西，处长亲自督阵，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摸底排查工作，并对提供线索者奖励3000元，承诺提供最好的工作。经过20个昼夜的侦察，终于将嫌疑犯捕获，后来分别被判了14年和12年徒刑。
1992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经过瓜州，得知有国宝象牙佛，想一睹其风采。经过特批，赵老仔细看了宝物，非常高兴。早已准备好笔墨的副县长许德礼、博物馆馆长张淳向赵老提出请求，请他题写了“安西县博物馆”和为即将展出的展览题写了“东千佛洞西夏壁画展览”的字幅。赵老还诗兴大发，赋诗一首：“安西一路树荫荫，赢得瓜州作别名。济润焦枯生万物，西来始识雪山尊。”
后来，县上领导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在1995年，又请雕刻过象牙佛的刀马李的儿子李万顺，给复制了两件。
学者解读谜点
象牙佛出现三种“身世”
一尊象牙佛，近几百年里几经周折，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也成了瓜州人心中的神圣之物。由于它过于离奇的过程和传说，说法也很多，归纳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约有三说。
游僧带说到过安西，见过象牙造像，还拍了照片。事后他在其《西行日记》中特意说：“断定该件系印度作品，且由此推定必为唐代西游僧侣所携归者。”另一个依据是30年后的1955年，阎文儒先生写了《谈象牙造像》一文，他说：“从造像内外的各方面来看，应该是印度的作品，同时更可说明是印度恒河上游秣菟罗，或是北部犍陀罗地方的雕刻品，可能是中国到印度求法僧人携带回来供养的。”
玄獎携回赠与说
主要依据是我国著名画家、被誉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先生的观点。李春元先生在他的《州史地研究文集》中说：“值得一提的是，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生前依据考证，认为此种造像很可能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历经艰险，途径瓜州，得到刺史独孤达、州吏李昌‘奉事殷厚’，他们冒着被朝廷杀头的危险，当着玄奘的面焚毁凉州都督李大亮奉朝廷之命缉拿玄奘押送回京的通缉令，放玄奘西去，正因为此缘故，玄奘为答谢瓜州刺史独孤达、州吏李昌冒死相救，将印度高僧所赠传世之宝象牙造像敬赠榆林窟，成为镇窟之宝。惟惜常书鸿先生推论无文献记载，不能立为其说。”
对于当时玄奘带回来的物品，孙毓修先生在《玄裝》中记载说：玄奘“于是历览山川，译记故事，几越岁月，返迹神京，得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银刻檀佛像七躯，三藏文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宋云彬在《玄类》中认为玄奘曾用二十匹马来运回经文和造像，瓜州在玄奘的记忆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一路都有热情的接待和随从人员的护送，说明玄奘完全有条件、有可能给瓜州这个他曾经死里逃生的地方带上一件象牙佛作为纪念。
目前一些学者倾向于“玄奘携回赠与说”。瓜州学者宁瑞栋先生认为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首先，玄类有条件带回造像的。象牙造像在印度也是极其珍贵的。以玄奘当时在印度的显赫地位，他也最有条件得到这种珍宝，并能带回。其次，玄奘最有理由把带回来的象牙造像放在瓜州。在瓜州对他有恩的不只是独孤达和李昌，还有第一烽的王祥和第四烽的校尉王伯隆。
蘑菇台子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印度高僧赠奉象征文物象牙造像至大唐未尝不可。榆林窟为丝路佛教名寺，又为中外使节、商贾、僧人朝圣之地，王玄策由印度所携造像人藏该寺亦在情理之中。”
蘑菇台子祭英灵
2008年秋，笔者又一次来到蘑菇台子。这里是瓜州县的最南端，向南就是肃北境内的大雪山。在瓜州通往石包城的公路旁边，几间土红色的简陋平房，修整得干干净净，现在是蘑菇台子纪念馆，记载了西路红军浴血奋战的历史。但此地毕竟边远荒僻，人迹罕到，很少有人光顾。屋后不远处的河谷里有榆林河水流过。河边一片台地上，绿树环绕，田园茂盛。对面小山头上还有一些破庙的遗迹，在房屋前的空地上肃立着郭元亨先生纪念碑。
伫立在郭老先生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禁为他保护象牙佛、支援红军的行为顿生缅怀敬佩之情，也为他坎坷传奇的一生颇生感触。诗人王玉福曾经写过一诗《榆林窟》，诗文说：“涧水长流树常青，艺术不老佛有情。舍生取义悲壮事，人人尽说郭元亨。”是呵，郭元亨先生不仅深深地印记在瓜州人民的心中，他也成为瓜州最有代表性的人文符号。
2009年2月的一天，天色已晚。冬日的太阳无力地躲避在一片灰色的雾霭之中。晚上要赶八点多的火车回兰州。我们四处打听，终于在踏实乡找到了农丰村七组的居民点，想专门拜访一下郭元亨老人唯一的一位亲人，他的外孙胡林庭。在南面一排居民点的第三个大门，我们见到了一位胖乎乎的中年村民。我们上前询问：“请问，这是胡林庭的家吗？我们是兰州来的，想看望一下他老人家。他在吗？”“就是，就是。他是我爸爸。快到屋里，快到屋里！我这就去叫，他正浇水着哩。”他的儿子一阵忙乎，给我们让烟，倒水。院落不大，显得有点窄，北边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为了保暖，特地在房前加了一道保暖的玻璃。屋子里倒也宽绰，但还没有一些居民点上那样的现代化装饰。等待老人的空隙，年轻人给我们找来了郭元亨老人的遗像，他擦去上面的灰尘，让我们仔细端详。正在这时，胡林庭急匆匆地赶到家里，热情地与我们握手。胡林庭的个头不高，满身满脸是土，就连眉毛上也是土苍苍的。虽然说今年已经57岁了，但脸色红润，显得很健康3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郭元亨哥哥的外孙子，13岁那年，我们家里非常贫苦，家境不好。那时，我的姥爷郭元亨也没有个后人照顾，于是我爸爸就让我姥爷把我从老家高台南华带了出来。从此我就跟着我的姥爷落脚到了瓜州踏实乡。”这时，我对胡林庭说：“我还有幸见过郭老哩。那是1970年的冬天，我刚工作不久，安排让我参与搞征兵工作。曾经到渊泉镇、瓜州公社、踏实公社等地抓试点。也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也弄不清楚什么方向和地点了，就听说安西有个名人叫‘郭老道’，说他保护过象牙佛，还支援过西路军，是个远近闻名的老人。我们几人慕名来到郭老的家中。记得他个头很高，穿一身黑衣裳，头戴道士帽，精神还挺好，人很热情。我们在他的家里坐了一会。现在记不得是在什么村子了。”胡林庭肯定地说：“还就是农丰。我们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就是这个踏实乡的农丰大队的七队，当时叫踏实公社，后来叫踏实乡农丰村，现在叫七组。”自从胡林庭到瓜州后，就一直跟着他的姥爷在这一带务农。1976年为郭元亨养老送终后，自己也已经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听说你还保存着程世才司令员写给你姥爷的亲笔信，能让我们看一眼吗？”我们请求他。“有是有，我已经送给县上的博物馆了。”
由于要赶晚上的火车，没有过多的时间叙谈，大家遂在他的院落里合影留念，挥手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