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少年时起，我一直认定，葡萄牙是一个很遥远很神秘很空旷的美好地方。她能养育出哥伦布，也一定能养育出许多英雄豪杰。直到今天，我的这个玄想也没有完全消失。前十年，我写过一首长诗《空旷在远方》，写的是我企盼到达的一种诗的境界。我企盼着如哥伦布似的在人世间和精神世界发现一片谁也没有到过的地方，使心灵获得解脱达到最远的海与岸。我在诗里说：
哥伦布是最初克服地心引力的强人
惠特曼是最初克服传统引力的强人
他们是距我们很近
能清楚地望见的神圣的诗人
和发现者哥伦布竟然在
茫茫的大海洋发现一块新的大陆
（应当说它是当时欧洲人没有去过的大陆）。仅仅这一点，就对我产生出极大的魅力。我自小迷恋着向远方捕猎，有探寻神秘事物的野性，这可能与我们蒙古民族的郝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性情和习俗有些遗传关系。哥伦布向海洋探险，我的祖先是在被称为瀚海的沙漠戈壁上向河流和绿洲游牧。不论坐在双桅船上，还是骑在高头大马上，在我的心灵里，都是勇敢的游牧者，探寻梦境的人。今天，在人生和诗歌领域，我已艰难地探索和游牧了半个多世纪，才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我的祖先们发现一片绿洲那样被万里之外的葡萄牙诗歌的魅力所深探地吸引，并且登上了葡萄牙诗歌的岸，圆了童年的那个天真的美梦。
此刻，摆在我案头的是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的诗集《新生》。用了几个清静的早晨读完了这本诗集。一边看，一边对自己说：我真正地遇到了一个知音。虽然我是第一次读他的诗，更没有见过诗人本人，但我和他仿佛心心相印，神交多年了。他不像地理书上的葡萄牙那么遥远，他离我很近，我听到了他的心跳动。诗集名为《新生》，真仿佛是我的诗集的名字。这几年，我如果编一本新诗集，真有可能也用“新生”这个名字。
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文学界事实上存在着一批可以称为“老生代”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大部分是在人生逆旅中经受过各种灾难和风险，到得晚年，对于历史，人生、大自然，以及文学创作有了前所未有的省悟，生命深处升起再生的愿望。一切都经过沉淀和升华，进入了一个与新生无异的美好的生气昂然的精神境界，仿佛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不是童年，却胜似童年。荣格就说过老年类似童年的话。读了《新生》这本诗集，诗人对于人生、大自然以及人间亲情的那种单纯，明朗如海洋一样清澄而宁静的境界，正是一个人生最美丽的港湾。不是为了永久地停泊，而是另一次启航。如果我的这些想法只是玄想，甚至是错误的，是对诗集《新生》的误解，就请作者原谅我的这一番真诚的感情吧。
诗人与我是同龄人。从我与诗人的人生经历、个性以及美学观点来考虑，我们之间肯定有不少的差异。我没有读过诗人详细的传记，而我一生遭受过的灾难，他多半没有经历过。换句话说，他的许多人生的悲欢与创作中的甘苦，我也未见得经历过。但我还是感到了与诗人有不少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因此我才感于冒昧地称诗人为“远方的知音”。
我和这位远方的知音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诗歌风格，他是用一种平静的语言显示隽永的人生哲理，没有夸张，没有回避，没有故弄玄虚，总是那么坦荡而超脱，可我仍然能觉出他从心底涌现出的哀伤。我在创作中，很难逾越疼痛的伤疤，因此写起来难以超脱，让人读着也难过。
而诗集《新生》里只有几首诗让人也感到一些淡淡的哀伤和黑疤的阴影。如《秋天》：
秋天正在路上，
而已经抵达的忧伤在躯体上深深地挖掘，
在伤口中筑巢；
有时忧伤会被雨浸湿，
慢慢地腐烂，
或者留下坚硬黑疤，
很难抹掉。
我和诗人的心里都深深埋着各自的忧伤，是硬的黑疤难以抹掉。但远方知音的诗比我更深沉更有涵养，他没有过多地坦露伤疤和痛苦，只是平静地忍受着深深的忧伤而已。他的这些诗（虽然都不超过十行，我不把它们称作小诗），很像中国古典诗中的“绝句”，既凝练，又有很大的张力。
近二十年来我写过不下三四首有关鹰的诗，我在一种压抑的情绪下写的。我写《鹰的诞生》，《鹰的归宿》，还写了一首《一只跋涉的雄鹰》，写一只在戈壁的风暴中遍体鳞伤仍以巨大的翅羽升向天空。这些诗里流露出了我的悲伤和希望，写得都很长。而《新生》的作者写的鹰（我相信他一生也写过不少鹰的诗），没有一点点我诗里的那种哀伤。《新生》里的鹰是十分美丽的，鹰本是天地之间飞翔的英雄。
傍依着北方冰冷的河，
我与夏天挥手而别。
关于河，有许多人巳道出我的心曲，暹罗的河不属于我。
巴比伦的河也不属于我，我是一只青春的鹰，只驾驶另外的气流，只邀翔另外的云天让我燃烧着飞翔吧。
