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公民的上述自由，写上了当代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
但在传统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尽管没有这样的概念，却有这样的事实存在。老百姓常说的“庄稼地里骂朝廷”，讲得文雅一点就是庶民议政，言论自由。文人雅士结成诗社文会，吟诗作对，乃至将诗文刊刻出版，历来多有。《红楼梦》里贾宝玉混在女儿堆里，大家结成“海棠社”，吟风弄月，也没有什么衙役捕快来干涉。似乎曹雪芹在粉饰太平，掩盖文字狱的严酷存在。
历代王朝委派官吏，到县一级为止。至于广大乡野，有点放任自流让乡民自治的意思。那好像就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历史标本。乡民自治的社会，果然成了“社会”：既能结“社”，又可集“会”。
礼失求诸野，我们宜于好生打捞捡拾一回乡间曾相当普及的结社集会的存在状况，以呼应宪法，以整合我们或有的宪政资源。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张：无论关于“大政府小社会”的现状表述，还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愿景呼吁，近年来颇显几分热闹。大和小，可以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对应比照的概念，也可以是政府与社会各自纵向比照的概念。希望大政府小一点，小到什么程度是适恰的？恐怕这绝不仅仅是个理论上给出量化标准的问题，倒是一个须由实践检验的问题。
我们两个这一回对谈的话题是“结社集会”，定下这个话题，我多少有点疑虑。不像我们前面谈过的题目，那些古礼、传统习俗，虽然饱受摧折，在乡野的实际生活中往往还多有遗存。结社集会，这几十年来却差不多成了一个空壳话语。这方面我可能稍好一点，脑海里还存有不少1955年合作化之前的记忆。至少还有的说。
鲁：咱们初议这个题目，不瞒张老师你说，我是真的有点惶惑。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生活经验，或者说，在我的生活经验里有过关于乡村结社集会的记忆吗？或者说，乡村结社集会这种事情可能吗？我得仔细想想。
细想一回，还好。
先说一件事情。你应该记得河曲县七月十五放河灯的事情，在1988年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河边还有这样一个风俗。1988年七月十五那天，突然看见苍茫茫的河面上渐次漂起闪亮的灯盏，很是诡异，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放河灯。
前去打探，原来是老城水西门口早年有七月十五漂河灯的习俗，用以祀祭亡灵。这个风俗的来由搞不清楚，至少在形式上、祭祀月日的确定上，有佛教盂兰盆会的影子。1938年，日本人轰炸河曲，水西门口商户船家纷纷逃散，这个风俗便戛然而止。1988年，水西门口几户老邻居商议，想把这个风俗恢复起来。几户老邻居，或是老船工，或是老艺人，或者就是过去的老船家，根据灯盏制作成本核算，每户集资二三十块钱，村里承包渡口的船工则免费提供船只使用，不收取摊派。然后粘纸灯，置香烛，在七月十五那一天，大家撑船到河中央上流头去放那纸灯，一放三百六十五盏。自此之后，每年如此，年年不断。
到1992年，这个事情引起了县里的注意。钱财靡费由县里承担，但还由几个老住户主持其事，这项活动竟越办越大。这个风俗当然沉淀了老码头上几户老住户的人生记忆，这是另外一回事。但就组织这个事情而言，算不算结社集会？几户人家动议，共同出资筹办放河灯事宜，是为社，七月十五那一天聚齐放灯，是为会。虽无正式名目，实际上已经是结社集会行为。
张：顺民，你这动脑筋一想，想得好。“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礼失求诸野，其中有个“求”字。遍地都是，满眼都在，倒用不着咱两个来磨牙费嘴了。对于我们，对于这方面的有心人，对于专门的研究家和学者，对于有关制度的设计者，这首先还是一个正心诚意的问题。端正了态度，肯于用心去捡拾，去寻求，乃至花大力气去挖掘，我们就会有所发现。
这个话题，我先说一点父辈叙说过的经历。
