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位文弱书生，在我们那样一个文气淡薄的村庄里享有如此高的威望，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有赖于乡间自古而然的传统。
张：我们红崖底究竟出过秀才没有？成了一件疑案。村人有的说，当年某某先人是进过学的。有人则说，某某先人进学是进学了，但县学派出前来报喜的公差却没有进到村里来；原由呢，是外村妒忌使坏，吓唬那公差说沟里有老虎。我仔细看过本村若干庙宇的古碑，寻常村中重修庙宇立碑，撰写碑文者一定会写明他的功名。然而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冠以“生员”的人物。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村当年就没有读书人。一定有少数家境较好的户头，子弟们下过读书工夫。没有考中秀才，或能求得一个反证：当年考取功名相对严格，决无滥发文凭的弊病。
拿我们老张家这样普通农户来说，我的曾祖父曾经是我县最大字号“大有乾”的掌柜。我的二曾祖，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在盂县和平山买卖行都是写过牌匾的。家传的褡裢、口袋上，有他留下的字迹，那真是有如官版雕刻的一般。大姑留下的花样上，奶奶保全的祖传契约上，都有先人们当年的字迹，毛笔字的功力只能用令人惊叹来形容。曾祖父当掌柜的那家生意，后来却是破产了。根究乡间若干家族的历史变化，实在能够折射出清朝帝国的败落趋势来。
我父亲读冬学，追述时光该是1930年左右。先生是从苌池村请来的一位老秀才。老秀才乳名“黑子”，人称黑先生。孩子们上冬学，遵从私塾老规矩：书房当央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家要先给夫子牌位鞠躬行礼，再给先生行礼，然后就座。大家读书读什么？就是传统的“三百千”。当时的民国政府，开办新学，是不许读经的。但黑先生不管那一套，村人也反对那一套。红崖底的冬学，虽是民间私办，但国民小学又寻常要来审查课目。所以，家家还得给孩子们买到新学课本，上级机构来人审查时，大家咿咿呀呀念几句白话课文。白话课文，也有效用，比方我父亲就记得课文上有这样的话语：“香港是我们的领土。”
我小时候无书可看，堂兄们的小学课本早已替他们背会，剩下的就是奶奶保存下来的一本古版线装《三字经》。保全这样读本的，绝非我们一家。于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农民，都对孟母择邻、孔融让梨、黄香孝亲、苏老泉二十七发愤读书、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之类故事，耳熟能详。
到我念书的时候，教材早已焕然一新，教书的老师也不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先生了。但农民崇拜文化、尊重文化人的风习依然。破坏这种良好风习，让善良的农民渐渐醒悟最终彻底寒心，那是后来的事儿了。
“无人不入校”
鲁：张老师你说当年红崖底办小学，你父亲等人买回洋鼓洋号，置办那样的教育设施，在山村小学可谓足够隆重。折射出的是村人对教育的宗教般的敬重情怀。
我参加工作之后，所在的学校，听说最早是当年一所德国教会办学的旧址，后来做了民国的完小，贺先生就曾在这儿教过书。虽是旧址，能够看出那时候办学的华贵隆重。两个教研组共占一进四合院，四合院不大，但很标准，院中间有花台，东房檐下植有一棵国槐。因为要建新教学楼，旧院拆迁，我们整理里面留下来的东西，除了旧课本之外，有成捆的法币，有许多理化实验仪器，竟然还有一架废弃的钢琴。时在1987年，老师们居然没有一个人认得出那是一架钢琴，摔来摔去的，我看到一排琴键才认出来。
看到民国时候的小学教育设施，真是让人惊叹而感慨。
去年力群先生去世，张小苏老师写文章纪念，说力群晚年好打网球，打得非常之好。小苏老师从来没见老汉练过网球，问他什么时候学的，是在上海还是延安？力群告诉他说，是小时候在灵石山村的国民小学上体育课学下的。
这是题外话，但可一窥当年政府与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过去一直以为，我们那地方莫说大知识分子，就是识字的人也没有几个。后来才发现错了。我们县在民国时期，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人有的是，读山西大学、并州大学的更有几十名。像贺章甫先生选择去读国民初级师范，已经是贫寒子弟的选择，县里还有像徐向前那样远赴南方去上黄埔军校的。
