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陈志华在考察山西古村落的时候，他感叹于山西古村落建设的精美，感叹于山西古村落的建筑文化含量之高。谈到这些古村落的建筑，他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叫做“在乡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还有别于我们说的“乡绅”。“在乡知识分子”包括通文墨的商帮掌柜、致仕官员、落第秀才为主体的私塾先生，他说是这些在乡知识分子使山西的乡土建筑具有了文化含量。他说的很有道理，商帮掌柜以会馆建筑为蓝本，把不同地域的建筑风格带回故里；致仕官员有足够的权威、相当的眼界，对乡土建筑进行整体规划；落第秀才又可以在乡土建筑的装修风格上出谋划策，增加浓厚的书卷气息。而这三类人有机结合，又有足够的财力把构想的蓝图最终落在地面上。
不独山西，其他省份有模样的乡土建筑也莫不如此。
但是，陈志华先生忽略了“在乡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丁忧”守孝回乡的在职官员。这一类传统知识分子在乡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二十七个月，但他们对于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影响要大得多。
张：“在乡知识分子”，应该是外来或自创的名词概念吧。西方人概念多，层出不穷，搞得中国学者亦步亦趋，仿佛中国词汇不够用似的。其实，中国古来的“读书士子”这个概念就非常好。涵盖率非常高。你上面所列举的几类人物，商帮掌柜、致仕官员、落第秀才，岂不都是传统社会受人尊重的读书人。最关键的是，过去的读书人，无论有无功名、是否另外精通算学建筑学天文地理医科杂学，他们首先精通国学，服膺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仁道。作为丁忧的官员，学识眼界超乎常人、修身律己宁为表率，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故里的补偿反哺，一定是全方位的。
我前头说过的籍贯盂县芝角村的王珻先生，由于服务过同治、光绪几个皇上，乡人鼓吹为三朝元老。又由于距离当代较近，传闻也就比较丰富。
盂县的县令，不过是个七品官。但所谓“灭门的知县”，掌管一地刑法政令，官员素质高低，爱民还是扰民害民，区别甚大。盂县历任县令，当然也有好官，老百姓自然传言许多其人爱民的故事。我讲一个昏官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河上行船有纤夫拉纤，但在盂县，普通老百姓也知道拉纤的名堂。正是那个昏官，平常下乡视察之类，有轿子乘坐。朝廷定例，这也罢了。但这个家伙下乡，要搞得地动山摇，要向沿途乡里派差。四个轿夫抬轿之外，他要抽调八名农民青壮，在轿杠上拴上绳索拉纤。说是这样乘轿犹如水上行船，有飘飘欲仙之感。派差扰民，懂得律条的人知道这人是违反规制，坑苦农人。老百姓嘛，庄稼地里骂朝廷，发发牢骚而已。如此消息传到回乡丁忧的王珻老先生耳朵里，老先生懒怠上县衙与他费嘴，自己一身短打，带了一条绳索就随同壮丁们立在了官道上，等候大老爷到来，给其拉纤。
那昏官县令岂不作死，看见芝角村外官道上来的人里有一个老汉，好生恼火。发开官威，转着官话，训斥开来。跟包的师爷班头，认出是王珻老先生，七品县令当场就汗如雨下，觳觫打战筛开了糠。打躬作揖，叩头在地，农家说话是“作揖就像摇辘轳、磕头好比鸡啄米”。王珻老先生断喝一声：小小县令，如此扰民！老夫无暇写本参奏，你自个写个呈文，递到巡抚衙门，辞官回家吧！
事儿不大，其中传达出的消息耐人寻味。有人说孔子何不出仕为政，孔子引用《书经》岸然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尚书》有言，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用这种风气去影响当政者——这就是从事政治，何必一定要为官才算从政呢？孔夫子的为政观，那才是天下己任达观入世的博大情怀。从这样的意义上讲，贪官狗官除外，称职官员丁忧还乡，本身便是广义的从政，何况还要关心民瘼、督察地方官吏、热心桑梓种种公益事业。
鲁：官员丁忧而泽及桑梓的事儿，我来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河曲县清代一名进士叫黄宅中。这个人的名头并不大，仅仅做过贵州大定府的知府。河曲县早在清代康乾之季就开始有走西口的人口迁徙，但是关于当地走西口的原始记载少之又少。前些年我做走西口的考察，忽然在清光绪版《山西通志》里发现一条记载，这条记载就引自黄宅中写的《边墙考》。他考证的是明长城山西镇的长城建筑年代与规模，最后他感慨于蒙古族因为汉人大批进入草地，也渐渐丢掉了游牧生活习俗，建房起屋，聚村成镇，口里口外，也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个话说的是清同治年间的事情，对于走西口移民迁徙的研究当然很重要。