我父亲十七岁到太原来打工闯江湖，入的是脚行。第二年，他才十八岁就当上了大工头。脚行，就是一个广义的帮会、行会。脚行是干什么的？码头城镇，五行八作齐全。打工卖力气，干什么的都有。扛麻袋干搬运的这一行，最是考较人的筋骨力气，传统的说法称为脚行。脚行的工头，不是谁来指派的，是苦力们公推民选的。大家信任，你就代表工方和资方打交道，上去谈判、回来派工。失去多数人信任，你便下台走人。几百号苦力，流动性又极大，居住伙食管理等等，皆是脚行自主。共产党就是看中了行会的这种松散自主，把我父亲发展成了地工人员。根据地来人，安插个把账房先生，先头的日本人不管，后来的国民政府也不管。
我妈被组织上从老家送上来，和我爹在城里租房成家，家里又成了交通站。为了掩护工作，我爹出任东家，还办起一个杂货铺“贤德盛”。贤德盛到商会注册，那商会也是民间组织，代表商家利益和政府打交道而不受什么行政干预。我爹曾经被捕受刑，近边的商家和商会都曾出面具保、呈递保状。他是不是共产党，商会不管；我们认为他是好人，是注册在案的合法商家，我们就要作保营救。
——或者，正是看到了类似帮会在民间的凝聚力以及对于政权的游离性，后来才“取消”各种民间组织的吧。结社集会的自由，因而从此不再是我们的生活经验。
当然，拜改革开放所赐，我们能看到这方面的稍许松动。在地理上最偏远的地方，在治理结构最松散的部位，结社集会在慢慢复苏。这种自由，实在不是理论上的争究与证明，它实在是生活本身的强烈诉求。
——顺民你接着再想再说。
社首、团头与纠首
鲁：1996年，护城楼上的主持提出要修葺“文革”时被红卫兵拆毁的玉皇阁大殿。大殿柱础尚在，东侧偏殿完好，复原不是大问题。因为和尚一个人难以承担此事，就求到村里。我父亲他们几个老成些的人物，主动承担起这个事情来。当然，庙宇布施收入是大头，余下的由村里各户筹集，有钱出钱，有物出物，庙宇所用椽檩均由各家捐出。不足一年工夫，消失三十年的玉皇阁复又出现在明代的堞楼之上。庙成之日，延请戏班前来唱戏，主持其事的负责人将捐钱捐物诸般事项张榜公布，知晓全村。这算不算是一个结社集会？较之放河灯，修庙唱戏已经是很隆重的事情，领头人选需大家公推，财务账目需要公布公开，已经具备了乡村结社集会的特点。
可见，在今天政府科层设置已经进入日常生活每一个角落的乡村社会，结社集会实际上还是存在的，哪怕它相当临时而欠正规。只不过跟昔日的乡村社会相比，在形式上不那么固定，轮廓不那么清晰罢了。但是，正是这种并不刻意的偶然，恰恰说明在乡村社会里面，结社集会这种民间组织形式，还是有着科层管理所无法达到的功效。若是政府突然要办河灯会，突然想起恢复玉皇阁，如果没有堂而皇之的口号，比如开发旅游产品，保护文物古迹等等，怎么都显得不太搭调。而恰恰是民间自发的这种结社集会形式，才具有实实在在的号召能力。所以，尽管民间结社集会这种形式不是那么明确，我觉得政府还是能不管就不管，听之任之反倒最好。
张：我们老家苌池镇由东西南三个自然村落构成。东村的北端，过去有一座东岳庙。据说大殿里塑有阎王判官地狱鬼怪什么的，进殿的过门脚踏石板下，还连接着机关，老百姓称作“条件”，踩到石板、牵动条件，阎王判官眼睛乱闪、牛头马面手脚舞动，场景煞是可怖。“土改”时贫农团砸烂塑像泥胎，说是塑像的胸腹里面安着金心银肝。建国后，整座庙宇做了国家的粮库。即便做了粮库，我小时去姥爷家路经那儿，始终很害怕，一直没敢到跟前看一看。
东岳庙倒塌破败了几十年之后，前些年苌池东村的老百姓鼓噪起来要重修再建。主持其事的，是一位张姓企业家。而镇上的张姓是从我们沟里搬迁出去的，说来就是一族一家。一个电话打上来，希望我出于本家的情谊能支持一些木料。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檩条一百根。一根檩条几十块，那也是大几千。我这儿放话，让他们到我家树地里挑拣最粗的砍伐。自家人嘛，下手放到一百二十棵大树，最终能截成二百多根檩条、二百多根椽子。
修成庙宇，佛像开光、立碑唱戏，组织者自然也有账目公布等等惯常程序交代村民。我有时间去听他们的账目吗？我需要去审核审计他们吗？对于民间组织，我们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信任。民间临时社团，那是真正代表民意者才能成为主持人。老百姓不信任，那就不是后来审计的问题，一开初它就缺乏号召力。
——比方说，苌池东村的村委会向我提出要求，我决不会答应得这么爽快。你是谁？我是谁？咱们根本就不搭界。而假如是我们红崖底的村委会提出什么要求，我还真的考虑考虑。这中间有村情，还有家族血缘等等勾连。公家的事，也就暗暗转换成民间的事儿了。