张：历史由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建造，又由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见证。我算哪一代人呢？曾经的概念表述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于是，上面几代人的叙述，与我自身的目击体认，就组织结构成为我对某段历史的全部证词。
一个从来不曾出过一名秀才的山村，都有那样浓郁的尊师重教的风习，集镇地面、县城省城当年的文教状况可想而知。
村里人一般有个头疼脑热，多是民间自我医疗。放血、针灸、刮痧、拔火罐，行之有效的自救措施几乎人人都会。觉着是个病了，这才会请医生。医生都是中医，也无须谁来颁证认可，老百姓在实践中考验出来真能治病的，就是医生。医生称作先生，患者多半不是到先生那儿瞧病，而是一定要非常隆重地将先生请来诊脉开药方。请先生，我们老家又流行一个相当新潮的词汇，叫做“瞧先生”。瞧先生，将先生请来，一定得动用车马，至少也得备一匹毛驴。清扫那匹驴，摆鞍韂、搭被褥，不敢草草。见了的会问：这是做甚去呀？哈哈，瞧先生。拿甚瞧去呀？这不，毛驴！——“瞧”，完全转换成动用车马“请”的意思。
风习之下，自我记事，红崖底小学的老师开学放假，村里都要备驴迎送。梁贵明老师的家乡在我县北端滹沱河边上的梁家寨，有七八十里远。两个假期，四趟往来接送，必不可少。老师离村时分，村干部和长老头面，都要礼送到村外；村人老少，则伫立在村口目送，直到驴子走远拐过山嘴，看不见人影为止。老师则礼貌拜辞，不肯岸然上驴，只有走出人们视线，才会乘骑。
村人的敬重，那样的氛围，又反转来塑造着老师的形象、约束了老师的言行。他们的行为举动、出言口语、抬手动脚，无不极力斯文起来。便是服装发型，极尽严整庄重。老师偶或在村街上走过，见了老者必是礼貌招呼；路过女人堆儿，目不斜视，端然走过。老人们夸赞连连，女人们窃窃私语：看看人家先生，啧啧，人家那么走；啧啧，看看人家那头！
何为斯文，何为君子，村人与老师本人，就共同塑造出了一个具象。
鲁：事实上不可否认，古来的尊师重教传统，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非常好的延续。
民国时期阎锡山治理山西，教育是非常突出的一大块。他的口头禅是上大学要“学甚做甚”，上职校要“做甚学甚”。1937年之前，中华民国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总共开过六次，在山西就开过两次。风气所及，偏远如河曲、保德、兴县这些晋西北贫瘠的县份，现代教育进入非常早。兴县在牛友兰先生的主持之下，上世纪20年代就办起了初中学校，到抗战军兴的前夜，甚至有了高中班级。
后来我分析阎锡山这个人，他虽是留日学生，但出身小生意人家，知道生存不易，也知道生存关窍，他切身知道怎么去教化民众。民国时期的山西教育，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生存教育，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太谷的铭贤中学和农业专门学校，山阴的农牧专门学校，太原的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相当于今天的职业技术学院，延请的教授都是留美留日的顶级人才，或者干脆聘外国人。扎实的学以致用的职业技术教育，对山西的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比方山西农业专门学校，好多高产的玉米、小麦品种，就是他们引进和培育出来的。1940年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被困在大山里，少吃没穿，开展大生产运动，派人到太谷取回小麦一六九和玉米金皇后种子，一下增产百分之三十。
你上面所说盂县山村民办的冬学，应该就是在这种具体背景下得以传续的乡村教育的一部分。农民教育作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冬学在我们山西乡下非常普及，风气之下，乡人以识字为荣、以尽力供孩子们读书为荣。
张：我的预期果然有道理，顺民你的历年乡土调查包括对山西民国教育状况的研究，是下了工夫的。我的工夫则是积年留心，但凡我觉得有益的或感兴趣的史实，听闻一过，有点过耳不忘的能力。比方阎锡山治理山西，我父亲给我讲述过当年省府的施政纲领。作为便于民众了解的宣传口号，是口语化的韵句：
无山不种树，
无田不水到；
无人不当兵，
