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为了弥补《拂晓前的葬礼》的某些缺憾，同时出现的《秋天的思索》把重心放到人的觉醒上，这就把反封建的主题向前推进了。这部田园诗和政治意味巧妙溶合的作品，发表后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也许是因为它独特得有点近乎生僻，以至使得不真正了解农村真情的读者感到陌生。我们的许多作品表现农民旧土地观念的解体、表现家庭关系的戏剧性变化、表现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向往、表现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表现农民追溯历史和寻找自我、表现经济起飞、表现人格化的大自然，固然都是源于当代农村生活，但是张炜的描写封建性权力崇拜的变异和农村思考者的惊醒、抗争，同样也是源于农村生活的真实。不过，这是一种有时令人不敢正视的痛苦的真实罢了。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小说将会被重新镀上思想的光彩。在这里，田家祥又在一个名叫王三江的人身上“还魂”了。他象田家祥一样被撵下了台，但他善变，由专横变得伪善，借助他昔日权力的余威，借助他的熟门热路，--各种供养他的社会关系，成为“承包”的带头人。他给农民带来一定好处，农民便重新默认了他的权威。品质毕竟不如利益更实在。于是，他的四周依然有保镖，有笑脸，有阿谀，有贿赂，葡萄园的收入源源不断换入他的私囊，但容易满足的农民仍然敬畏他。小说在揭露封建主义幽灵的顽固性和变异性上有新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今天农村生活严峻乃至严酷的一面，但作品未能深刻地透视它，尤其是没有充分揭示它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破坏性的经济实质。
然而，值得刮目相看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了一个似乎捉摸不透的农村青年“老得”。与他相比，《拂晓前的葬礼》中的田永顺就未免过于观念化了。“老得”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新人应该具备的强健体魄、滔滔雄辨、果断意志，敢作敢为的声势；他是那样弱小，那样内向和郁闷。他不过是葡萄园里的守园人，走起路来扭动着水蛇腰，被王三江斥为“一个古怪的东西”。他的气质是感伤的，有时还要写几句歪诗。王三江逼走了善良的铁头叔，辱骂孤儿小来，给他很深的刺激，激起他的仇恨。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铁头叔冒着雨走了/王三江这人太凶/茅屋里挂着他崭新的蓑衣/茅屋里只剩下我和大青。”伸张正义的烈火烧灼着他，他整天神思恍惚地思考着人们为何怕王三江，他自己为何在梦中也惧怕王三江的“原理”。他也曾采取“怒目主义”，鼓足勇气抗争，甚至还了手。可是，由于力量的悬殊，由于村民们并不理解他，他只能寂寞。寂寞地守着他的猎枪和猎狗，还有他的伙伴小来，直到最后出走。
站在我们面前的农村青年“老得”，究竟是强大的还是孱弱的，是先进的还是守旧的？他的痛苦的精神探索历程究竟包含着什么意味？在我看，他恰恰是个比他周围的群众更清醒的暂时的孤独者。他喊出了力图彻底挣断封建主义精神脐带，要求自由平等的觉醒的呼声。读者不禁要问：这种性质的呼声，不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由中国知识分子呼喊过吗？子君就发出过“我是我自己的”呼叫。况且，投身民主革命战争的农民、土改中的农民，合作化时期的农民，他们不是早就觉醒了吗？是的，问题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我们的确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伟大的革命，但是我们的国家是拖着很长的封建主义辫子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意识来不及彻底清扫，奥吉亚斯牛圈的肮脏并未根除，也没有在制度上予以有力的扼制，它便深深地渗透在生活中和人们的头脑中，禁锢着、压抑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这难道不是一再被证实了的事实吗？“老得”的人的觉醒的呼声尽管迟到了，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毕竟不算“迟到”。在小生产意识的渊薮--农村里，季节的转换总是比敏感的知识分子居住的地方要晚些。我曾在一篇评论《秋天的思索》的文章中称“老得”是“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我至今认为这个借喻是恰当的。