鲁：事实上，今天的乡村社会里，无论是村委还是党支部，一旦被用选举或者被任命确定下来，他就具有了两种身份。大到公共的修桥补路、整渠打井，小到个体户家的婚丧大事，他在这个时候就不再单纯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领导者，而同时变成了结社集会的纠首或者社首。
我们护城楼是一个大村下面的一个小组，过去叫生产队，实际上等同于一个自然村，现在村里的小组长是我一位叔叔辈的，平常好打抱不平，说话做事也公道。村里面谁家有婚丧大事，分派帮厨、挨家借桌椅这些杂事都需要他来协调。如果是丧事，怎么打发，村民各家出多少礼数，他都得操心。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显而易见是一个社首式人物。
张：咱两个对谈了有十回了，回头去看，我们都是从各自最熟悉的故乡村庄入手说起。这在方法上，属于解剖一只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我们谈出来的内容衡量，并不那么典型的小村山庄，果然有那么多的古礼遗存，这着实鼓舞人的信心。
盂县苌池镇，古来属于县境内四大镇之一。从清初到民国年间，镇上有镇公所，镇子下属村庄有村公所。但镇公所村公所只是那么个名堂，并不属于政府一级机构，负责人更不是进入什么序列的干部。我们红崖底所处的一道山沟里，有三个自然村落，当年统称一个行政村；山沟叫做柏泉沟，村名便叫柏泉村。村子下边，是闾里设置。一村五闾，红崖底有两个闾。闾长不是上面指定，是由村民推举的。凡当闾长的，家道相对殷实，为人急公好义，无私心而勇担当，应酬上头、安抚下头，还得有性格优势能力优长。闾长，主要任务是什么？每年的国家税务，你得负责按期完成；出了人命大案，你得及时上报；县衙派差、国家征兵，你得负责完成任务。不挣一分钱，出力挨骂不讨好，谁都不愿意当；被大家公推出来，你还推辞不了，结果你就得接受群众监督，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
来回跑腿，上传下达，一个人太耽搁工夫，大家体谅认可，闾长之下允许雇佣一个“小甲”。无地农民，失了怙恃的半大后生，扛不了长工的闲汉，品格也还靠得住，听话腿快的，负责筛锣捣钟，等于村人出钱把他养起来。
闾长带领这么个小甲，完成国家大事之余，有时也参与到村中的其他公益事业中来。但这要看老百姓是否需要，谁都不会揽权多事，况且你想揽权也办不到。
比如集资修庙，这个要靠自愿募捐，不能搞摊派，闾长小甲你就先靠边。谁来负责集资并主持整个工程？村人热心其事者，就推选一名纠首出来。纠首者，有临时负责纠集的意思。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之后，往往要立碑铭记，谁谁捐银几钱几分，包括某某女性捐献头发几两，都会刻上石碑。当然，那个操心最多费力最大的纠首某某，姓名要当先刻上碑铭。
比如大正月里扮红火、社火摊子八音会、高跷铁棍旱船队，人家原本就有团队会社，团有团头、社有社首。这是相对固定的民间团体，有相对固定的首领。扮出红火来，要老百姓叫好，出村表演要争一个什么名堂，这是热心人、操办人和爱好者的一份荣耀。老百姓满足了，觉得给自家村子争光了，便也乐得自愿捐助一点钱物，让会啦社的添置一点服装道具。
鲁：从唐代敦煌出土的文件来看，乡村结社最基本的结社集会形式就是婚丧互助的团体，这个在汉代的一些典籍里也有记载，可见其古老。乡村结社在这里体现出其基本特点，在以宗族为号召的乡村社会，靠亲缘族缘可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但是人毕竟要跟社会打交道，毕竟亲族内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亲缘、族缘之外，好多问题还要靠地缘来解决。结社集会就应运而生，这个是挡不住的，也不是什么力量可以代替的。
以村下丧事为例。我们村是杂姓村，谁家里有丧事，家家都要来祭奠，上一份礼之外，还要供香烛纸火和敬献祭菜若干。这些财物集起来，数目虽然不能说可观，至少可以缓解事主一时之难，这是物质上的互助。
临到办事，各种差事，每家至少得出一名劳力前来帮忙，帮厨的帮厨，打墓的打墓，上坟收拾坟场的收拾坟场，还有人数众多的扛幡执花圈的，这是人力上的互助。
送丧出门，邻家妇女还要帮忙搀扶孝子孝女，两男搀一男，两妇扶一女，陪泪叹息。或者，还有跟到坟地哭得呼天抢地的，这不能不说是精神上的抚慰，可视作精神上的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