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失求诸野》的对谈，这一回就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关于我们的乡野文明，关于在乡野的古礼遗存，我们从哪儿谈起？一共要谈哪些方面？具体如何对谈？整个对谈开始之初，我们有一个相对条理的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十二回对谈，基本上按照预案来进行，这应该叫做有章可循。按目前完成的情况来判断，我们的每一回对谈，应该说是言之有物，各章排列分布，也还次序井然均衡匀称。
虽有预案，形成具体对谈文字，对我们而言，却也是一个在搜寻记忆、挖掘积累中进一步深化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谈者有许多新的发现，更有许多新的惊喜。质言之，这首先是一个考验与鼓舞对谈人的过程。相对于主流文化、纸质文本，乡野文化处在某种失语状态。我们的对谈，多少打破了这种失语状态。我们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乡野民间的古礼遗存，稍作回忆捡拾，便是说不尽的话题。乡野民间，本是诞生种种庙堂文化的沃土；生发庙堂文化的乡野，又受到这种文化的回馈滋养千百年。
乡野，于是成为文化的渊薮。
“先进”“后进”之辨
张：《论语·先进篇》的第一章，谈到野人君子谁更熟知礼乐的话题。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关于这段语录，后世的解经家注释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解经家读书，只读一行。其实，孔子的《论语》是一个仁学系统，任何一条语录，宜于放置在整个系统中来理解。这句话，孔子讲的是一种假定，是某种特定情况。他没有绝对认定：野人一定永远总是比君子先进于礼乐；但他充分强调：确实有野人比君子先进于礼乐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要用先进。
比方，在需要“礼失求诸野”的时候，上层社会礼崩乐坏，那些不在庙堂的野人，最先最早受到过礼乐的教化熏陶，由于此时此际的在野，恰恰最可能保全了种种古礼。
我们两个放言来对谈“礼失求诸野”，我们面临的面对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状况。
我们两个和乡下的联系是相对紧密的。先抛开我们不说，那些偶尔下乡、哪怕只是旅游出行的人，即便只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也能发现和感受到乡野民间的那种民风淳朴。民风，风俗，究竟是什么？那是文化的熏染，那是文明的积淀。那就是“先进于礼乐”。
再说我两个，你到过我们红崖底，我去过你们护城楼。我们感觉到对方的故乡，几乎就是我们的故乡。尽管十里之外，风俗不同，然而，我们却都产生出了深刻的文化认同感。随意目击的若干乡间礼仪，仿佛都是似曾相识。传统文化果然是在乡间，而且这样的现状极其普遍。我们两个自身的“在野”，使我们具备了发现和认知“礼在乡野”的眼界。
鲁：孔夫子的话其实说的是一个常识。
这让我想起清代乾嘉学派，不管他们的学术思想如何，他们做学问的实证精神是有目共睹的。戴震的高足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后人评价说，段玉裁先生让这一部“死书”变成了一部“活书”。为什么？段玉裁注《说文》，走的就是实证的路子。比方，为考订一个字的本意，他能在夜晚蹲两三天来观察动物的活动规律，宦游期间不断到民间搜求古音古意。一些字的古音古意，恰恰是“野人”们保全得最好。孔子所言“先进”与“后进”，这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旁证。
前些年我曾经跟一个大学教授朋友开玩笑，他教先秦文学，而且注过整部《诗经》。《诗经》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他注“关关”两个字，引用了两千来字的资料，最后说，关关，鸟叫也。我说你引了两千多字，这个古人说是鸟叫，那部古籍说是鸟叫，最后你还说是个鸟叫。黄河边的鸟叫你听过吗？黄河边的鸟在什么情况下才叫？他很茫然。我说黄河中间沙滩上的鸟，无非鸿雁、白鹭、野鸭，近年有大天鹅，这些鸟只有在交配的时候才嘎嘎嘎嘎大叫，一般情况下是不叫的。以此起兴引出“君子好逑”才更自然，更合情合理。来自民间的诗，看来还得回到民间，才可以情景再现而能有切实的解读。