这不但是指老得的犹豫和苦闷，行动之前的颤栗与哈姆雷特那种“巨人的雄心与婴儿的意志”（别林斯基评哈姆雷特语）十分相象，也不是指老得的爱上王三江的女儿小雨与哈姆雷特的“俄狄浦斯情结”又有什么微妙联系，而是指他的愤世嫉俗、正义感、良心和对不平等现象的个人主义思考方式，感染着人文主义的气息。我们看看这段哈姆雷特的台词，“谁甘心忍受人世的鞭挞嘲弄，让恶霸欺凌，受豪门白眼，忍受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拿它与上面“老得”的诗和“老得”锒铛入狱的遭遇对照，不是颇有点一脉相通的味道吗？读者一定会感到惊怪：你怎么可以拿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王子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葡萄园的“老得”比较？我看，这样比较也许正能揭开小说的意蕴。诚然，如上所述，我们的农民不断觉醒过，但是，假如我们不是从社会条件的意义上，而是从历史哲学和人类思想发展史的意义上加以比较，难道能够否认“老得”的思想水平相近于人文主义和稍后的启蒙运动的反封建水平吗？要知道，那样较为彻底的反封建水平并不象我们曾经讥笑得那么低。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承认，尽管从封建的宗法观念、神权思想、现代迷信下解放出来不代表最先进的思想水平，但我们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还是不得不补上这一课。小说《河魂》里的农村新女性最喜爱的读物是《嘉尔曼》，这是否也能说明一种思想特点。当然，这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补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呼唤新人，而农村题材小说中又总是出现“老人”--新旧交替时期的老农民形象很多的原因吧。不过，农村新人终于在抛开历史精神重担慢慢崭露头角，“老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不是概念的化身，而是独特的个性。
历史毕竟不可能重走一遭，八十年代经济起飞的中国农村也毕竟不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代，谁要那样理解不免胶柱鼓瑟。因而我们有理由对《秋天的思索》提出这样的批评：仅仅把王三江看成一只凶恶的“大乌鸦”是不够深刻的，也未能解释他重新恩威并施、大饱私囊的真正原因何在，他怎样在实际上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样，老得仅仅表现出正义和良心也是不够的，他仅凭从老一代农民那里获得的传统美德也是无法战胜对手的，他的觉醒只有溶汇了当代意识，体现了新的生产力要求，才是称职的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新人代表。于是，我们又不得不焦灼地等待作家新的突破。
《秋天的愤怒》就是以思想上的突破见长的作品，它的艺术格调则保留着张炜一贯的有浓度有情致的叙述方式。在这里，环境从葡萄园搬到了烟田，对垒的双方则是青年先进专业户主李芒和他的岳父、大队书记肖万昌。从“田永顺--老得--李芒”和“田家祥--王三江--肖万昌”的形象演变中，我们看到作家思想的钻头一直向前探索，这些作品开辟了独特地艺术地认识中国农村现状的新角度，向着中国社会结构某些隐秘禁地掘进。
我之所以给《秋天的愤怒》较高的评价，是自有其深刻原因的。这部小说有一种严历的沉重的风格，在阅读时不免枯燥些，它抛弃了一切轻松的装饰，写出了深层的真实，决不涂抹任何润滑剂。它第一次真正改变了觉醒者与潜在的封建残余势力的力量对比，它也写出了一个坚实的，在痛苦和思考中成熟起来的新人，于沉闷中显示出农村社会结构内部蜕变的最新信息。它是一部艰涩的、然而很有份量的作品。
在这里，作家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残余给农村经济变革带来的破坏性，达到了新的深入理解。肖万昌把自己裹藏得很严，表面上寡言罕语，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但他的残忍、凶狠是惊人的，一个“泥鳅拱豆腐”的细节，一个杀狗吃狗的细节，活画出他的阴暗灵魂。他的血管里流着田家祥的血，他早已离劳动群众而去。新的责任制本来可以打破他不劳而获的生活秩序（许多作品就是这么简单化处理的），但他立即靠与女婿李芒伙种烟田而骗取荣誉。他的危害性当然不在这里，他的生存手段当然也不止这些。他的根深深扎在社会土壤的病原体中。他可以通融公安局、他有打手--昔日的“民兵连长”，他能套购紧缺化肥，他还能操纵收购部门，这使他形成一种新的势头。过去他是“以权代法”，现在他是“以权代物”，他通过“物”继续扼制着农民的咽喉。且看他在化肥库前对农民群众的嘲弄和威胁，俨然是田家祥在村民大会上演讲的派头。