这是一首多么年轻而高远的诗！谁会想到这是出自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之手（年龄是我估计的）。这首诗充满着上升的和燃烧的力量。“只驾驶另外的气流，只邀翔另外的云天”，把鹰的世界拓展到了无限高远。这只青春的鹰，寄托着作者的企望永远腾飞的理想，当然我也有远方知音的这种精神追求，否则我不会对鹰这个巨大的腾飞的意象如此地人迷。我把鹰的飞翔写得太沉重，看做“汗血鹰”（天空的汗血马）。诗人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的确具有鹰腾飞不息的心灵，而且飞得很高很远，他在《即使身在废墟》里有四行诗，也令我震动：
心里的阳光迟迟不愿死去，即使身在废墟。
它是秋天华贵的丝绸，它是甜美，是舌尖上的盐粒。
这四行诗给人以宁静和安慰，像一位老朋友对自己的祝福和激励的话。没有丝毫悲伤，心里有阳光。
费尔南多，马丁纽对诗人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的诗作如此评介：“他不属于当代任何一家文学流振，但他并不漠视这些文学流派的存在，他的作品与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思想总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与反抗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期间统治葡萄牙的法西斯制度的新现实主义更是合拍。”
我很理解这段话的历史性的深刻含义。我与诗人都经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与火的洗礼，对法西斯的黑暗，曾进行过斗争。我们活得并不轻松，但很真诚。在对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中，似乎也有相近似的地方。诚然我在我的探索之中，众多流派的诗也给过我许多启迪和力量，却也像我的远方知音，在审美意向上采取吸收包容的态度，不愿归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流搌，希望写得更加自在，更加能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即使并不完美，也是自己的声音。
关于诗的一次发言——一九九六年夏在日本一次诗歌座谈会的发言片段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前桥市与诗人谷川俊太郎。财部鸟子等座谈当前诗歌创作时我的发言摘要：
（一）
香港诗人黎青看了我送他的《牛汉抒情诗选》后，对我说：“你的诗太痛苦了，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写些幸福的诗。”他是诚恳的，是好意。但是对我来说，我的诗的情调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了。这许多年来，我的诗没有一行甚至一个字是甜蜜的。（这几句话得到谷川俊太郎的认同。他说：“我也一样。”事实上，就人类的整体处境而言，有良知的诗人，不得不陷入痛苦思索的境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包括“文革”在内，简单说，我一直被动地活着。有战争，就有流亡，就得流血，你被监禁，就没有自由可言。几十年来，诗和我一起受难。我多么渴望走出历史的阴影，而希望却只是梦瓣中的远景而已。因此，我的诗中的痛苦，既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我个人充满了血泪的一段经历史，戴粟的诗句真实地显示出编年史般的人世沧桑。
（二）
台湾诗人杨平问我对八十年代中国年轻诗人欧化现象有何看法？我回答说，“向外来优秀文化学习，吸收养分，这是历史的自然过程，不能说错，包括模仿在内。年轻的诗人正在成长，他们自会从中慢慢地调整自己。他们在我看来尽管只有几十个人，却不仅继承了中国新诗的传统，还继承了人类优秀诗歌的传统，这个诗歌发展过程和变化是非常伟大的。朦胧诗不能否定就是这个缘故。
（三）
最近，北京市诗歌界有些人说，学外国诗不好，要学中国传统。这当然值得研究。但他们说的传统是五十年代的，他们要恢复那个可怕的历史时代的“政治第一”的创作和批判标准。当今诗创作本身的确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突进，但决不可全面否定，更不能回到五十年代。
（四）
杨平说，最近台湾大学校园诗人，大都不再看前辈诗人的诗，能吸引他们的是三四十岁的诗人的作品，问我大陆的情况如何？
记得我说了一句话：“这是不对的。”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有做详细回答。谷川俊太郎同意我的这个态度。
（五）
座谈会上大家热烈地探讨世纪交替时期诗歌的走向和期待。谷川俊太郎说：“诗已渐渐地世俗化，扩散到各个角落，诗越写越难，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大。”我就这个话题发言说：“中国一直希望一个时代有一个两个大诗人，像面旗帜似的，这是过去的一种神圣的观念，仿佛没有旗帜就不能前进了。我现在认为，以后写诗可能会变得复杂化，多样化，如自然界的现象那样，自自然然，非常生活化，决不可去规范它。我期待着如荷尔德林说的，“人们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