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为给我们兄弟几个盖房，我爹我妈几乎耗尽所有积蓄、耗尽全部精力。轮到给我盖房，我已经上了大学，未来的工作去向未定，那么我特别需要在村里的几间房子、一处院子吗？但老爹老妈不容分说，非要一视同仁给我们三兄弟盖起院子不可。
那一年土地局来人丈量宅基地要办理土地手续，填写四至尺寸、进路几米等等内容。发放土地使用证的时候，三份使用证，一律写上了父亲的名字。父亲心安理得地把那三份土地使用证收藏起来，我觉得挺好玩。我太理解老人的心思了，这与把持家产财权并无关系，这就和盖房上梁时大梁那里写上父亲的名字一样，那是他身为父亲完成了自身使命的一份自豪与荣耀。他将在适当时候，将写有他名字的土地使用证交给我们，那将会有个郑重的仪式，那将是做老人的最庄重的一份赠与！
古来文人说到“求田问舍”，贬斥那是不求上进没有出息的表现。辛弃疾在他的《水龙吟》中写道：“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但祖祖辈辈的农民们，温饱之外，不求华堂广厦，几乎要拼尽一生的汗水力气，建造属于自己的庭院房舍，看去并不那么华美的屋宇下，容含放置了多少平头百姓的人生理想？
民居形制，自然是因地而异，但大家源自内心的那种热情和希冀却毫无二致。咱们省代县、五台、定襄一带，佛庙林立，当地多有能工巧匠，匠艺世袭，代代相传。当地百姓将盖房起屋视为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又有建筑参照、匠艺支撑，当地民居质量就相对较高。房舍大都按中国传统营造法式来建造，正屋起脊双出水硬山抱厦明三暗五开，东西两厢卷棚三间开，南房称为“倒座”，略低于正房，但也是抱厦出檐；大门称为“廊门”，硬山出檐，搏风兽头，砖雕照壁，格外讲究。这样的房子，这样的华堂，放置在一个乡下少年的梦里头，这个梦一做便是三十年四十年，大致到他当上家主娶儿嫁女时才可以实现。为了这个梦中的华堂变成现实，日常的生活节约用度俭朴到极致。所以那一带的老百姓说自己，“住的是庙，吃的是料”。俭朴的现世生活对应了奢华的梦想，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因果逻辑？
张：其实，顺民你提出的疑问其答案就在你的叙述中。说到底，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一个所有制的问题。流尽血汗、花光积蓄，用来买房置地，因为他坚信这是他用劳动得来的私有财产。有如环环相扣永不断裂的链条，从父辈继承来的土地房产，将通过自己的手，遗留给自己的子孙后辈。
帝王事业，一统天下，乃至让什么思想的光辉照遍全球，那是伟人和政治家的梦。生生不已的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想不了那么多那么伟大，但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就是自己用血汗换取的这点私有财产不受剥夺侵犯，能够传给自己的子孙。一辈子省吃俭用，也要盖起一处看得过去的房舍，这是为什么？他们凭什么不去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挣下的和省下的，原来都是自己的。
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这点梦想，可以评价他平庸，贬斥他自私，可以不断念诵语录教导他们“要狠斗私心一闪念”，事实证明绝对没有用。违反人性，违背天理人情，任何狂想都将破产。
民居的礼法秩序
鲁：山西内陆相对干旱和封闭，村落古建保存相对完好。由于经济、文化交流的半径与轨迹不同，晋北、晋中、晋东南和晋西、晋南的民居可谓各有千秋，体现出博大的开放胸襟与吸纳姿态。如果付诸讨论，将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而且是一个大话题。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山西众多的古村落无一例外给人一种自成格局的秩序感。村落整体规划，单体院落排列，公共设施布置，给水的水井，排水的龙道，公共通道的街巷，无论是山间一姓村落，还是动辄千户的大镇，那种严整的规划性与秩序感往往让人瞪目结舌。任是朱门豪宅，还是寒门小户，都自觉地维护着这种秩序，谁都不会多占谁一寸，多抢谁一分。尤其是公共设施，比方庙宇、戏场、龙道、街巷，更不会有人打主意。不必往深里推究，维护这种秩序的，当然是宗族、行帮、商会的力量，其实更主要的怕还是房屋与村落的归属权问题，每一个村落就像一个会思考的大脑，公共设施与私家宅院之间的关系被处理到恰到好处。