问题是，憎恨他的农民何以又默认他的权威？这里就有个潜在的浮力，那便是权力崇拜的余波。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作为政治力量的要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仅仅表现出自己的那种生根于农村生活孤僻状况中的冷淡态度。广大居民群众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国会腐败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主义的有力支柱。”（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自然，这是恩格斯一个世纪之前说过的话，并不完全吻合今天的我国农民的状况，但是，这种“冷漠”并没有完全消失，特别是作为现实生活的颠倒、虚幻、头足倒置的映象的权力崇拜心理，实际上在帮助肖万昌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资本面对如此严厉的现实，我们怎能不期望着不但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不但在经济意识上，而且在政治意识上自我更新的人出现呢？
我们曾经慨叹当代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的出现之难。有很多人物，虽然也被称为“新人”，但那不是从“换血”、“换代”的高度上加以肯定的。有的人物更新生产手段，改良经营管理，在观念上符合新人的涵义，在实质上他们没有根柢，缺乏精神上漫长而痛苦的蜕变。近年来，贾平凹、周克芹、郑义、矫健等人的小说，都提供了一些农村新的形象，这些人物自有其宝贵价值。但是，坦率地说，在经历精神痛苦的程度上，似乎都不及张炜笔下的李芒。
李芒之“新”，在于完成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蜕变过程。没有谁比他的政治处境更恶劣。就因为爷爷是“地主”，他被剥夺了读高中的权利，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剥夺。他被送到“大翻队”里强劳，随时有性命危险；他不断被传呼到侮辱性的会上受训。此时正值他与肖万昌的女儿恋爱。他们一起在宣传队演节目时他是“人”，他独自受训或到“大翻队”劳动时是“鬼”。苦涩的爱情只能在不幸中增添更大的不幸。他们不得不踏上逃亡的险途。他走的是一条心灵滴血的道路。我们不好拿他和《人生》中的高加林作比较。高加林不是新人，而是一个复杂人物。李芒与高加林一样受到坏干部的压制而出走。高加林避难就易，要走施展才智的捷径，丢弃了巧珍；李芒则与小织过着逃亡生活，避易就难，开矿、种烟，备尝艰辛。高明楼预感到高加林的威胁，但高加林并不与他正面交锋；肖万昌蔑视李芒，李芒却记住仇恨回来了。他对肖万昌的认识是在苦难中生成的刻骨的、透彻的认识。李芒一天天成熟起来，他成长到足以与肖万昌抗衡的地步。李芒的“新”还表现在他不象孤独的“老得”要紧靠住铁头叔这老一辈人的道德观念，他恰恰要告别老柳树--玉德爷爷的象征，坚决与肖万昌“分开”，也就是与传统的封建家族观念决裂。他广泛传授种烟技术，帮助穷困者，受到不觉悟群众的嘲弄也不灰心。最可贵的，是他超越个人仇恨，顽强地要弄清关押群众的房屋，墙壁上的血印子的来历，“傻女”致傻的原由，蓖麻林里的秘密，表现出要与封建残余势力韧性战斗的决心。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觉醒，已经体现出先进生产力在政治上的要求。这也是李芒高于某些人物的地方。
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到我们重点谈论的这三部作品，反映出反封建主题一波三折，不断深化的进程。它从伦理道德领域进入政治经济领域，从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到对它的“中介”人本身的批判，它不但探究历史之谜，而且探究封建主义幽灵在现实经济改革中的没落命运。这一重要主题还没有走完它的行程，它对深刻表现当代生活的矛盾冲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与它相依存的是人的发现和人的觉醒，它们是一组对立消长的矛盾关系。在封建主义衰落的地方，人的太阳便高高升起。但是，反封建主题的推衍和人的觉醒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知道，由于问题本身的原因，这篇文章的政治意味是太浓了些，恐怕难辞“社会学批评”之讥。然而，这种探讨又是不无益处的。因为，研讨文学主题及其历史变化，过去是，今后大约也还是我们许多方法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1985年12月写于京郊
