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校念书之前，到正式入学之后，奶奶和大伯的家庭教育我记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学龄前，我翻看那本《三字经》，背诵它并不难，具体到认字和讲解全靠大伯。“香九龄，能温席”，原本说的是黄香孝亲故事，九岁懂得替有病的父亲暖被窝。大伯这样给我来讲解：香九龄这个人呀，是能温习功课的呀！大伯讲错了，然而我却永远不会忘记大伯那种严肃认真的劲道。每到晚上，奶奶炕头摆开方桌，大伯监督我和宝山一块认字写仿。煤油灯的灯头，奶奶亲自挑亮，一只鸡蛋三分钱打一两煤油，那是半斤老玉米。一向节俭的奶奶这时毫不吝啬，因为我们这是念书写字啊！而且，无论我们看书写字到多晚，奶奶总是直撅撅端坐炕头，纹丝不动；而且，大娘进来询问什么家务，奶奶和大娘总是低声细气说话，生怕影响了我们。念书认字写仿，在她心目中是神圣的。
至于平素做人说活，念书之后奶奶大伯对我们的要求自然就更加严格起来。乡下孩子说话带把子，那是日常习染；上了学，奶奶会说：我娃成了书公子啦，可是不该那么说活啦！
对了，你前面讲到的“下夜掌印”，我在这儿要小作呼应。
下夜，在村里值夜，看秋、看粮库、看粮囤，兼而防火防盗，可以统称下夜。公推谁来下夜，那人一定是大家信得过的。
掌印，需要给读者解释一番。这儿的“印”，特指村里在粮食米面上头打记号的木制印版。我见过的，有一尺长、半尺宽，雕刻有几个大字。户家过去多有，印版上刻的是各家的堂号。比如我们老张家，爷爷大名张子美，堂号叫做“美寿堂”。集体公众的粮食，存在粮囤里，防止丢失、防止干部会计监守自盗，粮堆表层就要盖印版、做记号。三朝对面，当众盖上印记，而那印版必须交由公众信得过的正派人来掌管。
我们村第二小队的粮囤，盖的印版就是我家的。盖好印版，队里将印版交回我奶奶手头，老太太放进竖柜，锁闭严谨。
到了1960年，村里少粮吃，队上的种子粮存放在谁家才能放心？结果，奶奶居住的大正房正中堂屋，就立起席囤盛放了几千斤粮食。村人知道，粮食存在我奶奶的屋里，绝对一粒都短缺不了。当然，奶奶避嫌，这时要将印版交出，让队上另行保管。
夜里，有老鼠作怪，奶奶几番几次起来惊赶。小老鼠在粮食上留下小小的脚趾印迹，略微乱了印版，奶奶会令大伯一早去呼喊村干部来验看，重新盖印版。村人对老张家，那是怎样的信任？家风家教，对我们小孩子又是怎样的一种品格教育？
学校教育或有偏离，即刻得到纠正；学校教育若有缺失，即刻获得弥补。传统教育与官方教育无形的搏战拮抗，或许就在不期然之间发生了。
最后的坚守
鲁：进入90年代，农村人进城务工，一个个乡村日渐败落，变成了挂在山间的蛇蜕。全村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子，满村寂然，浑如废墟。但是，我注意到，废弃村庄最后迁出的却是一个个小学校和中学校。
我曾写过一篇《公办王家山》纪实文字。王家山学校是那里十几个村子里唯一的学校，学校所在的王家山全村仅剩下十几口人，但学校里收留有周边村子七十多名学生，还都住校。校长马世奎从小立志投身教育事业，老爹驮水，老妈做饭，老婆照顾田地，全家奋战勉力支撑了这所学校十多年。当年，马老师选成全国劳动模范，穿一件西服，进了人民大会堂，北京的太阳一晒，灰西服变成了白西服。我前些年再上王家山，那所曾经热闹的校园也同他身边的村落一样，像蛇蜕一样挂在山林之间，学校早就撤掉，仅剩下一具空壳。
张：最后的坚守，留下的是悲壮。中国的教育，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往前说，“文化大革命”，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多少教授先生被残酷批斗、下放劳改、迫害致死。单从停课闹革命、停办大学说来，对整个民族教育事业的破坏祸害是空前的。
我父亲是个扛麻袋拉大车的苦力，自幼家贫，没有读书上学的机会，供我上大学，成了他前半生的梦想。1960年，红崖底开始饿死人。父亲先将我奶奶和大伯接到太原，留下我和大娘、宝山大哥、莲英妹子四口人，吃六口人的口粮，勉强饿不死。因为我面临小学毕业，再饿，也不允许失学。我以神泉完小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毕业证。
中学，我转学来到太原三中。父亲大跃进抢运物资砸断腿，不再拉大车，为供我读书，瘸着一条腿，又干上了苦力。饥饿蔓延到城市，除了额定供应粮，我每天得多吃一斤粮食，才勉强不觉饿。黑市上一斤高价粮，需要三块钱，国家定价一斤小米才一毛二。父亲不拉车，他的工资将养不起他一个小子。肩膀上血道子忽拉的，他咬定牙关，非要为红崖底老张家供出一个大学生来不可。在太原三中，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名列前茅。全省统考，我在前三甲。不学成个样子，我觉得就对不起我那做牛变马的父亲。
1966年高中毕业，我已经填好了报考志愿表。第一志愿，是北大天体物理系。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十年动乱”，父亲的梦想，家族的梦想，一举破灭。