张：山西的民居，相对华美一点，具体到村落布局，相对规整一点。但放眼全国，你说的那种整体秩序感是所有中国乡村的共性。正如我们常说的锦绣中华，敢说何处不锦绣？那是农耕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秩序。一个村落，构成了一个自成格局的乡村社会。从礼仪规矩到建筑布局，从心理层面到社交规范，体现出的或共同维护的是社会结构的和谐。传统乡村社会的和谐是什么？首先是一种善，一种相濡以沫的大善，由大善进而生出大美。
古来乡村，家庭与家庭之间有没有贫富差距？恐怕那是必然的，甚至是绝对的。你富裕，只要你的财产是祖上遗传或者是居官经商得来，是通过自己的勤劳节俭积累而来、并非巧取豪夺而来，你就应该富裕。富裕不是罪过，倒恰恰是一种荣耀。如果你不是为富不仁，而是富而有德，你将受到村民邻里的尊重。你可能变成一位乡绅，为人处世处处做人表率，从而赢得了领导村落风气、臧否人物、调解纷争的权力。你贫寒，这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穷而有志，奋发努力，照样会赢得村社的尊重。
鲁：咱们谈的是买房置地，一个房，一个地，包藏了太多的秘密，蕴涵了太多的文明基因。
从小处而言，比方说你说的盂县当年盖房要请风水先生进行测量，大到一个村落整体规划，小到单体宅院房屋布局，风水观念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村有一条自古就有的龙道，用于雨季泄洪之用。关系到全村家家户户的雨季安危，几十年没有人打这条龙道的主意，有的倒是一种自觉维护。那一年，龙道近边一户人家自作主张，贪占便宜，随便扩展院墙将龙道包了进去。虽然没有影响龙道排水，但这般行径破坏的是一种乡村规范。结果是舆论大哗万人指斥。第二年，这家的户主，莫名其妙淹死在茅坑里。村里阴阳解释说，那宅子压了龙道，正好压在龙尾巴上面，龙摆尾，不得了。后来，他家赶紧把院墙后退回原址，这才从此一家安宁。
张：所谓风水堪舆，古来是一门大学问。究其根底，那是北温带气候条件下农耕文明具体化到居住文明的理念体现。风者，讲究背风向阳，水者，既要水流畅达又要避免水患。这一套又与天人合一、仁道和谐结合起来。阴宅、阳宅，大致一个道理。所以，古来任何风水堪舆著作，其开宗明义都要强调：欲求阴地好，先要心地好。
只是，这样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被一般风水先生给简化了或者是神秘化禁忌化了。看似没有道理的乃至几分迷信的说法，背后隐含着大道理。
鲁：讲究风水仅仅是维持村落建筑格局秩序的一个因素，应该还有其他因素。正如你所说，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年，没有庞大的乡村政权机构、没有强悍的城管队伍、没有暴力拆迁，那样和谐的秩序仿佛来得有些不可思议。显然，这里确实有一个财富归属的顺序问题，是先私后公，还是先公后私，是私有基础上的公有，还是公有范畴里的私有，体现出的秩序大不一样。网上经常披露，什么地方的村镇机关办公楼，往往耗资上亿，豪华排场堪比白宫、白金汉宫，孩子们却在破烂不堪的危房里读书。这叫什么秩序？叫人如何评价？这又将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张：一家一户的院落，鳞次栉比，经由街道网络有序组合成一个村落。这样众多的村落，无论贫瘠偏远还是富庶集镇，各自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而所谓城市，城也市也，城阙伟岸标志着农耕文明托举的辉煌，市场应运而生便利着人民的商品交换、文化交流。城市格局，实在就是村落建筑规制的放大罢了。
除了村社建筑布局的整体和谐，具体到每家每户，血缘家族，中国式的典型民居四合院或者高第连苑、家族堡寨，其内部的建筑格局也无不与宗法社会的礼仪秩序极其吻合、相辅相成。
还拿我们老张家来举例说，新院落成，由我父亲主持家族内部重新分配住房。四伯、五伯留在老院。几孔窑洞是上房，分给五伯；东房曾经是太奶奶的住处，供着家堂神主，四伯住下也很风光。西房一分为二，两家分别做了厨房。那眼窑洞还是牛圈，牲口算大伙的，四伯是张家赶车扶犁的把式，负责照顾牛驴。
上街的新院，大伯负责供养奶奶，在奶奶属于“夫死从长子”，大伯自然住了大正房。长孙宝山结婚成家住在正房西侧的耳房里。往下，东房为上，分给二伯；西房为下，分给三伯。七叔是小儿子，住了南房。
三间大正房，内部格局也分出了档次等级。房间里靠西，用通高雕花隔扇隔出一间内室，作为奶奶的上房。别家的火炕，一律烧柴；只有奶奶的火炕，专门盘了地火，是烧煤的。普通农家，说是显出了尊卑有序一点都不过分。
