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们山村所在的柏泉沟，东西走向，沟口面西；正西遥遥相对，是叫个小独头的山村。两村相距十里，能够相互看到炊烟袅袅。我的三大娘，就是那位霍雷氏，是小独头人氏。大概是在1956年，成立起农业高级社的年代，我还不到十岁，三大娘的一位本家兄长出事了，坐了禁闭，判的是无期。她那兄长，也来村里走过亲戚的，礼貌周全的一个舅舅辈儿的老实汉子。奶奶连连叹息，说那么个实诚人，咋的就叫公家扣起来了呢？三大娘那种霍雷氏，出来进去不停唠叨，拉磨霍雷连着聒噪了有十来天。“你不是好好地种你的地你是吃着五谷还想六谷不知道你是想登天哩还是要成仙哩这可倒好把自己判了个无期有年无日子你就坐在那禁闭里永世不用出来我想起你来就气不打一处来……”
打雷拉磨十几天，我终于听出些头绪，弄清了原委。原来，那个舅舅早年间和村人结过一个会子，叫个观音会。也不过是一人一块银元的互助会。一时心血来潮，他想把几个老伙计串联起来，恢复那个观音会。一者，号称观音会，首先涉及迷信；其次，几个伙计里，有一人早年参加过阎锡山的“同志会”。村里有积极分子，阶级觉悟非同一般，把重要“敌情”报告上去。上级非常重视，一来二去，就抓了个反动会道门的恶性反革命案件。除了那个“同志会”挨了枪毙，发起人组织者，判了无期还是格外恩典了呢！
亲戚走动，乡下消息快过电报互联网，大家在地头炕头念叨一回，从此谁还敢动心成立什么会社？
我前面说起的那位县长王懿昌，恰巧在盂县任上时也处分过一件“造反”大案。说是大案，确实也不能算小。已是民国年间，有人声称要当皇帝、要坐朝廷，这案子还小吗？要坐朝廷的人，名叫吉寿，还是我们红崖底的外甥。这个吉寿子，认识三五个字，通点阴阳墓穴什么的，脑袋发热起来，说是民国气数长不了，天命所归，该他坐一任朝廷。四下宣传，虚构一些神迹，有一只破碗能夜里发光之类。隔过山梁那面村子里，铁匠弟兄两人还封了保国大将军。四下传言，风声竟然传到县衙门里。王懿昌一县知事，不敢怠慢，派几个警察老百姓称作“巡警役”，将“皇帝”罪犯拘到县大堂来。
老百姓人山人海来围观，挤在县衙大门上。王懿昌干脆来个开衙审案，让公众推举代表三十名，上堂旁听。简单问了几句话，看了看吉寿子的面相穿扮，王懿昌哈哈大笑：简直是胡闹！分明无知草民一个，坐得了什么朝廷？照你这个样子，就是在乡里当个团头社首都不够格。你先回去，无论什么社团你组建一个，果然组建成功了，再来本堂回话！——还不欢欢给我下去！讲古论今，王懿昌逸事一桩，发人深思之处正多。
鲁：合作化之前，人民相对自由的时代，我没赶上；合作化公社化的“极左”年头，我朦朦胧胧地刚刚记事。哪里亲历过民间会社的种种兴衰？
搜检我在这方面的目击记忆，总算欣逢了改革开放势头最好的那几年，倒是多少见出些儿会社的复苏苗头。
结社集会，有渐渐复苏之势，正说明它是民间社会的正常需求。过去的环境土壤已然不再，根据实际需求，民间会社顽强地再生，以不同过往的名目诞生、壮大、成形，再一次成为民间自我调适、自我管理、自我修正、自我维护的重要手段。
以当今所见的商会组织形式为例，各地都存在着若干各种名目的商业会所组织。以地缘、业缘而结社集会的情况相当普遍，其成长壮大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仔细考察这个过程，会发现许多有意味的内涵。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县的市场刚刚放开，而市场果然有市场需求，即刻催生出若干类乎会社的组织来。明面上看不到，不申报、不注册，实际上却暗暗地存在着。因行业之不同，以商户为单位，在这些组织的协调之下，市场上的批发、零售、分销各司其职，显出最初的条理化。这些近于自发形成的组织，开初相当粗陋，也相当原始，你甚至可以认为他就是在那里欺行霸市，而且确实有一些厉害人物在那里主持其事。市场初兴，看似不合理，它却诞生了。
但到后来，市场渐渐成熟，这样暗地里运行的自发结社形式变得力不从心起来。行业众多，规模不等，而且现代商业经济所讲的项目选择、市场调查、资金投入、成本核算、营销战略等等，已经超乎这些人的经验之外。逞强一时的人物，根本不能胜任协调组织之职。经过一番自然淘汰，自然重组，现在的商会组织者，是我一个同学的爱人。一个女人家，下岗职工，先是承包过一段柜台，逐步扩大到糖酒批发，最后搞起了超市。来自底层的这种生存训练，历练出比男人更胜一筹的胆识和能力，大家公推她来当了商会会长，如今那商会搞得可谓有模有样。当然，这个新兴的商会，其功能与影响力与过去的商会组织不可同日而语，协调范围有限，更多的只是注重商家之间的联谊与互通信息。