所以，孔夫子所说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老先生看到的是当时人所共见的某种真实，乃至于成为当时的一个常识。正因为是常识，他没有点透，以至后人不知所以然。
张：《论语》微言大义，足够后人而复后人好生参研领悟。
孔夫子所处时代，贵族社会虽有礼崩乐坏的情况，但还不至于完全崩毁。而尽管民间社会当时还不曾完全成型，天才的孔子，看到了野人“先进于礼乐”的现实，将希望投注民间。
至于戴震、段玉裁等清代考据大家，在清朝异族高压统治之下、在文字狱横行的恐怖时代，被迫走上繁琐考据而不得公开张扬道统，他们的悲剧境遇应该获得后人的理解同情。指责他们为什么不奋起捍卫道统、不与异族统治针锋相对来斗争，则是对古人的苛求。
相比之下，我们两个的“礼失求诸野”又有种种不同。
我们不是从文本到文本，我们断然撇开了古人繁琐考据的路子，也超越了当今学院派狭窄的学术窠臼。
比之于前两者，我们有着“身处民间”的天然优势，又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认知高度。
“古礼在民间”，对我们是常识。做出这样的判断、举出丰富翔实的材料来论证，展现出古礼在乡间的动态生存，这是我们值得自豪的成果。
同时，我们对谈的成果，又是“学术在民间”的一种证明。
我想，我们植根于乡土民间，这是一种命定，也是我们的极大幸运。当然，这里有一种走出乡野后的回顾与反思的功夫在内。正像苏东坡说过的：“入乎其内，而有生趣；出乎其外，而有高致。”他说的是作文的道理，对于我们自身文明的认知我看也完全是这样。
鲁：张老师说的是。只要我们走近乡野，尽管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但乡村田野那种质朴而又淳厚的文化，往往立即能给我们熟悉的亲切和总是那样鲜活的启示。民俗、民歌以及民间的礼仪，无不沉淀着文化的原初形态，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方面，没有在其中浸染过的人不会有我们这样的敏感。
我们两个属于民间，我们的对谈又不惮于放置在任何学术平台来任人推敲。
此在的文明之河
张：我们两个对谈的过程，是我们的心灵对乡野的一次回归，是我们对乡野文明的一次满怀敬意的巡礼。
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乡野受到了太多的毁坏破败，受到了太多的疯狂掠夺，受到了太多的歧视冷遇。令人欣喜和惊叹的是，我们的乡野文明依然那样厚重博大，民间依然那样富于自我修复与再生的顽强生命力。因应剧变，乡野文明结成了坚不可摧的防御纵深；生生不息，乡野文明流淌成此在的文明之河。
这样的一点心得或曰认识，在我而言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仿佛是渐渐生长出来的。
比方，2000年走马黄河，路经你们河曲，你陪我在乡间行走的那些日子，是我上述思考具备了雏形的时候。
鲁：假设再早一些年头，大概我还不足以胜任咱们这次对谈的任务吧。张老师你走黄河那时，我刚刚调进《山西文学》，三十岁出头，如今快到半百年纪了。感叹人生易老，却也庆幸自己日新日进，有点进步。
张：当时，你对河曲本土的熟悉、你和当地老乡的那种融洽关系，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当然，我和老乡们的那种几乎是天生的见面熟，那种即刻打成一片的功夫，至少与你有得一比。
在墙头镇渡口，与船工聊天；进墙头镇，和小媳妇调侃；在你们护城楼，和菜地里劳作的大嫂拉家常；到北京插队生老四家里，和他女人扯闲篇。许多景象历历如在目前。
单是一个插队生的话题，就令人感慨万端。
后来他们的反思则又至少出现了两种偏差：一种是冻死不下驴，喊叫“青春无悔”；一种是过分看重个人遭际，缺少共担了民族苦难的起码认识。
我格外想说的是：我们的乡野，我们的农民，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那样的博大情怀，释放出那样的大善大爱，义无反顾地肩起呵护这些不幸的孩子们的责任。
从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六二压运动、“文革”驱赶牛鬼蛇神下乡运动，几乎数不清的运动，有多少落难者被扔到我们的乡野农村啊！农村已然凋敝不堪、农民已然穷困至极，博大的乡野却概无例外地收留包容接纳了那些生灵。什么叫“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我说的这个就是。
——北京插队的一名知青，在护城楼村成家落户，变成了牧羊人老四，过成了美满的一家人。老四的女人，雍容富态。记得我当时几分调侃道：“插队生他看上咱河曲的漂亮姑娘了嘛！”那女人竟是认真来回答：“咱就看见人家可怜的不行嘛！”“你们咋不一块回北京？”那女人这样讲：“他们北京，那地方就逼仄得不能嘛！”