我在奶奶身边生活了十年，就一直睡在奶奶旁边。大伯叔叔，婶子大娘，对奶奶的孝顺是村里出了名的。这样的状况与后来的孝道崩毁不可同日而语。我好生想过这个问题，孝道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吧，孝道的存留与否，说到底还是所有制的问题。老张家当年拢共有七十亩土地，爷爷掌家，村里习俗老人在世是不兴分家的。兄弟妯娌，没有分到土地房产，谁个不得好好表现？当然，另外的道理“老子养儿，个个有份儿”，爷爷故去后，土地是一个儿子名下十亩。好儿赖儿，一视同仁。
奶奶活到1964年，村里早已合作化。但奶奶威风不倒，儿子媳妇照样孝敬。这中间确实也有个经济基础的缘由。我父亲为主盖起的二十间新房，包括老产，房契始终把在奶奶手里。
近来，几乎是全民关注社会的养老问题。
国家占有太多的资源，就只好将所有的问题都扛起来，必然出现的是大政府、小社会，乃至将民间社会挤压到几乎不存在，民间自组织能力消失殆尽，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极难解决。
买房置地，天经地义
鲁：“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教科书里的这句话值得探究。
前些年，我曾做过很长一段时间1947年晋绥地区土改的田野调查。调查的过程，也是我渐渐看清土地制度症结所在的过程。曾有的土地制度，维护自古而然的“耕者有其田”。谁家有了积累，尔后买房置地，属于天经地义。
从太原往西，过黄河不远陕北的米脂县有个杨家沟，是陕北“财主”集中的一个村落。这是一个以马姓为主的大村，全村全族竟然有55户大地主。1942年张闻天到村里进行调查的时候，这个庞大的家族已经延续到第五代。杨家沟有一个马醒民，他是上世纪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大学毕业，恰逢陕北持续数年的大旱，这个时候，马醒民开始按新潮的建筑学理念来指导兴建自己的宅院。中式窑洞，西式结构，整个工程从1927年一直建到1937年，一处宅院建了十年时光。要不是抗战军兴，工期可能还得拖三四年。后来大家才恍然明白，他之所以把工期拉这么长时间，纯属故意，为的是让周围乡亲们每天至少能够在工地上有一口饱饭吃。这是一种类乎以工代赈的善举。当然，与许多为抗日战争付出惨烈代价毁家纾难的开明士绅一样，马家的善举非此一端。所以到土改时候，村里人都叫他“恩德财主”，连贫农团都拒绝斗争他，马醒民幸运地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这个家族和山西许多大院家族一样，说是大地主，其实并不拥有多少土地，都是连续几代因经商而致富。致富的同时，不仅造福一乡，而且大多供子弟读书求学，极具新潮眼界，思维开明。当然，许多大院家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外头发了财之后，无一例外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不惜血本起房盖屋。这无疑印证了你关于国人财富观念的论断。中国人好说“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说起来那叫底气十足。富可敌国的豪商，功高盖世的巨宦，在外边挣下金山银山，都无一例外要回自己的故乡投资。用根呀脉呀这些浮泛名词怕是解释不了此种现象，这里头蕴涵着非常复杂的一以贯之的乡村财富私有观念。推而及之，如今一般百姓都没了土地，唯一能够传给子孙的不动产恐怕只有他手里盖起来的房产，那么大家对于起房盖屋的无比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在大政方针制定之初，为了国家工业化而行“剪刀差”，包括党内的经济学家，对此也早有不同意见。人为划出一道鸿沟，割裂乡村与城市，只夺只取而不思回报反哺，教训太多。而自古以来，广大乡野托举起辉煌的城市文明，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则是同步进行的，几乎是一件事情不可分割的两面。古来四民，是为士农工商，农民受过后来这般歧视吗？古来官宦致仕，归老林泉，或者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高唱归去来辞，他们的根，他们的身心归宿之处，是我们看到的当代农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