我家张沛是1974年出生的。老太爷得了孙子，肩膀上再次襻上套绳，开始拉大车。他就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一直搞下去，国家能永远不办教育；他就不服气，老张家就出不了一个大学生！
顺民你赶上了允许考大学的好年头。你们这批大学生，眼下都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了。张沛张源小你十来岁，总算念成了书。他们的爷爷奶奶，总算可以瞑目了。说来，这都是拜改革开放所赐。
可惜，改革开放之初几年的好势头，渐渐遭遇了种种坎坷。先是学费太高，我一个人，供养两名大学生，简直是如牛负重，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号称一级作家，相当于教授级别，我的工资，不吃不喝，尽数拿出来只够供养一名大学生。这样一比照，农家小户、底层劳动者，供养一个大学生该有多么吃力。张沛考取上海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考取复旦，都亲眼见到偏远山村来的学生因交不起学费泪流满面离开了大学校门的悲惨场景。
不少农家，简直是倾家荡产，也要供养子弟读大学，通过读书改换门庭、改变命运，这点信念成了大家最后的精神支撑。非常不幸的是，后来几年，毕业便是失业，大学生找工作非常困难，把上述那点精神支撑也打垮了。广大农民，我们的传统乡野，如果对教育培养下一代绝望了，那可就接近彻底绝望了。尊师重教的传统，正在受到极其严峻的挑战。
鲁：朗朗书声也许是乡村里最后的音乐。一个乡间小学堂，孩子们距离上大学该有多么遥远？它的存在，我坚信还有更重要的精神守望的意义。
黄河边的临县有一个叫做孙家沟的古村落。当年我注意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不独是这个身处黄土高原深处的古村落恢宏的古民居建筑，也不是它曾作为1946年中共后方工作委员会所在地的革命历史，而是村里的一所建在庙里的“书房院”。这座书房院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陋屋数椽，院内有一株一人来粗的古槐树，几百年来全村的孩子们都要来这里读书。我只身前去探访，村里的支书告诉我说，这个三百多年的学堂，一直用到1992年。新校舍建成之后，学校才搬出去。村子不大，阖村孙姓，学生不多，想来也是复式班教学。
去年我再去，那个庙里的书房院还非常醒目地伫立在那里，树也长得好。只是，县里不再拨付村里学校的经费了。学校仍然得办，还有十几个孩子要上学，村里每年要筹集三万元聘请代教来教他们，这笔钱是村支书最大的愁肠事。但是，村支书赌咒似的说：再发愁，学校还要办下去，不办，孩子们怎么办呢？
张：我是读过“北大作家班”的，勉强算作北大学子，北大百年校庆，有百名学子写了文章编成合集出版。我在文章中这样发挥：参与托举起北大校园那一片蓊郁的绿色的，有我父亲血痂如铁的肩膀。我坚持认定，是千万国人百姓，支撑着中国的教育事业。
回头说到红崖底老张家，父亲一辈子没有机会念书，到我这一辈，除了我的孩子，村里几座山没有一家子弟考上大学的。继承父亲坚持一辈子的扶贫事业，我先是将个人的资助范畴扩大，扩大到出嫁的堂姊妹那里，她们的孩子考上大学，我也要资助。前后，资助了那么两三个，包括毕业后找工作，我去找人拜门子的，着实出了力气。
前几年，我们这一辈最小的堂弟锁山，他的孩子到了考学年龄，我又大加鼓吹煽动。我这样给锁山算账：一个儿子，不念书，在村里成家，你得给他盖房娶媳妇什么的，少说也得四五万。把这几万块钱，用在孩子的学费上，让他学成一个文化人，变成一个城市人，不好吗？锁山受我蛊惑，一个残疾人小拐子，打工下煤窑的，终于供养孩子大学毕了业。然而结果怎么样？两年多了，孩子至今找不下一个正当的工作。
眼下，宁可让孩子早早打工，不再供孩子上大学、拒绝再往那黑窟窿里扔钱，民众对中国教育的绝望情绪大有蔓延之势。
尊师重教的传统，让它如何接续下去？
科举传统与山西书院
鲁：我们说到早年乡村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客观现实逼迫着我们不能不一再回头反顾曾经的历史。
传统社会重视教育的风气绵延，不可以绕过一千多年来的科举制度。算起来，从汉代开始“举孝廉”，到隋唐科举成形进而成为国家制度，传统中国从民间乡野擢拔人才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科举制度延续千年，恰恰是唤起乡村社会重视文化教育的主要动因。而科举制度本身无论是朝廷操作，还是在民间社会的印象里，都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相对保证了公平与公正。科场作弊被视为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朝廷遴选任命的各级官员，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皇家和任何强势贵族休想垄断所有官职，全社会开辟了一条开放、公平的仕进途径，任何平民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荣身仕进。科举制度本身，成为田野通往庙堂的一个有效平台和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