无人不入校。
涉猎环保绿化，种植导向，水利建设，全民皆兵和全民教育。至于全民皆兵，正因为阎锡山的留日经历，他看穿了那个东方岛国的军国扩张本性，坚信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他在我省惨淡经营的现代化工业和兵工企业，其实力规模与先进程度，在中国整个现代化布局中名列前茅。重视教育，从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上抓起，阎锡山做了大量有益的开拓性工作。直到建国前后，山西乡野尊师重教风习浓烈，应该说所来有自。
我还不曾正式入学，记得奶奶就经常要安排请客，专门请先生来家吃饭。过上一段，奶奶会突然说：有一程子啦，咱家该请先生吃顿饭啦！掌家老太太说了话，家里要整备细粮，奶奶从竖柜里取出海带、木耳、金针、虾皮等过年待客才动用的稀罕物品，甚至差我大伯到镇上割一块豆腐回来。宝山带领我，要提前到学校去安请老师。每逢这样时刻，奶奶还要逼着我俩洗手净面，上衣的扣襻要全部扣好。嘱咐我们见了先生，先要鞠躬施礼。宝山整日爬崖上树，野马似的，此时也得装出一点文明样子；我还不懂事，见了先生照样撅着屁股鞠躬。
安好先生，家里气氛便几分隆重了。炕桌、餐具，务必整洁，地下院里，扫得纤尘不染。奶奶也要取出过年的衣裤穿了，头发梳拢严整。放风瞭望的孩子们奔回来报告：我们老师来啦！大伯要迎出院子，奶奶则伫立在正房屋檐下迎候。如此礼仪，我们年轻的老师会紧走几步，对奶奶连连点头，说些寒暄话题。
进了堂屋，奶奶居住的隔间，此时特定名堂称作“客房”，大伯连连招呼：先生请到客房坐！把先生延进隔间，我们的老师会一再谨让，不敢就座。终于脱鞋上炕，盘腿坐了客位。奶奶端坐主位，先生一定是在上首，大伯坐在对面下首作陪。宝山先要奉茶，一定是双手捧端了。平常家里用饭，我算小孩子，总是挨着奶奶坐炕的，今番我也要秉持学生之礼，立在里外间的门框那儿，屏声静气地看老师用餐。老师吃罢一碗，我得长眼色，目光示意候在外厢的大哥宝山，宝山连忙另端一碗，脚步无声，还是双手捧上。
教书先生嘛，端碗执筷子，都得中规中矩。面食河捞，自是不能农民似的，吸溜出声。吃到半饱，一定要推让一番。奶奶大伯则一再奉劝加餐，苦让数回。到终于用罢饭食，礼貌告辞，绝无随便剔牙等不雅动作。我负责将老师脱在炕沿根底的鞋子摆顺方向，方便穿着。往下送客，奶奶依然送到正房屋檐下，大伯连连揖礼，还是送出大门以外。然后，轮到我们吃饭，不期然之间，端碗执筷子也几分人模人样起来。
有孩子在学校读书，竟然多日不曾请过先生吃饭，那便是失礼，村人会有议论。谁家女人不干净，锅头水平太差，还得请村中精干女人来主厨。安请先生吃饭，于是成为风气，不仅饭食整治，包括席间礼数，谁家做得不错，乃至锁爷别无褒贬，会非常自豪。
至于村人谁家迎亲嫁女，红白事宴，那是必定要请先生出席的。不请，是为失礼；请不到，那就是非常丢面子了。
——曾经的真实，不算笑话的笑话，老师听说谁家要安请吃饭，给谁家孩子判仿都会少打杠子多画圈。一者，或是人情如彼；一者，老师在适宜的时候给学生一点面子上的鼓励，也并非坏事吧。
一定是认字识数才算教学目的吗？安请先生的种种礼数，让孩子们习染斯文，不也是教书育人应该的标的吗？
碾盘上的复式班
鲁：说到乡村里对待老师一节，我想说说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乡村基础教育模式。这里面，有古来传统的接续，也有某种令人担忧的变异。
小时候，假期到姑姑家里，第一次见识到“复式班”这种教育方式。三四百口人家的小村子，一所小学校；三间房，一间教室，一间老师办公室，一间库房；收纳全村三四十名适龄儿童，大家都吵吵嚷嚷聚在一间教室里。语文、算术虽是两位老师分开来教，但是每一位要把一到五年级的课程全部承担起来。教室里分五排，一至五年级的学生按个子高低顺次坐定，一位老师教完一年级的语文，另一个老师进来教的是五年级的算术，一年级正在上课，三年级的埋头做着作业。每天就是这个样子。
村里给老师的待遇尚可，分粮按社员的口粮来分，另外还把工资折成工分年底有一份“跟工粮”。每天吃饭都挨门挨户派到学生家，村里人淳厚，派来老师吃饭，当然不比平常，菜里多一点油，饭里多一片肉。孩子生日，红白事宴，要延请老师为上宾。分田到户之后，学校也没有倒闭，给老师分一份田，由村里人代耕。
记得当年那个老师姓王，浓眉大眼，面目俊朗，每星期六骑车回家，到星期日下午准时到校。待他一进村口，地里锄地的农民都停下手里的活儿跟他打招呼，村支书则从地里走出来要跟他说很长时间话。还有一个女老师，女老师有一个女孩子，花裙子蝴蝶结，简直就是阖村男孩子们拥戴的女王，一家人的举止包括日常穿戴，是乡村里时尚的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