认为咱们山野宽敞，大城市逼仄，这女人随便言谈中透露出的眼界，非同一般。
记得牧羊人老四大名靳增佑，他的河曲妻子叫个胡银娥。
鲁：说起这个，我特别感慨。
举一个例子，“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造反派挺进五台山，要横扫封建迷信，实际是要进山劫掠毁坏庙宇。五台县的民众尽管也有“文革”派系，这时以村为单位，组织青壮沿路设岗，坚决阻止红卫兵进山。最后演变成一场武斗。现在有人研究“文革”，说起1968年的武斗，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红联站，红总站，我生的也晚，对“文革”这段历史至今是一锅糨糊。其中有人说五台县当初的武斗，也是什么组织与什么组织的对抗。我认为那其实就是农民与外来红卫兵的对抗，是乡民与劫匪的相持。要说五台山庙产与农民们有什么关系？但在“文革”那样的疯狂年代，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动员起来自发保护佛教圣地。
维系两千多年农耕文化的乡村社会，一方面认同并尊崇儒学传统，一方面在内部演绎着自己理解的一套忠义千秋理念，是所谓“心里有谱”。
张：通行全国几十年的中小学课本，对所谓农民起义鼓吹备至。对于杀人如同割草、诛神拆庙、摊坟灭墓的种种恐怖行径，不加任何一点理性批判，一概给予极力歌赞。
就你上述例子来说，从现象上看，诛神拆庙的是农民，护卫文物的也是农民，稍作根究，我们能得出非常有益的结论。说到底还是统治者，执权力之牛耳，究竟对民众如何引导的问题。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一再歌赞“论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鼓励人们上山入伙当强盗，还能有什么结果？历次政治运动，完全抛开法制，到“文化大革命”，干脆鼓励造反有理，红卫兵造反派除了变成暴民能是什么样子？
好在除了社会失范期，中国历史的常态是广大乡野的长治久安。这样的乡村社会，才是我们“礼失求诸野”的家乡故园。
“祝家庄”和谐自恰，并不总是被强盗来三打；扈三娘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并不总会被俘获然后组织分配给矮脚虎。
乡野的大善胸襟
鲁：和谐自恰的乡野，并且总是容留落难者，这样的大善胸襟也令人感慨。
张：容我插言一句。梁山人马攻打祝家庄，陷入盘陀路，其中有个细节，石秀扮成打柴汉子，是一位钟离老人心生恻隐给伪装探路的石秀指明了路径。大概多少读书人都不会特别注意这个细节。那位老人心地多么善良啊，救人急难，那体现的是一点普世价值。祝家庄暴露了盘陀路的秘密，后来被攻破，有李逵的板斧杀人“排头儿砍去”，钟离老人的善举就具备了一点悲剧性。然而，我们的乡野，九死无诲，不弃大善。
鲁：我前面说过，从1957年“反右派”开始，我们河曲县境内陆续接纳了几百名“右派”和出身不好的大学生，他们到来之后，无一例外被安排到学校教书。其间，也有从外地发配回来的大干部，大干部回到根据地，老百姓照样是给予善待。老百姓说，咱晋绥老区，从四零年“整风”，到四七年“土改”，甚的起起落落没见过？好好待着，过几天就一风吹呀！县里给找好房子安置，找轻闲营生去做，生怕这些下放干部受了罪。谁都不能否认，这里面确实有一种民间的温情大善，与冷冰冰的政治绞杀形成强烈对比。
“文革”中知青下乡那一茬人，当年都是十六七岁的学生娃娃。包括打“右派”，下放干部，推卸责任，加之政治迫害，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和学业。但现在有些人，一说起当年的落难经历，苦大仇深，一副与全世界为敌，天下人皆负于我的样子，见谁骂谁。我特别不理解，也不能认同。你落难是一回事，你到哪里落难又是一回事。况且，知青们落难之际，正是“文革”全民落难之时。农民在灾荒年景，拉棍子去讨吃要饭还得开介绍信。那是什么光景？几亿农民的落难，谁又替他们呐喊叫屈呢？
张：这就又回到我们已经找到的那个问题的根本。城乡二元体制，对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付出重大代价的中国农村和广大农民，不是予以报答和补偿，而是变本加厉的歧视与剥夺。这样的政策一以贯之，许多城里人，包括落难知青，难免昧于一种思维定势：农村原本就那样；农民本来就该倒霉。几亿人的失语，被漠视、无视、歧视，这个说来就太惨了，太没有天理了。
当然，农民不会怪怨知青孩子们。我们也大可不必过分谴责曾经的孩子。责任不在他们。
况且，对于博大的乡野，呵护那些落难者，那几乎就是一种本能。那就是华夏文明本身的自然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