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信除了筒略谈到我当时略有改变的境况下，特意写了长长的一段有关路翎的近况，我还有意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番。我深深了解，多年来，胡风不管处境何等困厄，路翎肯定是他最为惦念和担忧的一个朋友。形象的真实可使胡风获得血内的路翎，胡风对形象有着特别的敏感。我信中说，路翎几乎像一块岩石，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生命经熊熊大火之后留下了一片灰烬。冷冷的，很难再爆出熠熠的火星。我说路翎一家人困窘的生活最近有了些改善。他挂名在剧协，每月可领到80多元的生活费，自此路翎一家人早晨有钱买油饼吃了。我还在信中说路翎为剧协一个刊物看稿子，写不少意见。我没告诉胡风路翎当时诚惶诚恐写的审稿意见。看了委实令人难过，因为与世隔绝多年的路翎，诚实地努力地运用阶级观点分析评论他看的文稿。就像他在狱中服劳役时写思想忙报的文字。从他当时的身心来说，短时期绝对不适于从事编辑工作。首先需要把他的被几乎摧毁了的精神恢复过来，把他失落多年的美好而智慧的灵魂呼唤回来。信寄走之后，我又后悔不该写关于路翎那些惨痛的情况让胡风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竟那么粗心，没有想到他们两人都是被精神的病痛折磨过多少年的人。
收到我的信，胡风回信中，万分感慨地说：“真有死人复活之慨，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别的都能过眼烟云，但一念及因我而受累以至受害致废的心灵劳动的有生力量，总不胜万憾。“他看到我写的路翎近况后，震动极大，”使他大出意外”，多年来我总以为会给他以应有的维护和劳动条件，使他出世时带着难于估计的精神财富与人民相见。“他在倍中还提到路翎在创作中”充满了对贫苦农民的感情“，说路翎的《王兴发夫妇》、《王炳泉的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等小说，”即使到55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胡风对他几十年来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事业矢志不渝，他的热情还是非常饱满而热烈的。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胡风又说：”原来，我只想在余年里依然作一个普通劳动者，但也许要改变主意了。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路翎、柳青。“”心有余力，我也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看到这里，我仿佛又看到当年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那个浑身冒火的胡风，几十年的禁镏，并没有把他的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气质改变一丝一毫，看不出一点消沉情绪。当他回到人间。他不是在避开生活激流停船靠岸，而是准备迎着风浪张帆远航“他要”用去生命“为中国几百年来四个优秀的作家在历史的广场上树立高大的丰碑，他提到的前三位是大家可以想到的，胡风如此器重柳青，如没有经过多年认真的思考，他不会轻易写上的。我只记得50年代胡风以肯定的语气谈过柳青的《种谷记》，说是一部艺术气质纯正的作品。很可随后来又读了《创业史》，受到了感动，引起许多艺术上的思考，他从文学发展和艺术审美的高度。热情地肯定了这位在“文革”中冤死的作家。
胡风还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这几位文坛巨擘。他将从历史广阔的背景深入地评论他们，并通过这些作家的创作历程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得失。经过20多年“井中观天”。非但看不出他有消沉倦怠的情绪；经过沉淀、磨练，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清明与坚定起来。
四五天后，又收到胡风一封倌，主要谈的是路翎，是前一封信的补充。他日夜思念路翎。信中说：“这两天，加深了一个，想法：他是否对访者能发生信任的感情。他和体们不同，是在井中坐了二十多年的。以他的情况，对任何人都是不容易产生信任感的。所以，去看他。不是听他说话（他太难说话了）。说真话，不能有一点失真的表面话。”这段沉痛的话，与其说是他对路翎的深挚的关怀和理解，还不如说是他本人的内心的独自。
他比路翎坐在井中的时间更长，再强悍刚正的生命，如磐的屈辱、孤独、悲抑、渴望也会隐隐地侵蚀着他的心肌，眼神里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冷峻而空漠的光。（这种眼神，我可以从一千人之中一下子认出来。）二十多年，难于望到几只信任的眼睛，听到几句真诚的实话。
胡风的身心经受过几次毁灭性的冲击之后，严重的幻听使他一刻不得安宁。日夜都得听震耳欲聋的斥责声。几年之后，我问到他：“幻听是不是有中断的时刻？”他摇摇头说：“没有，连梦里都能听到。”令人感动的是，胡风1979年下半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没有一句谈到他的病痛和寂寞的心境，当时他没有对人生和世界完全失去信任感。只有绝望之后的冷漠才使人的灵魂颤栗。胡风从来没有绝望过。这封信里，胡风关切地谈到鲁藜和绿原。我告诉他绿原在写诗，他感到振奋。他告诫我们。