我所关心的是它的诞生与运作过程。没有谁来强迫，也没有谁刻意号召，它就这样出现了。首先当然是利益的聚合，然后是实力的较量，最后是利益的均衡与妥协。这是什么东西？这不就是民主吗？
张：民主乎，自由乎，实在不仅仅是纸质文本概念，它们只能是在活泼泼的存在中才有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问题不少，成就也不可否认。但凡涉及成就的取得，那一定是体制相对摆顺，焕发出了民间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生态生命力。所以，我格外想赋予“开放”以全新的阐释：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中国之外的全球社会开放，而首先要向中国深广浩瀚的民间社会开放。
平心而论，单就集会结社的命题而言，这方面的形势还难称乐观。
我们两个都是文学界的，说起来该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本省某些地市民间成立文学社团的风波。那时候，文学热，民间初学者、爱好者们多有自愿结成诗社文学社什么的。一个地级市，南北城区，竞争似的出现了两个诗社。自个组织活动，朗诵作品，互相提提意见。谁知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派人化装成爱好者打入，专门诱导个别人说一点过激言辞。这样钓鱼做案子，结果就抓了反动组织。
眼下，这方面至少有了进步。仅我所知，阳泉平定，有女子文学社，主管的宣传部门还支持一点经费帮助出书之类。
除了经商的，外出打工的老乡，也多半会结成互通消息、帮忙互助的松散团体。民间社会，几乎被挤压扁平，被压成扁形、被挤到边缘，哪怕捡破烂的、讨饭的、卖血的，也要抱团取暖，便也出现了若干非常不正规的类社团组织。
四社五村，不灌而治
鲁：乡村社会、民间社会结社集会这种传统，貌似脱离了我们的视线，变得非常陌生，然而现实常常让人惊喜。这一固有的传统毁而不灭，没有绝对消亡。生活中尚有极其个别的例子，在奇迹一般生存着，而且对于维护乡村秩序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这里，不妨给张老师说一个近乎奇迹的例子。刚开始接触，我也觉得不可思议。2001年，有感于现下农村小说离现实太远，就中了邪一样往农村跑，看看今天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同时也留心关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研究的书籍。北师大有一个法国学术资助项目，调查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他们惊讶地发现，在咱们山西省霍州、洪洞交界的地方，至今完好地保留一个叫做“四社五村”的乡村分水结社组织，这个结社组织从宋金时期创立，代代延续，已经有八百多年历史。
去年，我和朋友一起到古县、霍县，特意打听这个“四社五村”分水结社情况。当地干部证实，这一会社确实存在，而且涉及村落不止五个，而是大大小小十九个村落，共计一万多人口。最为可贵的是，即便在公社化时代，这个组织也没有消亡。
不妨简略说一下。四社五村，顾名思义，是五个村结的四个社。五村分布在霍山脚下一个叫做沙窝峪的小流域内，分别是属于霍州市的李庄村、南李庄村、义旺村、孔涧村和属于洪洞县的杏沟村。五个村结的四个社，从下游大一些的李庄村开始，分别为一社、二社、三社、四社。四社分别推举社首，分别称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刻意将地缘强调为亲缘，形成宗族化的权威性排列。
沙窝源出霍山，由几个小泉小水汇集而成，水量大约仅相当于丰水地区一口井的水量，而且经常断流。这么一股小水，要养活一万多人口，人畜饮水尚且不足，遑论灌溉？哪一个村为一己私利截流灌溉，这在流域内方园数十公里之内就是灾难性事件。所以古来结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不灌溉”，被写入一代一代传抄下来的社规“水簿”之中。《水簿》当然因水源丰沛与荒歉，历代都有修改，但“不灌溉”一条不能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