后来，顺着这一条线索，开始接触到这个人其他一些文字材料，就是河曲县旧县海潮禅寺里由他撰写的碑记，他的书法也好，文字一派桐城古文气象，就是放在清代小品散文里也是不可多得的上品。他居丧“丁忧”凡两次，共六年。期间，主持了旧县城许多庙宇，包括海潮禅寺的修葺与增益事宜。《边墙考》也应该是他“丁忧”期间整理乡邦文献留下的文字。
他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是因为“丁忧”制度在操作层面上的规定。他可以静下心来，无案牍之劳形，无丝竹之乱耳，思亲感恩，他能够把对父母的情感倾注在故乡热土。
可以想象，他对当时相对闭塞的山乡的文化影响有多大，因为他带回来的无疑是主流传统文化最新最有权威的信息。
还有一个，就是晋东南郭峪村的王国光，这个人是鼎鼎大名的陈廷敬的老师，做过康熙朝的内阁大学士。我去年写《山西古村落》电视脚本，在阳城县沁河流域的古村落，发现到处都有他的痕迹。当然，沁河流域古村落像王国光这样的士大夫有很多。这样一些重量级的文化人不可能经常回乡省亲，能够长时间待在家乡，也只能是在为期二十七个月的“丁忧”期间。地上的建筑会说话，不必多进行考证，没有他们进行组织、策划，沁河流域那些让人惊艳不已的古村落的存在简直就说不通。
丁忧在过去法律上是对官员硬性的要求，一方面，当然体现传统社会“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但在客观上，它对于乡村的文化建设，甚至经济、政治建设起到的作用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事实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一制度本身，为乡村与庙堂之间开辟了一条很宽的信息通道，至少在文化层面上，形成一种城乡之间、庙堂与江湖之间信息相对称的格局。所以，游走在这些古村落，你真是感不到一点点精神气质上委琐与自卑，相反，感到的是一种坦坦荡荡的自信。
守孝三年与桑梓情怀
张：是啊，国之四民士农工商，富国首先富民，我们古老的乡村又何尝像如今一样落寞凋敝？作为当代的读书士子，我们除了尽量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可做的事情正多。包括我们两人对谈“礼失求诸野”，也应该属于极为有意义的事情。
我从来不曾从政为官，不敢与古来丁忧的官员相比。但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经过了父亲的三年之丧，眼下尚在母亲的三年丧礼之中，倒也有些个中体会愿意说说。
乡里俗话讲：有父不显子。父亲生前，一辈子下苦流汗，一辈子扶贫，对我的大伯叔叔和堂兄弟们无私资助不遗余力。对老家红崖底的公益事业，也总是尽力而为。客观评判，这是从孝道从家族观念滋生出来的一点觉悟。
还是在父亲辞世当初，我大嫂突然无心间冒出一句话：老爷爷不在了，你这就长大了！我当时五十五岁，听到这话便是一怔。随后，在父母的三年之丧过程中，我和红崖底整个老张家的联系不经意之间就紧密许多。关注各家生存状况，给予若干有限的资助帮忙，成为题中应有。我自个给孩子们总括交代：爷爷不在了，老人家一辈子扶贫的任务扛在我的肩膀上了。
无须细说，我只拣紧要的介绍一点。
大哥宝山，小小下苦养家，扛着一个驮锅，突然患了半身不遂。不说他个人遭罪，大嫂该有多大辛苦？但凡见面，八百一千的，我历年资助早已过万。父亲用了一次的轮椅，运回老家给了老大，物尽其用吧。
二哥靠山，先是二嫂乘坐拖拉机下地，一道斜坡上翻车竟被砸死；二哥年近七十，上平定去打工，冬天落雪路滑，摔成了粉碎性骨折。我少不得也要帮忙找人处理事故，钱财支持。
老五闰山，顶替七叔上班是我给办的。说话间快到退休了，得了直肠方面病变，半腰间开了一个口子来排泄粪便。
老六李山，自己下煤窑砸断过大腿，儿子学龙下煤窑砸断了小腿。李山在《内陆九三》电视纪实片中呐喊：没办法去下煤窑，最可耻！后来，儿子学龙被煤矿冒顶活埋，挖出来休克十七天。李山自己上厕所，大风吹落树枝又敲开了头颅。
老八苏山，前面说过的那位苏州货，打发了我五大爷和五大娘，给两个儿子完婚成家，算是不愧五大娘抱养恩养一回。背着一身饥荒着急打工赚钱，打工头一晚，走进没有任何标记警示的废弃煤窑矿井，活活摔死。
老九锁山，自小是个小儿麻痹。“文革”中来太原治疗，我父亲全盘负责。老爷子大跃进砸断腿，自称老拐子，所以对锁山这个小拐子最有感情。那么，招呼这位小兄弟也就成了我的职责。
简单说过老张家，再粗略说说红崖底远支旁姓。
一户姓赵，等于无后了。赵老三从张家抱养一个儿子，也算顶门立户。这后生颇能下苦，但也喜欢翻墙头。翻到谁家了？翻到了田家。
田家在村里只有两三户。田金福一户，独子，两个孙子。一个孙子骑摩托出村，在公路口上被撞成植物人。植物人的一对双生子，偏偏又是那种进行性肌肉萎缩症。到读书年龄都不能走路，成天歪倒在炕头，到十几岁双双毙命。另一个孙子是木匠，老婆和赵家后生有关系；这个孙子戴不起一顶绿帽子，抡起木匠斧头，将奸夫砍成一地杂碎。木匠于是去服刑，判了死缓。
老田家这般光景，还怎么过？农家小户，又不懂得什么政策。父亲头周年，我立即打电话给县民政局长老高。老高喜欢文学，对老张几分崇拜尊重，马上当一回事情来办。
老田家得到救助，老赵家怎么办？赵老三老伴是个寡妇，抱养的儿子被杀，媳妇也成了寡妇。小寡妇是四川家，抚养几个孩子之余，还坚持暂不改嫁，一定要给老寡妇婆婆养老送终。父亲二周年，我又得给老高打电话，报告村中情况，希望民政局按政策予以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