“应该不是写‘原理’，是写出我们这时代一些诗人的心灵。”这警辟的话，是他一向的主张，诗绝不能从理念产生，诗只能是与时代脉搏相一致的诗人心灵的律动。胡风最憎恶无动于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形主义的制作又常常在外表上具有精致而炫目的效果。因此更须对它警戒。
1979年10月之后。再没有收到胡风来信，不久之后，听说他住院作前列腺手术治疗，直到翌年春天他到京之前的五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当时文艺界盛传胡风要来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胡风的许多好友都确信无疑。从当时的形势看，他应该参加这个重要的会。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胡风没能参加。他在给我的情中谈到文代会之前，他要诚恳而坦率地向党中央呈送长达儿万字的材料，心情是很开朗的。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这件事，给他刚刚平复的体魄以极大的打击，不久，精神又陷于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后，他的这种椿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1979年的健康水平。
四前面已说过，胡风于1980年春来到北京，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当知道了我可以去看望胡风时，便先用电话和梅志同志联系，约定好去探望的日子。我是上午去的，骑车转来转去，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第二招待所。到门口已是上午10时光景了。梅志同志出来迎我，她对我说：“胡先生两次到门外去等候你来。”梅志同志领我到他们的住处，胡风已立在门内，我们紧紧地握手，他的手还是有力的。我止不住涌出了热泪。坐定之后，我看清了暌别多年的胡风，他的容颜和体态较之我在那次法庭上望到的样于，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真正衰老了：背部明显地驼了，手臂枯瘦了，赭色的面部出现了许多灰斑，但是凝重的眼神里却多了些慈祥和温厚的光泽。胡风穿的一条化纤的半旧裤子，皱皱巴巴，它显然伴着它的主人经历了不步个艰难的岁月（几年前，聂绀弩从晋南出狱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去看望，过去总是衣冠楚楚裤线如刃的小生型的杂文家，也是穿着一身灰乌乌的皱皱巴巴的布衣裳。大概多年呆在牢里的人，容颜与衣服都会被命运涂抹成这个样子。关于与老聂的重逢，我将专文记述）。我的变化想来也是很大的。1955年我刚刚过而立之年，现在是六_卜好几的人了。胡风凝望着我，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我一家人因受他的牵连而经受的苦难感到深深的愧疚。这许多年夹，他常常怀念朋友们，说怀念也会给他以力量。他问到我全家人的近况，问得很具体，我老伴的名字和孩子的乳名都还没有忘记。我对他说，国家的形势莲渐好起来，文艺界也一定会有转变的。我告诉他。王元化，曾卓和我已分别恢复了党籍。他说：“你们这些为党工作了多少年的人，情况本来清清楚楚，早该解决。’我说不但几十人能平反，整个案子也将能得到全面的了结。从他的神情感到他对形势和我谈的问题都并不乐观，他缓缓地摇了两次头。我说的全是真话，表面的安戤性的套话，我决不说一句。胡风说他刚刚写完一份向中央呈送的材料，是有关部门要他写的。这个迹像当然是好的，中央已在认真解决这个案子了。
回忆起来，当时胡风的头脑并没有失去思维的能力。他话不多（我以为这不属于病态），思路总是清楚的，别人向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这几个字的词意是准确而有分量的。我想这是他多年来回答诘难时被迫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没有提幻听的事，大概发病时才出现这个症候吧。至于衰老瘦弱和许多事情你认为毫无问题，他却表现得疑虑重重，对胡风来说，逮都是正常的。所有这些，我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考虑到胡风的身体，我坐了约有一个钟头就告辞出来。过了一些时候，我叉去看望他一次，不久胡风住进了医院。
自此，他的精神就一直没有能再完全恢复过来，几个月后，全案得到了平反，他的神情和心境仍然显得那么沉郁与冷漠，很少主动讲话。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的思维还是清楚的。这时我才相信，他过去说的话，他的神经的确是粗壮如缆绳，并与真实的人生和他在半个多世纪追求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世界紧紧相维系着。
胡风已成为古人，不会再跟他重逢了。但是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或许比某些生者距我们还要近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